良善的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划分，可以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平衡财政城乡差距，增进全民福祉，进而提升整体社会福利。但在台湾，长久以来的中央财政集权，却仍然停留在威权时代，甚至在废省后，进入更高的境地。

为因应省改制为非地方自治团体，《地方制度法》于民国88年公布施行，同时，在财源面向，《财政收支划分法》亦有配套的大幅度修法。然《地制法》施行至今，已有14次修正，确立了目前「六都十六县市」的地方行政体系，但《财划法》却仍然停滞于废省后的「两直辖市二十二县市」的时空；昏迷指数—3分：对于刺激无任何反应。

地方首长与民代，不分蓝绿，对于扩大地方财源的企盼，殷殷切切、望眼欲穿，学界对于落实财政分权的忠告，句句恳切、声声啼血。但25年来，历经陈水扁、马英九与蔡英文三任总统，每位整整八年的任期，听任各界时而凄怆感发、时而呼号挞伐，不曾中断的呼吁，陷入重度昏迷的《财划法》纹丝不动。

说一个财政圈内人会很懂的笑话：

问：「有什么比证所税的复征更难？」

答：「修财划法！」

笑著笑著就哭了；连被喻为「没有课征可能」的证所税，都曾经于102至104年间复征，为何《财划法》的修正，竟然比证所税的复征更难？

首先，财政中央集权是中央控制地方的工具。《财划法》为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收支划分、调剂及分类之基本规范；在既有规定下，主要税收划归国税，绝大多数的「鱼与面包」，都进到中央的篮子里，纵有部分遗漏或溢出，但地方政府绝对无法以其为继。

在另一方面，透过不需经立法院审议通过、可以自行修订公布的《中央统筹分配税款分配办法》与《中央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补助办法》，中央更是进而掌控了鱼与面包的分配权力。统筹分配税款与补助款，分分毫毫尽为民脂民膏，但却沦为中央箝制地方的工具；两款有时是「胡萝卜」、有时又是「棒子」，地方政府为求生存，必然服膺中央，唯诺是从。

其次，《财划法》的修法，涉及地方政府间财源的重新分配，注定吃力而不讨好。经济学有「柏瑞图最适」（Pareto optimal）准则，用以描述在资源配置达成效率的状态下，无法透过重新配置，在不牺牲经济体系中其他方福利的前提下，提升任何一方之福利；换言之，任何一方福利增加，势必造成其他方福利的减少。

按此，以「饼」来比喻划定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则不论如何分饼，采齐头式在所有地方政府间平分、亦或是极端地将所有的饼给单一地方政府，都是达到了「柏瑞图最适」配置。修法重新分配地方政府财源，任何一地多分，固然窃喜，却未必感谢中央，但其他地方少分，必然苦恼，心怀怨怼；修法，何苦来哉？

最后，虽然「分饼问题」不会有众人皆满意的答案，但应「把饼作大」的原则，绝对是地方间的共识；一旦进行修法，中央势必要打开荷包，加码地方财政资源。

近年来，虽然中央税收连年超征，在收入面颇有斩获，但由于特别预算浮滥，债务仍然与年俱增。根据国债钟最新资讯，中央政府1年以上债务未偿余额达5.99兆元，创下历史新高。因此，在国库羞涩，修法将失去财源的情形下，中央要另辟财源，以满足其施政所需，谈何容易？

执政目的在掌握权力，分配的权力就是掌控的权力；修《财划法》放弃权力，是自相矛盾。既有地方财政资源分配现况，是长期政治运作的「均衡」，修《财划法》重新分配，有如自捅马蜂窝，无法避免蜂群的反螫。修《财划法》必须填补「把饼作大」失去的中央财源，不论是增税或另辟财源，必然招致民怨，不利统治与连任。有哪个笨蛋总统会修《财划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