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下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弟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邓太后对邓氏子弟的爱护，集中在“近亲子弟”身上，疏远者不在此列。有意思的是，她对刘氏宗室子女的爱护，同样有差别。

汉章帝育有八子，分别为清河王庆，和帝，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千乘王伉，平春王全，城阳王淑，广宗王万岁。到元初六年时，千乘、清河、济北、河间四王均有后代在世。但是，邓太后却只征召济北、河间二王的子女入京。

千乘王的情况比较特殊。千乘王伉及其子宠“父子薨于京师，皆葬洛阳。子鸿嗣，安帝崩，始就国”。既然刘鸿在安帝崩后“始就国”，且此前的千乘王父子都葬在京师，则刘伉、刘宠、刘鸿三人似均未就国，一直住在洛阳，邓太后自然不用征召他们。至于清河王这边，次子祜已被立为安帝。至元初六年时，其二子虎威、常保早已亡故，但延平继嗣为王，仍然在世。此外，清河王庆尚有数位女儿，其中不乏年幼者。那么，邓太后为何不将清河王的后代征召至京呢？

这要从安帝即位之事说起。元兴元年（105）冬十二月，和帝崩。和帝留有二子，长子胜，次子隆，均非邓太后所生。邓太后择立少子刘隆，是为殇帝。邓太后临朝称制。延平元年（106年），刘胜被封为平原王。邓太后舍胜而立隆，一则“以皇子胜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庙”，再则“贪殇帝孩抱”，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朝政。后者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延平元年八月，殇帝夭折。臣僚们以为刘胜的疾病并不严重，于是纷纷属意于他。不过，既然此前抛弃了刘胜，此时若再行立之，恐怕会引起他的怨恨，邓太后不能再作此想。而且，她对刘隆能支撑多久，起初心里并无把握，故而预先作了准备。当殇帝即位之初，和帝的三位兄弟清河、济北、河间三王各自回到封国，邓太后把清河王的长子祜留在京师，“欲为储副”。未几殇帝崩，邓太后与其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以十二岁的刘祜为和帝之嗣，是为安帝。

刘祜被立为帝，并不是偶然的。据说他居清河邸舍时，舍中曾有神异之象，且年少好学，为和帝所称。这大概已使刘祜占据一定的优势。不过，最重要的因素则是“清河王子年少，号精耳[聪]”，聪敏固然重要，年少更重要。这样一来，邓太后可以继续控制朝政。

邓太后是东汉有名的贤主，被时人称为汉之“文母”。然而，太后临朝毕竟是皇帝幼弱时的非常之举，事属权宜。永初三年（109年），刘祜十五岁。此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意味着安帝可以亲政视朝。郎中杜根、成翊世即上书请求太后归政。这触犯了忌讳，惹得邓太后大怒，于是“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杜根幸为人所救，得以逃生，成翊世则坐抵罪。

邓太后为了能够专权，对安帝也颇为笼络。延平元年十月，清河王庆薨，邓太后“赐龙旂九旒，虎贲百人，仪比东海恭王”。李贤注云：“旂有九旒，天子制也。”可谓备极哀荣。次年，邓太后又“分清河为二国，封庆少子常保为广川王，子女十一人皆为乡公主”，对刘庆的儿女们同样照拂有加。及至永初三年，庆嗣子虎威薨，无子。邓太后又立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以奉其祀。此外，邓太后以族孙邓褒尚安帝之妹舞阴公主，以弟邓弘为安帝授读《尚书》，以安帝皇后阎氏戚属为邓弘之妻，这些都是邓太后拉近与安帝距离的手段。

然而，邓太后与安帝之间还是产生了嫌隙。《后汉纪·孝安皇帝纪》云：“初，上少号聪明，故太后立之，后有不可意”，所谓“不可意”即不称意，表明邓太后对安帝已经心生不满。《后汉书·邓骘列传》说“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从安帝亲政以后的所作所为看，确实多有“不德”之举。不过，安帝与太后在归政问题上出现矛盾，可能才是后、帝之间产生嫌隙的关键所在。安帝成年以来，对于亲政的愿望自然也更为强烈。对于邓太后的专权，他可能也心存不平。安帝身边的亲近之人，如乳母、妻子、外家等，或许还会在其中推波助澜。如此以往，后、帝之间产生嫌隙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再看元初六年邓太后召济北、河间二王之子女入京，唯独弃清河王庆的后代于不顾，恐怕就与后、帝之间已生嫌隙大有关系。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如果联系到元初年间宫廷内的废立传闻，则邓太后征召济北、河间二王之子女入京，似尚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安帝元初年间，宫中曾一度传闻安帝将被平原王刘得取代。《后汉书·孙程列传》记载：“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德（得），帝每忿惧。”邓太后临朝时，李闰、王圣等人经常对安帝说，太后之兄邓悝等人打算废他而立平原王刘得。这引起了安帝的忿恨与恐惧。《后汉书·邓骘列传》的说法略有不同：“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悝、弘、阊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得。”则废立之事乃由受罚之宫人揭发于太后崩殂之后。这两处记载并不矛盾。大概太后生前，废立之事就已在宫中私下流传，被小黄门李闰等人探知。及太后崩，安帝当政，众人已少有顾忌，受罚之宫人遂将此事公开。

宫中所传邓悝兄弟欲行废立之事，当非实情，确可称“谮”称“诬”。邓悝兄弟贵为外戚，权倾一时，但擅行废立乃悖逆不道之举，人臣岂敢轻易怀思。况且邓氏一门长期处于权力高层，饱经人事兴替，对于高处不胜寒的政治风险，自有深切的体会。观其平日深自畏惕，言行谦让恭谨，所谓“功成身退，让国逊位”，谅亦不敢出此。不过，废立非寻常小事。无端捏造废立传闻，关乎性命，似无人有此胆量。因此，李闰、王圣等人的说法，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安帝成年以来，对于亲政的愿望愈发强烈，由此引发与邓太后之间的矛盾，导致邓太后对安帝心生不满。在此情况下，邓太后打算废安帝而立平原王得，也是合乎情理的。

邓太后有废立之思，不免要征求邓氏兄弟的意见。因此，邓悝等人虽不敢擅行废立，但不代表他们不知情。这些情形被李闰等人探知，遂播弄于御前，引起安帝的忿恨与畏惧。最终，被推到前台的是邓悝兄弟，矛头指向的却是邓太后。碍于邓太后的身份，且此时已经崩殂，李闰、王圣等人只能将罪名归到邓悝兄弟的头上。这样的移花接木，乃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元初六年六月，处于废立传闻中心的平原王刘得亡故。恰在此年，邓太后征召济北、河间二王之子女至京。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明末清初的学者尤侗对此曾评论说：“（太后）既见安帝失德，后征济北、河间以备不虞，此其先识远矣”，洵为有见。太后征召济北、河间王子入京，就是为了废立作准备。可资类比的是，顺帝时皇后之父梁商被宦官诬陷，罪名正是“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可见皇帝在位时忽然征召诸王子进京，往往被认为是废立的前兆。因此，邓太后征召济北、河间二王子女入京，更深一层的用意，当是从中考察合适的帝位人选。既然如此，安帝本为清河王之子，则清河一系的延平不会在考虑之列，且刘庆的下一代只剩下女儿们，自然也不必征召。

这些王子征至京师后，宫内确实再度传闻有废立之事。此次卷入旋涡的，是河间王之子刘翼。《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云：“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邓太后征济北、河间王诸子诣京师，奇翼美仪容，故以为平原怀王后焉。留在京师。岁余，太后崩。安帝乳母王圣与中常侍江京等谮邓骘兄弟及翼，云与中大夫赵王谋图不轨，窥觎神器，怀大逆心。”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邓太后多有批评，说她“视天位如置棋，任其喜怒”，其表现之一便是“宠平原王翼，欲废帝而立之”。王氏所说，于史书确有以下线索可寻，一则，邓太后“奇翼美仪容”，说明她对刘翼特为留意；再则，刘翼被封为平原王，继刘胜之嗣。刘胜系和帝长子，本当继承帝位，却被封为平原王，嗣子刘得又是传闻要取代安帝之人。如此一来，平原王就成为最接近大统的位子；最后，及太后崩，王圣等人又称刘翼等人图谋不轨，觊觎帝位。这些迹象表明，在所征召的济北、河间二王诸子中，刘翼确曾是邓太后意中的帝位人选。

当然，邓太后终究没有废安帝而另立他人。废立乃动摇国本之举，牵涉太广，风险极大，“非常人所及”。能行此事者必为如霍光、董卓般强圉果毅之权臣，所废之帝亦须即位日浅，根基未深者，且必待谋诸宰执、咨诸群臣而后方可。邓太后究为女主，施政近于仁义，与霍、董之为人，终不可同日而语。她虽曾操纵过帝位人选，但与中途废立毕竟不同。其时安帝即位日久，法统已入人心，倘若邓太后擅行废立，恐会引起上下哗然，甚至可能激成大变。这个后果，邓太后不能不考虑在内。

而且，就在永宁元年（120年）的春季，河西的羌人与西域的车师后王先后兴兵作乱，好不容易才恢复平静的西北边疆，再度掀起波澜。这些外部的突发情况，同样会对邓太后的废立之思有所牵绊。

羌人世居河西，东汉以来陆续归降内迁。内迁的羌人被分散在诸多的郡县之中，“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时常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久而久之，他们必然要与政府或豪强产生矛盾，爆发冲突。时值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朝廷派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等地的羌人征西域，结果羌人在途中多有叛亡，“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不久，滇零羌在北地郡自称“天子”，并纠集武都、上郡等地羌人，“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抄三辅，断陇道”，朝廷对此竟无办法。直至元初二年（115年），负责征讨羌人的中郎将任尚接受虞诩的建议，利用骑兵与羌人征战，此举果然奏效。此后，邓遵等人率领南匈奴的骑兵，继续遵用此法，又派人刺杀羌人头领，于是羌人或遁或降，终于在元初五年（118）基本被瓦解。

就在次年，邓太后即征召济北、河间二王子女进京，考察继位人选，为废立作准备。显然，邓太后选择在这个时候重新考虑帝位的人选，其外部条件就是持续十余年的羌乱平定，西北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固。

就在邓太后犹豫不决之际，西北地区的羌人再度兴兵。永宁元年春三月，上郡的沈氐种羌寇略张掖，当煎种大蒙饥五等趁乱寇略金城，西北地区有再度陷入羌乱的风险。十余年的羌乱已经使得朝廷空虚，人民疲敝，现在羌人再度寇略郡县，是否会重新兵连祸结？作为帝国的当政者，邓太后不能不将这个可能性考虑在内。

西域此时也不平静。经过班超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东汉政府终于在西域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然而，继任西域都护任尚行事乖方，不能得到西域各国的支持。殇帝延平元年，西域各地起兵反对任尚，东汉政府改派段禧为都护，并且派兵前往平叛。次年即安帝永初元年，又派王弘率河西羌人增援，结果发生前述的大规模羌乱。此后，朝廷一方面忙于平定羌乱，无暇西顾，另一方面认为西域过于遥远，难以有效控制，干脆弃之不顾。于是北匈奴趁机役使西域诸国，不断骚扰汉帝国的西部边疆。

为了遏止边害，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行长史索班率领千余人屯兵伊吾，以招抚西域诸国。此举得到部分呼应，车师前王与鄯善王主动来降。数月之后，永宁元年三月，“车师后王叛，杀部司马”，一同遇害的还有索班。车师后王的此次行动，是在北匈奴的带领下实施的。这是北匈奴对东汉政府着手西域事务，分化西域诸国的回击。他们在杀害索班等人后，又东入敦煌等地，导致“河西大被其害”。假如北匈奴、车师再进一步，与羌人势力相联结，后果恐怕就难以逆料了。

这些突发情况不能不使邓太后放缓废立的脚步，必须对此再作慎重的考虑。西北地区的不靖，如果再伴随着庙堂的动荡，引起内忧外困的交臻，那时候就更加难以措置。于是我们看到，紧接着的下个月，即永宁元年的夏四月丙寅，皇子保被立为皇太子。

刘保被立为太子，意味着国本已经底定，和帝——安帝——太子保的统绪得以确立。两天后的己巳日，刘翼被封为平原王。君臣名分由此确定。安帝的地位，暂时稳固了。不过，邓太后仍将刘翼留在京师近一年之久，似乎还留有余地，令人遐思。

当然，邓太后最终并未废安帝而另立他人。建光元年（121年）三月，邓太后崩。安帝得以亲理政务。距离邓太后葬毕仅隔一日，安帝就追尊本生父母为孝德皇、孝德皇后，随后一举翦除邓氏宗族的势力，至五月丙申又“贬平原王翼为都乡侯”。这一切无不与此前的废立之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