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植物园协会史记

国际植物园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tanic Gardens）于1964年8月在爱丁堡召开第四届国际植物园协会大会，重点讨论了植物园种子交换的标准问题，认为要规范种子交换格式，注重交换种子的纯度、物种名称的准确鉴定，强调要加强野生来源种子的交换。会议特别讨论了布鲁塞尔第十六届国际园艺大会上Dr. H. R. Fletcher提出的成立专门组织开展栽培植物（Cultivated plants）分类学研究，加强植物园栽培植物的名称审定，认为植物园应建立专门类群的活植物收藏，承担栽培植物（不包括栽培作物）的分类学研究，积极开展植物名称确认和植物收集的信息记录。会议确认植物园和树木园应为所有植物学科研究提供植物材料和信息记录，建议全球植物园开展栽培植物的名称审定和活植物收藏的信息记录，并为此提供充足的财力和人力配备。Green专门撰文论述了活植物收藏的信息记录，强调植物园是科学研究机构，科学植物园的维护是管理活植物收藏当下和潜在的价值，信息记录系统是植物园的致命弱点（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有效的信息记录系统的关键是植物个体的登录号（accession number），并说明了配给登录号的原则、形式及其科学研究价值（Green，1966）。1966年在美国马里兰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园协会大会上成立了以IABG主席、爱丁堡植物园园长Dr. H. R. Fletcher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建议全球植物园开展栽培植物分类学研究，有效整合植物的名称审定和活植物收藏的信息记录（Fletcher,1967）。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对当时全球约600个植物园栽培植物分类学研究和植物名称审定的调查情况，基于美国植物园和树木园协会对美国88家植物园和树木园植物信息记录及其保存方式的问卷调查，讨论了植物园植物信息记录的方式，确认了活植物信息记录及其保存的科学价值，通过了IABG章程。

        二、关于经过鉴定和记录的活体收藏的思考

由国际植物园协会发起并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十届国际植物学大会（见 Taxon 14: 135. 1965）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的核心词是 “有据可查的已鉴定分类群收藏”（“Documented collections of authenticated taxa”）；该决议强调了植物园和树木园在为所有植物学科的研究提供材料和信息方面的作用。然而，各植物园对文献收藏的概念大相径庭，以下说明旨在提请注意该主题的一些重要方面，并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个起点。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只是作为科学机构的植物园；因为 “植物园” 一词可以而且确实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机构。科学园记录的编纂和维护方式决定了活体收藏的直接和潜在价值，而记录系统则是它们的 “致命弱点”。

显然，高效记录系统的关键在于单株植物的登录号。这个编号有多种编制方法：有的植物园将编号连续编排，有的植物园，也许是大多数植物园，将入园年份纳入编号中，每年重新编排，还有的植物园在编号中加入一系列代号，以表明特定入园植物的来源。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有两个要点：(i) 号码系统应简单（号码越长、越复杂，复制时出错的几率就越大），(ii) 每种登录的植物都应有自己的编号，无论登录的是植物、克隆繁殖材料还是一包种子。只要稍加巧思，这两项基本要素就可以协调起来，即使是在有大量登录者的情况下。

幸运的是，主要得益于生物系统学领域工作者的推动，如今人们对馆藏植物来源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在科学园中，有适当记录和已知野生来源的植物比商业来源或通过交换从其他园中获得的植物更有价值。例如，植物园的种子是出了名的不纯。理想情况下，当采集者在野外采集种子时，会从同一植物或种群中制作适当的标本室标本。然而，对于集中栽培的类群，当对栽培分类群或类似植物进行科学研究时，活体收藏就不能仅限于野生材料，而很可能包括从其科学等同物繁殖而来的标本，即生长在商业苗圃或植物育种者苗圃中的原始克隆。太多的植物园收藏了来源不明的植物，令人鼓舞的是，许多植物园正试图提高其植物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

一个有效的登录号系统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整个收藏的记录工作都有赖于此。在大多数系统中，每种登录的植物都记录在一张索引卡上，卡上至少要注明植物的名称 （以及鉴定人和鉴定时间）、来源（以及名称）、来源方式（作为植株、接穗、插条、种子等）以及单株或多株植物在生长收藏中的位置。在有适当记录的收藏中，这些登录卡还应显示是否制作了标本或其他永久标本，并对植物进行拍照记录。由此可见，拍摄的任何照片和采集的任何标本馆标本都应具有相同的登录号。此外，为了简化记录，在从活体收藏采集的所有标本上，最好使用相同的编号来代替或补充正常的采集者编号。不同的采集日期会与不同的生长、开花或结果阶段相吻合，但由于单个采集相当于采集者在野外的植物或种群，因此同一采集的不同采集编号是不现实的。这同样适用于摄影作品集、艺术家的绘画作品集以及木材、花粉、果实等作品。它们都应使用相同的编号。这种系统的简便之处就在于，由于命名法的创新或重新识别而导致的单个植物名称的更改，可以放心地应用于该编号下的所有收藏，而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此外，如果需要更多材料，还可以对植物进行第二次或更多次的考察，以获得重复或补充标本。

如今，通过标本馆凭证标本对染色体计数进行记录的必要性得到了正确的强调，而且只有在有凭证标本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出版仅限于此类计数的清单，这是一个健康的迹象，表明染色体计数的重要性正得到广泛重视。要想了解其中的原因，只需考虑一下Darlington 和 Wylie的《开花植物染色体图谱》（Chromosome Atlas of Flowering Plants）（1955 年）等书中列出的大部分染色体计数的相对无价值性；因为它们没有标本记录，所以今天没有人能够判断最初调查的植物是否得到了准确和权威的鉴定。

以这种方式记录的必要性并不局限于染色体计数，而是同样适用于所有研究，无论是否具有实验性质。生化研究越来越多，其重要性也理所当然地与日俱增，但同样重要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必须对这些研究进行充分的记录。在某些情况下，生物化学家的工作只需要一片叶子或类似的一小部分植物器官，在这种情况下，期望这些可能不具备制作标本室标本的条件的工作者自己制作凭证就太过分了。他们的许多原始材料都来自植物园中的植物，如果植物园有每种植物的凭证标本，生物化 学家、细胞学家、解剖学家等只需注明标本编号和植物园，其工作的分类学方面就会被自动记录下来。如果需要核对材料的身份，比如后来的工作者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可以参考保存在植物园标本馆中的标本。有些植物园或实验站可能没有标本室，但它们的活体收藏正在进行科学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应敦促它们建立一个标本室，或者安排将凭证标本存放在已建立的标本室中。

尽管如上文所述，登录卡主文件列出了一些基本条目，但不应期望登录卡包含与特定植物和编号有关的所有记录信息，因此可以使用补充文件。例如，标本馆的凭证采集档案将包含完整的描述性田野笔记记录：习性、花色、气味等；标本馆中代表的阶段：花、果实、冬季树枝等；采集日期，或许还有采集人；采集标本的数量以及标本分发备份到的标本馆。以这种方式记录的另一个好处是，活体植物的标本可以提交给其他国家的分类学专家，这对专家和植物园都有好处，更不用说细胞学家、解剖学家等了，园林中植物的真实性也会大大提高。

适当的记录系统必然是昂贵的，因为这需要时间和精力。但科学收藏的记录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植物园发现他们需要聘用一名全职记录员，并可获得文员的帮助。应该让繁殖者和园艺师认识到，保存植物的相关记录和登录号与植物的存活和生长同样重要。如今，没有哪个标本室会梦想着增加标签和编号不全的新标本，也没有哪个植物园会在没有适当记录的情况下种植植物。

三、活植物收藏的定义

目前还没有活植物收藏的普遍认可的定义，但普遍性的看法是，活植物收藏（Living Collections）是植物园的基础和实质（Heywood, 2017），其基本属性是经过鉴定和记录在案的活体植物分类单元收集（Green, 1966），具有科学研究参考收藏价值。

延伸阅读：

Green, P. S. (1966). Thoughts on Authenticated and Documented Living Collections. Taxon, 15(8), 289-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