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的一大趋势是产业链加速重构，中国部分产业正在主动或被动地向东南亚、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转移，但同时也带动了中国新产业的成长和崛起。如何看待这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外贸、投资、就业有何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及影响
在“华盛顿共识”指引下，秉持“市场化”、““全球化”和“效率优先”原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充分挖掘各国比较优势，跨国跨地区布局生产，建立更细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寻求资本回报利益最大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从纺织品开始到机械设备，再到电子通讯，和新能源和芯片，一步一步作为全球化产业精细分工体系的最重要一环之一。
然而，近年来安全开始逐步取代效率，全球产业链进入调整、重构期。从特朗普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到疫情冲击，再到现在的中美“脱钩断链”风险，美国以实施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和培育替代中国的东南亚、印度和墨西哥生产基地，构建“中国+1”的产业链体系，摆脱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过度依赖，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核心原因。
从结果来看，产业链去全球化似乎并没有明显成果。中国还是保持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在全球的贸易份额仍然稳定。此外，近期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报告指出，产业链去全球化的趋势尚未明显体现，但产业链长度明显延长，原因是中国供应商和美国客户之间增加了中间企业，很多亚洲国家变成了中美贸易的“中间商”，间接贸易明显增多。因此，中国与美国的直接贸易量在下降，与东南亚、墨西哥等“中间商”国家的贸易量在增长。据BIS测算，2021-2023年，中国企业直接的美国客户占比下降了约10%，但中国商品还是通过越南、墨西哥等“中间商”流向了美国。
尽管如此，虽然从全球的角度看，全球产业链重构进展并不快，但对中国的贸易，投资结构都已经造成深刻的影响。过去几年，随着半导体与电子等部分高端产业向美欧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回流，轻工纺织、原材料加工等部分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贸易、投资结构也在缓慢但确定性的发生了调整，尤其对中国经济。
从贸易份额上看，中国从美国第一大进口地降至第三大进口地。美国进口自中国的商品份额从2019年18.1%快速下降至2023年的13.9%（下降4.1个百分点），下降份额由东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填补（分别上升了1.8、1.1和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也明显下降，而对东盟、拉美、俄罗斯、非洲的出口份额显著提升。
从产品纬度看，2019 至 2023 年5 月，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的份额普遍下滑且变化剧烈，多数产品下降30%以上。其中，矿产品、皮革制品、木材制品、珠宝制品、艺术品下降50%以上。
从承接地看，欧盟、印度承接中国轻工纺织类行业的速度有所加快，北美地区承接塑料橡胶、金属制品、玻璃陶瓷等产品大幅提升，东盟在继续承接中国轻工纺织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开始承接机械器具、仪器仪表产业链。
在投资领域，从“引进来”看，中国利用外资大幅下滑。外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值仅为427亿美元，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股权投资净流入717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新低。商务部数据也显示，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金额1633亿美元，同比下降13.7%，创1984年以来最大降幅。
从投资的“走出去”看，中资企业在加速布局东南亚，尤其是越南。2017年以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显著上升。2022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高达186.5亿美元，为近20年来次高水平。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工业基础和配套薄弱，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厂房建造和机器采购上升，制造业投资规模占比从2016年34.5%提升至2022年的44%。
越南成为外商投资热土。中美贸易和新冠疫情强化了外商投资持续流入越南的趋势，2023年越南FDI注册资本为18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日本长期成为越南第一大官方发展援助国和基建投资国，其中港口、铁路和公用事业不乏日本投资身影；韩国在越投资大多围绕电子产业，其中三星对越投资总额达224亿美元，并计划每年追加投资约10亿美元；中国诸多制造业企业也将越南作为躲避美国关税、转移生产的首选目的地。
墨西哥成为“近岸外包”的主要受益者。2021年、2022年墨西哥FDI的注册资本同比增长连续高达11%，2023年FDI为360亿美元，仍处历史较高水平。随着美加墨自贸协定的实施推进，美国与墨西哥的联动性不断在增强。2023年墨西哥出口中美国的份额达到82.4%,较2022年78%进一步提高。美国消费不断超预期也带动2023年墨西哥出口增速（2.6%），远高于全球出口增速（-4.6%）。美国也成为墨西哥FDI流入的最大来源国，2023年美国在墨西哥FDI占比39.9%。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挑战
第一，全球产业链从“去全球化”转为“去中国化”趋势日益显现。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面临“高端产业被卡，低端产业被挖”的双向压力。一方面，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积极推行高端制造业回流，尤其是半导体、清洁能源、制药等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业。
同时，欧美客户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国以外生产的产品，使得中国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跨国企业采取“中国+N”战略转移生产基地。例如，以三星和苹果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加速将其手机业务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 带动立讯精密、富士康、和硕等供应商和配套工厂迁移。
另一方面，除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廉等优势，越南、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还致力打造引资、产业补贴洼地，大幅减免外资企业所得税，并给予减税、进口设备免税和出口免增值税等优惠，吸引纺织、鞋帽、皮革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向其转移。
第二，中国“产业空心化”风险值得警惕。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回落。2006年，中国制造业占比达到32.5%的峰值，随后5年在高位徘徊，2011年起逐年降低，2020年降至26.3%，9年时间大幅下降了5.8个百分点。尽管2022年这一比重回升至27.7%，但仍处于多年低位。
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在同样发展阶段相比，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时间更早、速度更快，幅度亦较大，这可能会引发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美国制裁措施对国内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目前美国仍对约3600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部分企业为规避关税而转移生产基地。拜登政府上台后，倡议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拉拢日本、韩国、荷兰等国家加强半导体设备材料出口管制，推行《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升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加严对华投资限制，严重阻碍了中国半导体等产业发展。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扬言，如果赢得2024大选，将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至少60%的关税，以及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征收100%的进口关税。倘若特朗普上台并“兑现承诺”，中美经贸关系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大量中国产业会因规避关税而被迫离开中国，中间品贸易也会受到一定冲击。
三、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中国应对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冲击，但中国也具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如超大规模的终端消费市场、配套完备的产业体系、良好的国际物流基础等，对全球跨国企业依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跨国公司采取“中国+N”战略和打造平行供应链体系本就说明跨国公司无法离开或排除中国。同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效果也因为国内的高成本和政策制约有待进一步观察。
笔者认为，中国在应对“围堵”和“排挤”，减少产业链“去中国化”的不利影响，还是有很大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的，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
一是大力发展制造业中间品贸易，支撑贸易持续高速发展。制造业过程中的中间品，不像最终商品容易受关注，而且出口对象是对方的制造企业，贸易保护措施相对较小。2023年，中国出口中间品11.24万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7.3%，中间品对外贸增量的贡献接近六成。从国际经验看，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在贸易高速发展时期，中间品贸易的出口占比通常为65%-75%。相较而言，中国的中间品出口还在快速发展，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二是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全球产业竞争新优势。当前，中国贸易伙伴日趋多元，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持续提升，部分产业已由以往的“跟随发展”模式向“领跑创新”模式转变，正逐步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国际市场份额大幅领先，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三大产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接下来，大力支持和引导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新能源、船舶工业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是巩固强化外资吸引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多年来外资企业为中国带来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产业升级。2012年至2022年，外资企业平均为中国贡献了22.5%的工业增加值、16%的税收、38.7%的进出口、20.7%的研发投入和接近10%的城镇就业岗位。接下来，要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内外资一致原则，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外资企业可与中国企业加强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