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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中共全国人大史上最沉闷的一次年度例会只开了一个星期便草草收场。历时仅半个小时的闭幕式上唯一的“花絮”就是被取消了召开记者会权利的李强突然俯下身去把左手伸到桌子下面似要捡拾什么东西，而坐在李强右边自始至终阴沉着脸的习近平立刻盯紧了李强，因此而被一些网民取笑说习圣上似乎是在提防李宰相会不会从桌子底下突然掏出一把枪来。

本来，外部媒体对这次人大年度例会最关切的内容就是人事安排，即是否会在秦刚和李尚福已经双双被宣布落马的前提下，“决定”出两个继任国务委员。比如去年12月29日董军被宣布为国防部长的当天，新加坡《联合早报》即在其《中国原海军司令董军出任防长 取代李尚福被免职后留下悬缺》一文中推测说：“董军目前并不具备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身分，预计他会在明年初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获增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之后在全国两会上，进一步兼任国家中央军委委员与国务委员。”

当天，笔者也在本专栏的《新任国防部长为何选中了海军出身的董军？》中判断说：“从人大角度对他（董军）的行政职务的任命也需要分两步走。等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某次会议宣布增补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同时，也宣布增补他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但是，一个星期前由新换上的人大会议发言人娄勤俭口中宣布了大会议程中压根没有人事任免一项之后，即有网友调侃笔者被“打脸”，并称“还是人家台湾专家说得对”。

这位热心与笔者讨论的网友口中的台湾专家说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教授。

却原来，前面提到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于去年12月29日刊登的《中国原海军司令董军出任防长 取代李尚福被免职后留下悬缺》一文中还引述了寇健文教授接受采访时的分析内容：国防部长的职责主要在于军事外交，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职责是作战，若调升刘振立（为国防部长），将意味着作战体系需另寻人选执掌。在此情形下，抽调海军司令员出任国防部长，对整体军方高阶将领人士布局，以及工作专业熟悉度的影响相对会是最小。……董军这次并未被任命兼任中央军委、国务委员。既然董军已接替李尚福的防长职务，预计明年初举行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也会免去李尚福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职务，而后续若仍未让董军补上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将意味着中国防长不再由副国级人员担任，防长一职将等同一般部长。

不过呢，笔者也注意到寇健文教授如上分析中的“后续若仍未让董军补上出任中央军委委员”的中一个“若”字已经表述的很清楚，那就是”防长一职将等同于一般部长“只是他预判的一种可能。而本文内容的重点就是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当局把国防部长降格为”一般部长“的可能性有没有。

我们知道，虽然中共国务院的“设置组成部门”增增减减总有变化，但排名从来都是外交部排第一，国防部排第二。去年3月换届后的国务院26部委中，只有外交部、国防部和公安部是副国级。

不过呢，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公安部，在历史上都是有过仅仅为正部级的经历，而截止李尚福为止，国防部部长一职可一直都是由正国级或者副国级的党、军领导人兼任的。

先说外交部，历任部长是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吴学谦、钱其琛、唐家璇、李肇星、 杨洁篪、王毅、秦刚、王毅。其中前两任分别是总理或副总理兼外长，第三任姬鹏飞担任外长时仅仅是正部长级，官至副国级是早已不担任外长之后的事情。第四位乔冠华是正部级，并在此职务上下台。第五任黄华1976年12月接任外长职务时也只是正部长级，1980年9月才以副总理身份兼任外长。第六任吴学谦是任外长半年后即成为国务委员兼外长。第七任钱其琛担任外长的前4年（1988.4～1998.3）只是正部长级，从1991年4月开始才先后晋升国务委员兼外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

接下来，唐家璇是1998年3月出任外长，只是正部级，5年后的2003年3月他被晋升为国务委员的同时，外长职务即交棒给了李肇星。此人在外长位置上只坐了4年多即直接退居二线。接替李肇星的杨洁篪从2007年4月到2013年3月一直都是正部长级外长，2013年3月升任国务委员的同时即将外长职务交给了王毅。

接下来，王毅在外长职务上坐了9年又289天，其中的前五年只是正部长级，从2018年3月开始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外长，2022年12月30日，也就是王毅晋升二十届政治局委员的两个多月后，在二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秦刚被宣布接替了王毅的外长职务。去年3月，秦刚成为国务委员兼外长。再往后就是王毅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成为外长“回锅肉”了。

综上所述，中共建政以来的外交部历史上，差不多有一半时间的部长在位期间都是只享受正部长级待遇。而国防部则不然，截止李尚福，中共执政史上的十三任国防部长，全都是正国级和副国级待遇。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李尚福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尚缺最后一道程序》被一位文学城的网友跟帖说：“大陆的国防部长不少不得好死，彭德怀，林彪，贺龙，李尚福。魏凤和估计也悬了。”。

魏凤和的“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贺龙虽然在毛泽东时代一度主持过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但并没有过担任国防部长的经历。

按照中共官媒的解释，根据宪法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一切需要由政府负责的军事工作，则经国务院做出相应决定，通过国防部或以国防部名义组织实施。实际操作中，这些职能的执行由军委机关各部门（原为解放军各总部）实施。国防部在接受国务院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军委领导。因此，国防部既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之一（序列仅次于外交部排第二位），部长一般由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任；同时，国防部长一般又同时具有中央军委副主席或排名第一的中央军委委员等身份。

在中共执政史上，先后担任过国防部长的一共有14位。其中第一任彭德怀（1954—1959）、第二任林彪（1959—1971）、第三任叶剑英（1975—1978）和第四任徐向前（1978—1981），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开国元帅“，当年无论以什么样的党、政、军要职兼任国防部长，都是当然的正国级。

接下来，中共政权的第五任国防部长就是当今圣上的前老板耿飚（1981—1982）。他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从未有过军衔的国防部长，也是第二短命的国防部长。第一短命的当然是李尚福，在位时间不足七个半月。耿飚的在任时间则是一年半左右，其间的前一段是以副总理身份兼任，后一段是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

因为这位耿飚是习近平的前老板，所以这里有必要加注一段特别回顾。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与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当选为副主席，李先念等当选为常委的同时，罗瑞卿被任命为秘书长。次年8月，罗瑞卿死在德国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

1979年1月10日，此前已经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被宣布进入中央军委常委，并接替了罗瑞卿空出的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两个多月后，习近平被“分配“至“耿飚同志办公室”，任正营职秘书。

1979年底，中央军委恢复成立此前有过的“军委办公会议”，由耿飚主持，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军委列席常委被取消。

1981年6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主动”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职。接替了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上任不足一月，即宣布免去耿飚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同时宣布杨尚昆为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在此之前的1981年3月，为了消除耿飚在军委中主持办公会议的实权地位，邓小平已经先行说服叶剑英等人，同意安排耿飚接替了徐向前的国防部长兼职。

有中共官网吹捧习近平从政史的文章中说：“1979年，26岁的习近平接到通知，让他给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当秘书，后来，耿飚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习近平也转入了中央军委……。” 

恰恰相反。“1979年春，习近平接到了担任耿飚秘书的任命。当时，耿飚的工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军方职务”；“习近平报到的时候，大概是3月20几号，那时耿飚还在西山的指挥部。”《耿飚传》的作者，耿飚1985年之后的秘书孔祥琇对采访者回忆说。

而习近平的“工作关系“被落户到国务院办公厅是1982年初的事情。当时的习近平已经打定主意“到地方锻炼”，他自己回忆说：“耿飙同志当时也曾挽留我说，‘如果你想下基层，我支持，不过你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而习近平当时的考虑是：部队正在大裁员，哪里还有我的位置？

于是，为了方便习近平“下地方，去基层“，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便指示国务院办公厅用”转业“的方式把习近平的”组织关系“由军委办公厅转进国务院办公厅，职务由正营职秘书改为副处级秘书。由此便可”平调“为基层的县委副书记。

回过头来再继续说历任国防部长。接替耿飚国防部长职务的是张爱萍，此时他已经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改任国务委员，同时也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张爱萍的军衔是所谓“开国上将“。他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都是恢复军衔制之后陆续上任的，自然都是上将军衔。从张爱萍之后的秦基伟再到迟浩田再到曹刚川，党内职务都曾是政治局委员，军内职务或是军委常委，或是军委副主席。而从梁光烈开始再到习近平接班之后的常万全，再到魏凤和、李尚福，则都是先在某次全国党代会结束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然后在次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决定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人民网的《环球人物》曾刊登《“国防部长”的历史轨迹：曾经“名存实亡”》一文，文中回顾说：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中增设国防部，作为国务院的军事职能部门。与此同时，党中央改组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这一时期的国防部，基本上就是中央军委的执行机构，虽然权力很大，但履行的都是中央军委的决议。1958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规定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率机关，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国防部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称……。

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经历了一个先“急速膨胀”、后“名存实亡”的阶段。其源头是1959年9月的“庐山会议”。那次会议后，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这一时期，除了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和兼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外，其他8名国防部主要成员，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因而几乎成了中央军委的“翻版”，其权力随之急剧“膨胀”。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先后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接管，对外直接使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不再出现“国防部长”的字眼，国防部的职权随之消失。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防部逐渐恢复职能……。国防部不再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称”，而是国务院负责军事事务的组成机构，承担军事外交、兵役、国防教育等工作……，国防部长则成为代表中国军事形象、防卫力量的重要象征。……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军事外交已经成为预报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国防部长作为国家军事行政机关的第一负责人，成为外交行为中最敏感和最具指向性的“风向标”。在中国综合实力与军事实力全速发展的今天，国防部长通过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缔造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军事外交新格局。

据此，笔者比较相信在有弊无利的前提下，习近平断无必要把国防部降格，而目前暂时只是正部长级国防部长的董军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也是早晚的事情。很大的可能是在未来的 三中全会上先“增补”他为中央军委委员，继而便可以全国人大常委“决定”的形式宣布他为国家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