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爆发校园抗议。学生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要求学校从支持以色列的公司“撤资”（divest）。抗议很快延烧到美国东西两岸，迄今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校园抗议遇上大选年，无疑会给拜登和特朗普的再次对决平添变数。

历史与现状

二战后，美国经历过三次大的校园抗议：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19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抗议，以及这次反对以色列加沙行动的抗议。

上述校园抗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因美国外交失策或失道而起；因此也都可以看作是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挑战在其国内政治生态中的反映。

当然，三次运动也有着显著的不同。从规模上看，当前的抗议活动涉及4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约140所高校爆发抗议示威——总体而言，远远不如半个多世纪前的反越战运动，那时全美至少有900所大学和中学卷入抗议，学生罢课，逾450所大学和中学的校园被关闭，涉事学生超过400万人。

从政府的弹压看，当年为了对付反战学生，美国近20个州动用了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1970年5月4日，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开枪打死4名示威学生，打伤9人。相应地，学生的抗议也趋于暴力，一些学校最初的和平抗议演变成骚乱，示威学生放火焚烧了近30个预备役军官训练中心。

而本轮校园示威迄今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示威学生基本遵守了“非暴力”原则，他们在校园搭建临时营地，占领了一些教学楼、图书馆等，造成一些破坏，但并未使用任何武器。在一些地方，警察进入校园执行清场任务，过程中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还使用了皮子弹和烟雾弹等，但尚不至于闹出人命。

从学生的诉求看，本轮校园抗议更接近于1980年代的反种族隔离抗议。当时，示威学生要求校方从支持南非种族隔离的公司撤资，并断绝关系；现在，学生们提的要求也差不多，例如哥大学生要求学校终止与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并从中牟利的公司的合作，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等。

从结果看，前两次“校园叛变”都取得了成功：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反越战校园抗议与全美反战浪潮汇合在一起，加速了华盛顿与北越停战的进程，1973年最后一批美军撤出越南；1980年代美国校园爆发反种族隔离示威后，许多大学终止了与南非当局有牵连的公司的合作，国会则在1986年通过了“全面反种族隔离法”，对南非采取经济制裁。

相比之下，这一轮校园抗议实现目标的难度要大得多。根本的原因在于，支持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国策，不会因为青年学生的示威压力就做出改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亲以色列势力在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强大存在，例如全美有30多个州立法禁止政府与任何抵制、制裁以色列或从以色列撤资的公司发生商业往来。

此外，关于巴以冲突，美国社会并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大学内部也处于分裂状态——一些大学的管理层不满学生在校内搭建临时营地，主动要求警方介入，驱散示威学生；学生之间也分化成若干阵营，不少校园还出现了亲巴勒斯坦群体与亲以色列群体对峙甚至冲突的情况。

目前看来，本轮校园抗议发展成反越战级别的全国性运动的可能性不大。除上面已经提到的结构性因素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并不直接影响美国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他们挺身而出完全是出于道义的原因。而反越战就不一样了，当时的年轻人面临应征入伍的问题，而一旦参军就很有可能被派往越南战场，对他们来说，能否结束战争是关乎生死的最重要的事，没有之一。

另外，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没有形成支持或是同情示威学生的大环境。一直以来，美国社会，尤其是右翼势力，对校园抗议总体上持保守看法，甚至认为学生是“麻烦的制造者”。即便当年的反越战示威也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支持，甚至在国民警卫队射杀学生的“肯特屠杀”后，认为错在学生的美国人仍然占据多数。

本轮校园抗议爆发后，学生们则很快被贴上了“反犹”的标签，更有舆论指责他们破坏了公共秩序。不少保守派政治人物，如特朗普，力主铁腕镇压学生抗议，称“看到（警察强行驱散哥大示威学生）真是太美妙了”。

校园抗议与大选

当校园抗议遇到大选年，会发生什么呢？

196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不再寻求连任。三年前，当他把首批地面部队送上越南战场时，并没有想过会因此断送了连任的机会。在势成燎原的反战示威中赢得1968年大选的，是承诺结束战争的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

今年大选出现这种戏剧化场面的概率不大。但延宕不绝的学生抗议对选情的影响仍不可小觑。毕竟，在今年这样势均力敌的对决中，任何变数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乃至带来不同的结果。

在上一篇专栏里，我们谈到近期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有所回升，到4月中旬已经与特朗普基本持平。但那之后，变数出现了——随着校园抗议快速蔓延并引发混乱，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再次领先，多数受访者认为这位前总统在任内干得比拜登好。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如果校园抗议久拖不决，对拜登的选情极为不利。倒不是说反对拜登亲以政策的学生们会转投特朗普的票——他们大概没有人会投特朗普的票，而是说校园抗议造成了民主党及其选民的进一步分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共和党内因堕胎问题引发的裂痕。

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民主党选民对学生抗议的态度大相径庭:30%支持示威者，39%支持学生的诉求但反对他们的做法，20%反对学生抗议。而共和党选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高度统一： 78%反对学生示威，9%支持学生的诉求但反对他们的做法，只有5%支持示威。

这一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那么越来越多的民主党选民可能会选择“弃选”。对此，民主党领导层颇感焦虑，但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既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又要防止加沙出现人道危机；既要稳住激进的年轻选民，又要笼络反感混乱的中间选民；既要谨慎地维持中道，又要避开共和党对其“骑墙主义”的嘲弄和攻击。或许，这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一开始，拜登及其团队选择了沉默，希望学生抗议不多时就会自生自灭。但形势比人强，5月2日他不得不就此发表全国讲话。毫无意外，这位温和乏味的总统试图一碗水端平：既承认学生有抗议的权利，又强调他们没有制造混乱的权利；坚持对以政策“不变”，谴责抗议中出现的“反犹”声音，同时又认为没有必要出动国民警卫队。

这种希望两头不得罪的表态，结果往往是两头都不买账。著名左翼领导人伯尼·桑德斯批评拜登政府的亲以色列政策，认为这会疏远年轻选民，如果冥顽不化，加沙很可能会成为“拜登的越南”。毕竟，四年前是这些年轻人，通过五十年来最高的投票率，帮助拜登打开了白宫之门。与此同时，也有民主党议员主张尽快恢复校园秩序，因为局面越是混乱，“（公众）越是会趋向保守的一面”。

目前美国大学已临近期末。拜登及其团队当然希望放假了，学生们都收拾行囊打道回府，校园抗议也随之归于平静。如果以色列能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避免更多的平民伤亡，则更好，这样一来，民主党方面就可以把选战的焦点重新转移到他们擅长的议题上来，比如保护女性的堕胎权。

但事情也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现如今，一方面，以色列继续推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且没有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打算。这当然会刺激美国年轻的抗议者，给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另一方面，校园示威蔓延到欧洲，荷兰、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都出现了亲巴勒斯坦的学生静坐、游行、扎营、占领学校建筑等示威行动，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校园形成呼应和共振。

今年8月，民主党将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拜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分析认为，如果到那时候校园抗议仍然不消停，就很可能会成为压倒拜登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局面无疑会让人想起1968年的林登·约翰逊，3月31日，在一篇题为“限制越南战争的步骤”的全国讲话的最后，约翰逊黯然宣布：“我不再寻求、也不会接受我们党（民主党）提名我作为候选人竞选连任。”对拜登来说，哪怕只是让人联想起那一幕，也足够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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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伟系澳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至敏系美国瓦尔波莱索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