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被迫宣布撤回减少使用农业农药和化肥的“绿色法案”，欧洲农民长久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该法案也为持续了两年多的争议画上了句号。

但是，尽管已经被迫妥协，但欧洲的政客们似乎并不打算放弃农业“去化学化”的目标，现在的妥协只是中场休息，他们正在寻找机会“与利益相关者一起提交一份内容更加成熟的新提案”。

然而，无论欧洲的政客们到底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其所思所想都注定难以成功，因为他们在违背最基础的常识和科学，欧洲政客的自杀行为应当令我们引以为鉴。

这个故事始于2020年5月，当时的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一项要在欧盟农业领域全面去化肥、去农药的“绿色法案”，以减轻农业给生态系统带来的负担，同时应对全球变暖。

欧盟委员会随后提议，与2015-2017年相比，到2030年欧盟农业中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要减少50%，化学肥料的使用量应减少20%，抗菌剂（包括牲畜和水产养殖用抗生素）的使用量要减少50%。同时，要引导或强制农民使用“植物预防和其他替代方法”解决虫害的问题，“仅在极端情况下”才能使用农药，此外，欧盟还计划在“敏感区域”（如城市绿地、自然保护区）完全禁止使用农药。

该法案还计划将有机农业（即不使用化肥、农药和杀虫剂，纯粹依靠粪便等自然肥料）的比例提高到25%，并将10%的农业用地转为池塘和树篱，以保护“高度的生物多样性。”

作为交换，欧盟承诺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在五年过渡期内向农民提供补偿。而作为化肥和农药的替代品，他们提出了开发“可持续替代品”和“精准农作物培育技术”的“行动计划”，但直到现在，这些“行动计划”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甚至连文本都没有做出来。

这些草案公布后，立即就在欧洲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从2022年夏天开始，事情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许多国家的农民走上街头抗议，个别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也开始出声反对这一倡议。截至2023年11月底，欧洲议会审议“绿色农业”提案时，只有207名欧洲议会议员支持这一提案，299人投了反对票。

但政客们并没有放弃，甚至还在承诺要继续力推该倡议。这一完全与经济实际相矛盾的表态，立即就如同点燃了火药桶一般，引发了更激烈的反应。

2023年，波兰、德国和法国农民的抗议活动就此起彼伏，而在今年，比利时、意大利、希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农民也加入了抗议行列。他们用了几乎一样的套路：用拖拉机封锁城市街道和高速公路，呼喊的口号也非常类似：抗议柴油价格上涨、政府减少补贴、反对欧盟的气候政策等。

2月1日的欧盟乌克兰峰会会场外，数千辆拖拉机的喇叭声响彻云霄。农民们从比利时的不同地区来到布鲁塞尔，抗议欧盟对农业的过度监管和对廉价进口农产品的不作为。他们封锁了布鲁塞尔的道路，在卢森堡广场放火，并推倒了广场上安装的一座雕塑。

这成了本轮抗议活动的导火索。随后，之前未曾出现此类现象的中东欧和北欧国家也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以立陶宛一月底爆发的抗议活动为始，波兰、爱沙尼亚在2月初也爆发了抗议活动，2月5日星期一，拉脱维亚农民加入了抗议示威。蔓延全欧的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欧盟理事会取消了先前强推“绿色农业”法案的计划。

现代农业离不开这几样东西：阳光、水、含有足够矿物质（肥料）的土壤，还有良种和杀灭虫害的方法。阳光和水的重要性无需多解释，问题就出在欧洲政客们对其他几样东西的看法上：这些何不食肉糜的政客们不喜欢化学肥料、人为培育的良种和农药，认为它们纯粹是有害的。

植物需要氮、磷和钾才能茁壮成长。在古代时，为了防止土壤枯竭，人们发明了轮作这种耕作方式。轮作的科学性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得到了科学证实，当时德国科学家赫尔曼·黑尔里格尔证明肥沃土壤里的矿物质对于植物生长有着极大的助力。随后，另外两位德国人：弗里茨·哈伯和卡尔·博施发现了一种将氮气从气态转化为液态的方法。

他们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格局。在他们划时代的发现之前，农民们还在用粪便或鸟粪等天然肥料为作物施肥，科学进步使农民开始能够使用化肥提高粮食产量。

在育种方面，实现跨时代进步的先驱是美国育种家诺曼·博洛格，他在1940-1950年代培育的良种使墨西哥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粮食产量在15年内增加了3倍，这一通过育种而实现粮食产量增加的壮举被称为“绿色革命”。

畜牧业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上世纪60年代，在各种家禽杂交品种经验的指导下，肉鸡这种鸡的终极杂交种应运而生，并开始大量投入养殖。肉鸡的特点是增重率高，能大大增加鸡肉产量。为了使鸡肉生产从经济角度尽可能有利可图，抗生素、维生素和必需氨基酸被运用肉鸡养殖中，以解决如何在封闭的家禽养殖场里饲养数万只鸡的问题。

弗里茨·哈伯、卡尔·博施和诺曼·博洛格因其在农业领域的跨时代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天才科学家将人类从马尔萨斯陷阱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对解决饥饿这个世界性问题有了希望。夸张的说，他们的成就让几十亿的人口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氮肥、农药和良种，人类根本没法解决这多出来的几十亿人的吃饭问题。

然而，2020年，欧洲的政客们却决定推翻弗里茨·哈伯、卡尔·博施和诺曼·博洛格等一众伟大科学家的成就。限制化肥和除草剂的使用将使欧盟的小麦产量减少至少15%，到2030年，欧盟将成为小麦净进口国。过分限制甚至禁止农药使用的做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在西班牙，用于制作海鲜饭的稻米品种Bomba已经濒临灭绝，原因是欧盟已禁止使用对稻瘟病有效的杀菌剂三环唑，结果，2023年Bomba米的收成只有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其价格则翻了一番。与之相对比的是，欧盟以外地区并未限制三环唑的使用，幽默的情景就此出现了：在之前根本不需要进口甚至还有余力出口Bomba米的西班牙，现在反而成了Bomba米的进口国。

一刀切的“绿色农业”法案对畜牧业的影响也不小。由于欧盟政客们对抗生素和禽畜良种的限制，欧洲禽畜的发病率增加、产量下降，全欧的肉类价格上涨和进口量也随之增加。当然，笔者并非否认畜牧业中存在的过度使用抗生素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应该归结在抗生素本身，而应归结在导致抗生素残留在肉类和牛奶中的违规技术操作上。

问题不出在化肥、农药上，而是出在欧洲官僚们极其无知、意识形态上头的极端思维上，他们极其顽固，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良药苦口的规劝。但现实会教他们做人，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国家，完美展示了一味推行“绿色农业”最终导致国家崩溃的全过程，它就是斯里兰卡。

2019年，印度极端环保主义者纨妲娜·希瓦思想的支持者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赢得了斯里兰卡总统选举。拉贾帕克萨甫一上台，就立即让纨妲娜·希瓦全权负责斯里兰卡农业的全盘“有机化”，这位印度的“格蕾塔·通贝里”也终于得到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理念。

2021年，斯里兰卡政府借口减少外汇流出，开始全面禁止进口化肥和农药并推行“有机农业”战略，结果立即引发了灾难般的后果。在第一个农业季节（斯里兰卡位于南亚，农作物能一年三熟），斯里兰卡农民还能使用库存剩余的化肥和农药硬撑，到第二季度，农民们就无计可施了，“有机肥料”显然无法代替化肥去弥补土壤中矿物质的不足。

由于斯里兰卡是一个全民从事农业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畜牧业，很快“有机肥料”也陷入了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结果，在肥料短缺的情况下，斯里兰卡当年的稻米收成锐减40-45%，价格则上涨了50%，斯里兰卡也由从稻米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进口了价值约4.5亿美元的稻米，这个数额相当于因禁止化肥、农药而节省下来的外汇的两倍。在推行“有机农业”战略之前，斯里兰卡能收获5万吨玉米，而在推行“有机农业”战略之后，斯里兰卡2022年仅仅收获了60吨玉米，当年斯里兰卡的茶叶产量也降到了1995年以来的最低。

斯里兰卡的“有机农业”战略，最终以骚乱、暴动、纵火和拉贾帕克萨总统逃往马尔代夫的结局而告终。按理来说，欧盟应当从斯里兰卡的下场中吸取教训，但从政客们没有放弃计划的强硬姿态来看，欧洲的这些政客要么根本没有听说斯里兰卡的事情，要么就是在装傻，冯德莱恩就是欧盟版的纨妲娜·希瓦或格蕾塔·通贝里。她提出的“绿色农业”法案是欧盟版的“有机农业”战略，唯一不同的是，欧盟不一定能有斯里兰卡船小好掉头的“好运”。

欧洲的农民举行抗议活动其实并不罕见。例如，2019年，在荷兰议会提议将国内牲畜数量减半以应对气候变化后，阿姆斯特丹街头就曾聚集数千名农民进行抗议示威。

2月初席卷欧洲的抗议浪潮，直接原因固然是各国的绿色农业政策，但归根结底，欧洲农民日益窘迫的处境才是其根源。

为了节省开支，弥补因各种原因产生的亏空，欧洲各国的政府都在收紧钱袋子，砍掉农民们的各种优惠待遇，欧洲农民们的收入和待遇骤降。

在德国，早在去年12月，德国农民就组织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导火索是德国政府计划到2024年停发给予农民的柴油补贴。德国现在的柴油价格约为1.72欧元一升，政府针对农民的补贴是每升21欧分。据德国农业部估计，停发补贴后，政府将从每个农民身上节省2900欧元，一年能节省的费用达到4.4亿欧元。此外，德国政府还计划减少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的税收优惠。据德国财政部估计，这将使德国政府每年再节省开支4.8亿欧元。

在法国，一边推行“绿色农业”、一边又对进口粮食大开方便之门的法国政府令农民们的忍耐达到了极限。法国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计划到2030年使农业农药使用量减半，这项举措极大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然而，法国政府一边限制本国的农业生产，一边又不对没有“绿色农业”战略的国家（如乌克兰）出台任何进口限制措施，这让法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居然出现了被粮食倾销的现象。因此法国农民们打出了停止收入下降、遏制其他国家倾销的抗议口号，抗议参与者之一伊夫·科佩抱怨说，来自遥远国家的农产品在法国比本地农产品更便宜，因为它们的生产标准较低。

欧洲农民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感到严重不满。17.4%的法国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全国平均水平9.2%的两倍。没有年轻人愿意去当农民，在法国49.6万名农民中，近20万人将在2026年前后退休，但没有人可以接他们的班。2010年至2020年，法国至少有10万家农业企业倒闭。在西班牙，过去几年农业一直遭受创纪录的干旱，在安达卢西亚地区，连续两个炎热干燥的夏季使橄榄收成减少了50%。葡萄牙农民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除了政策性的“人祸”外，政治问题也严重影响了欧洲农业的未来。

2023年5月，东欧5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发布法令，禁止乌克兰粮食（小麦和玉米）以及油籽（油菜籽和葵花籽）进入本国。

由于2022年乌克兰粮食出口量的大幅增加，乌克兰粮食开始涌入这些国家并威胁到了当地农民。与乌克兰大农场相比，饱受“绿色法案”和高生产成本折磨的欧盟农民明显缺乏竞争力。在波兰，粮食问题很快就具有了政治性质。波兰农民具有很高的自组织能力，在选举前夕忽视他们的意见令先前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失去了不少选票，其最终在波兰大选中败选与之不无关系。

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并没有阻止乌克兰对欧盟的粮食出口量再创新高。2023/24年度，乌克兰已承担了欧洲66%的小麦（320万吨）、52%的黑麦（60.8万吨）和57%的玉米（510万吨）进口量，占欧洲油菜籽进口量的64%（180万吨）和向日葵籽的31%（10.7万吨）。

欧洲农民和农产品，先是被“绿色农业”法案折腾，还要费心应付政府对农业补贴反复横跳的政策，最后还要面临乌克兰粮食的汹涌冲击。以上种种，让已经不再强大的乌克兰凭借农业居然也成了欧盟粮食市场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面对乌克兰粮食的涌入，欧盟委员会选择当缩头乌龟，长期避谈欧盟对乌克兰粮食的免税待遇问题，这种做法让欧盟农民十分不满。乌克兰和欧洲农民之间的矛盾正在转向泛欧洲层面，甚至开始逐渐衍生为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欧盟委员沃伊切霍夫斯基说得好：俄罗斯在农业领域赢得了两次胜利，第一次是它获得了新市场并打击了乌克兰农业，第二次是乌克兰粮食开始成为“特洛伊木马”，加剧欧盟的内部冲突。

因此，欧洲农民对欧盟政客和其国家政府的仇恨是理所应当的，欧盟在这方面的政策失当和“胳膊向外拐”，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程度。

在这方面，一个常年劳作的农民，其常识和专业素养或许还真的高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由于缺乏实践，缺乏专业素养，欧盟政客们“抛开事实不谈”，做事没有分寸，执意向社会兜售各种末日论论调，全球变暖成为了其中一种意识形态商品。由于无知和严重的脱离现实，政客们根本不了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也不明白粮食从何而来。未来会不会更糟糕，这个问题还是让欧洲人自己去寻找答案更好。

但我们需要从这个故事中吸取的教训是，不要忘记为什么农药和化肥是我们的朋友，也不要忘记粮食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须知，饭碗只有端在自己手上才是安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