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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内生日益成为贸易发展的主线
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当前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发达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础，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则是发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从产业发展视角看，对外贸易是国内产业活动的国际延伸，国内产业结构演变趋势也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向，进而制约着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进程。从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目前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图1），2021年其占全球GDP比重达到67.1%，发达国家普遍达到或超过70%。服务业成为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带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和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从国际贸易增长趋势来看（图2），全球服务出口增长速度总体上也快于货物出口，2005—2021年间，商业服务出口增长了128%，而同期货物出口仅增长113%。如果按照WTO服务贸易统计口径，商业存在则是全球服务贸易的主要实现形式，2017年商业存在形式实现的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58.9%。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商业存在形式服务企业的主要形成途径，从近年全球FDI流向的行业分布来看，服务业也是FDI流向的主要领域（图3）。因此，无论是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国际贸易增长趋势看，服务业都已成为全球经济创新发展的主战场。虽然服务业已成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对其他产业（工农业）的简单替代，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学机理。服务业地位的上升除了家庭服务消费需求增长、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惰性、城市化水平提升、政府公共支出增加等因素外（魏作磊，2009），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生互动关系是全球经济服务化和服务贸易增长的主线，也是我们认识当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透镜。
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一）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的理论基础对外贸易是国内产业链的国际延伸，产业之间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发展特点决定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向。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发展经历了粗放阶段、标准化（福特制）阶段、柔性化（后福特制）阶段以及目前的智能化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粗放阶段是人类社会从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转向以蒸汽机、火车和机械工具代替手工劳动为标志的生产阶段，这时生产单位由家庭作坊开始向专业化的制造企业转变，制造业生产的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粗放式的资本积累是工业生产的主要目标，全球工业产品总体上是卖方市场，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程度较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主要依赖经验传承，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程度不高。工业化早期的生产组织和市场特点，决定了生产制造和资本积累是企业的中心工作，服务部门处于制造业的附属地位，服务业主要围绕制造业发挥着生产和流通的“润滑剂”作用，代表性服务业有运输仓储、销售、金融证券交易以及企业内部的会计、存货管理和后勤服务等部门。现代工业始于20世纪初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以“福特制”生产方式为代表，之后经历了“柔性化”阶段到当前的“智能化”生产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日趋复杂，服务业的作用日渐凸显。
20世纪前半期，全球制造业生产的典型组织方式是“福特制”，标准化、自动化、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是其主要作业特点。在“福特制”生产模式中，大批量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垂直一体化带来的范围经济效应是企业关注的战略重心。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时代，产品生命周期长、销售模式简单，产品中附加的服务内容较少。由于标准化产品的长生命周期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福特制”生产条件下开辟新需求的突破性技术或产品创新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降低成本是企业获得利润的主要途径，企业对围绕产品生产、运营管理的创新服务和应对复杂市场的各类专业服务的需求仍处于低层次阶段，生产服务部门尽管实际存在，但更多是发挥行政运转的“润滑剂”作用和生产制造的“辅助功能”，各类专业服务的需求动力不足（Scott, 1988）。诸如会计、存货管理、公共关系、证券交易等企业必需的一些服务活动也和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混在一起，在企业中的地位从属于规模经济目标。由于生产服务部门与加工制造组装等生产部门一样都属于制造业内部组织，从统计口径上这些生产服务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就业也归属到了制造业，这是早期制造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制造业生产的市场化分工水平低。
2.“柔性化”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
进入19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石油危机爆发、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给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带来冲击以及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开启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浪潮等，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多变。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生产消费市场深刻变革，消费需求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市场交易日益复杂化，“福特制”生产组织方式日益显得僵化落后，柔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又称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逐步取代“福特制”成为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主要组织方式。柔性生产方式中，企业不再像传统“福特制”那样包揽整个生产过程，而是将资源集中在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品牌建设等核心能力上，把对生产本身不具有战略影响的业务活动、零部件生产和辅助性服务职能外包给独立公司完成，其中就包括原来企业内部的物流、营销、财务、后勤等服务部门。承包企业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服务水平并降低成本，反过来又会刺激外包服务需求。服务外包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使得原来制造业内部一些服务部门得以独立形成新的服务部门，这也在统计口径上提高了服务业就业和产值比重（进而降低了制造业比重）。虽然制造业比重下降了，但是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却因此得到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制造业强国（如德国、日本等）都有高达70%左右的服务业比重的深层次原因（图1），即通过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服务业分工体系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球顶尖的制造业企业无不是通过控制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或品牌等来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掌控的。
此外，分工深化、交易复杂化以及技术进步和政府监管等又会进一步内生更多新的服务需求。具体表现在：第一，企业为应对日益复杂的交易环境会产生更多新的服务需求（如信息、咨询、法律、财务等）以保证合约的顺利履行；第二，分工深化带来的专业化生产水平提升促进了更多专业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服务（教育、培训、人才中介、医疗卫生等）需求将会增加；第三，随着市场交易日益复杂，市场信息不对称性也日益加剧，为协调、管理和监督市场运行所需的公共社会服务（行业协会、检验检测、审计、公共服务）等会快速增长。如果说制造业服务职能外包引致的服务业增长只是统计口径改变引起的“增长幻觉”，那么由市场交易内生的服务需求则是实实在在的新增长，即外包之前企业内部也没有这些服务职能，这些服务是随着市场发展衍生出来的，它们是制造业专业化分工和市场高效运行的保障体系，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3.“智能化”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全球制造业正经历新的一次变革，人们通常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或“智能制造”来描述这次变革。智能制造的特点是在柔性制造的基础上，借助现代信息互（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将片段化、分散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高度集成起来，通过状态感知、虚拟体验、实时分析、快速决策、精准执行等集成化运营管理，让顾客（客户）全程参与产品制造以快速响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产品生命周期数字一体化。智能化生产环境下，企业可以通过网络系统整合制造业供应链上下游各环节，打通企业生产和市场运营环节的“信息孤岛”，降低雍冗闲置环节资源浪费，提升产品质量管控能力，实现绿色生产和产品全生命周期可溯。智能化生产条件下，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和快速反应的网络系统，发现更多利基市场，通过满足更加细分的个性化、定制化消费需求获得市场利基，这可以为中小微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更多机会。智能化生产方式下，生产的固定资产规模越来越小，许多生产活动借助互联网和计算平台，以新的方式对任务进行拆分和重新绑定，在这一过程中服务的作用日益重要，它既是制造业的直接要素投入，也是企业提供最终商品服务包的一部分。在智能制造阶段，由于加工、组装等制造工作更多依赖自动化或智能化机器完成，围绕智能制造高效运转的服务系统成为智能制造的核心构件，即服务业在智能制造过程中发挥着“生态再造”功能。开放的通信基础设施、稳定的网络支撑系统、个性化设计与服务、商业诀窍（know-how）保护、员工中长期培训和职业发展计划等服务系统和工作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此外，在智能制造系统中，网络连接无处不在，数据时刻产生无处不在，设备和设备之间、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人和物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密，各个系统高度集成形成有机系统，制造与服务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融合，按照现在通行的产业分类方法，有些行业甚至很难被清晰界定为服务业还是制造业。
随着服务经济的深入发展，服务业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服务业与制造业出口同对外开放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1. 服务成为全球货物出口价值的重要来源
制造业服务化，即制造业部门通过增加中间服务投入或将更多服务与制造品捆绑销售，使得制造业越来越依赖服务业（Vandermerwe and Rada，1988），已成为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趋势。图4是我们利用2021年OECD增加值贸易数据库中的数据整理出的2016年部分国家货物（含初级产品和制造品）出口价值中的服务价值比重及其来源。可以看出，来自服务业的价值总体上占到了货物出口价值的30%左右，有些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服务业占货物出口价值比重达到了35%，新加坡甚至超过了45%。从出口货物内部服务价值来源看，国内服务（Domestic outsourcing of services）是服务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其占货物出口增加值的比重普遍在20%左右。来自外国服务（Offshoring of services）占货物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差异较大，从最高的27.8%（新加坡）到最低的4.2%（阿根廷），平均在10%左右。如果加上直接服务贸易出口，服务产品占全球总出口的比重达到了55%左右。从平均值来看，这一结论与Miroudot和 Cadestin （2017）以2011年的样本数据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这说明服务是货物出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造业价值增值的重要来源，服务业发展与开放水平对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关系重大。具体到服务业分行业，制造业出口价值中服务增加值来源主要是保障商品和生产要素流通的交通、商贸、金融、信息服务以及与国际商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类专业商务服务，其中交通运输与商贸服务是服务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占出口价值比重达到了14.2%。其次是其他商务服务与金融保险，分别占7.1%与3.2%。
图4 货物出口价值中附加的服务增加值比重
2. 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全球化密不可分
服务业全球化是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中FDI向服务业集中是服务业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图3）可以看出，2005—2022年间，服务业占全球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比重基本上超过了40%，其中2021年和2022年均超过了50%，跨国并购甚至超过了60%。但是，全球FDI向服务业集中不是服务业的孤立事件，其中制造业跨国公司派生的国外附属服务机构是服务业FDI增长的主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包括区域总部、后台服务、金融控股、采购或物流中心、分销或售后服务以及研发等在内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国外附属机构占全球服务业FDI存量的三分之一，而这些附属机构在东道国被统计到了相应服务业行业。具体来看，批发零售业占43%，金融保险业占19%，专业科技服务业占13%，行政和相关支持性服务活动占7%，信息通信服务业占5%，其他服务业占13%。这说明，服务业全球化不是服务业自身的孤立事件，它本质上也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数字信息等现代技术革命驱动下，以现代服务业为黏合剂和润滑剂的产业融合与产业链重塑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变革创新的突出标志，现代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也表明，不仅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一国（地区）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高质量参与国际循环至关重要，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带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
3. 数字经济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也在重塑国际贸易发展格局。从近年来全球贸易发展态势来看，数字贸易正在国际贸易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世贸组织的最新估计，自2005年以来，全球数字交付服务的出口额增加了两倍多，2005—2022年平均每年增长8.1%，超过了商品出口（5.6%）和其他服务出口（4.2%）的增长率。2022年，数字服务出口达到3.82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总额的54%。疫情期间，受远程工作、在线学习和娱乐的推动，2020年数字交付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4%，2021年增长15%，2022年比2019年增长37%。数字技术发展不仅催生了数字创意、数字医疗、数字娱乐等新的服务产品，丰富了国际贸易交易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广泛融合渗透到询盘报价、签订合约、货物交付、支付结算和通关税收等国际贸易各环节，打破了服务不可储存、服务生产消费同时性（face to face）以及跨时空交易困难等传统服务贸易障碍，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模式，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服务与货物贸易的深度融合。贸易融合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制造业公司越来越多地不再只是销售实物，而是捆绑销售设计、咨询、售后等服务。如施乐公司已将自己重组为一家“文档解决方案”公司，不仅提供技术先进的打印机系统，还提供文档管理和咨询等服务，而IBM逐步蜕变为全球著名咨询公司。另一方面，很多服务公司也涉足产品销售，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像制造业公司，如谷歌公司的平板电脑、亚马逊销售Kindle等产品。
03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面临的挑战
1.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升级带动力不强服务业对外开放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激发市场竞争、改善中间投入、提高服务业多样化程度等多个渠道有效促进东道国（引资国）制造业出口和竞争力提升（Arnold et al.，2011；Nordas et al.，2013；Lodefalk，2014；OECD/WTO，2015；Arnold et al.，2016；Heuser et al.，2017；Liu et al.，2020；等）。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外资主导的加工出口企业成就了中国全球重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制造业大国。但是制造业大而不强，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薄弱，受困于全球价值链（GVC）低端环节仍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开放长期滞后，引进外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服务）环节主要掌控在外资企业母国手中，中国代工企业被动地从属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组织体系中的封闭环节，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的通道受阻（刘志彪，2007；吕越 等，2018；陈雯 等，2023）。加入WTO后，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2021年服务业占全国实际利用FDI比重已达75%，但从行业分布看，服务业累计实际利用FDI超过50%集中在房地产、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密切相关的研发、设计、品牌、科技、金融、分销、人力资源等生产服务业总体上对外开放水平仍很低，与制造业融合不深。与其他国家相比，来自外国的服务在中国货物出口增加值比重普遍偏低（图4），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促进作用有待提升，与通过服务业开放促进中国产业链攀升的战略目标仍有差距。这启示我们，借助制造业开放形成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研发设计、采购物流、行政支持、营销服务等附属机构进驻中国，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是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路。
前文已分析指出，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看，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务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而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供应商又与制造业跨国公司国外附属机构密不可分。因此，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将密切关系到一国服务出口水平。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制造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但是与全球制造业对外投资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水平仍明显偏低。图5是2007—2021年中国与世界制造业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可以看出制造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明显低于世界总体水平，2021年只有15%，不足世界总体水平的一半。制造业“走出去”水平明显偏低，对服务业出口带动力不强，不利于中国深度参与GVC的分工合作，也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这启示我们，借鉴发达国家实践经验，加快并借助制造业“走出去”带动中国服务出口，是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图5 2007—2021年中国与世界制造业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比重（%）
3. 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偏低
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开放力度更大，服务业成为开放的重点领域，其占中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比重逐步上升并在2011年超过50%，开始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领域，到2021年，服务业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已达到75.1%（图6）。通过扩大开放学习先进技术经验、促进市场竞争来带动国内服务业发展进而推动国内产业优化升级，是服务业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发展起步早，专业化水平高，创新能力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发展经验丰富，应该是中国服务业招商引资和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但是从外商投资来源地看（表1），2010—2021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视同外资）的81.6%来自亚洲地区，其中中国香港一地占67.2%。2021年，亚洲地区更是占到了88.6%，中国香港则占到了75.9%。2010—2021年，来自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合计所占比重只有12.2%，2021年只有8%。外资来源地结构单一，尤其是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偏低，不利于中国更高水平的服务业开放，不利于中国向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先进服务业发展经验，不利于中国通过引进全球生产服务业带动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也不利于中国制造业深入嵌入全球尤其是欧美价值链。
步入服务经济与全球价值链时代，服务业是全球经济增长、吸纳就业、资本流向和价值增长的重点领域，也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部门。但是，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增长并不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简单替代，它是制造业分工深化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表现形式，也是产业升级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不顾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盲目追求制造业比重，无异于削足适履、刻舟求剑。服务经济时代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必须改变工业经济甚至农业经济时代的相关产业观念，摒弃服务业不创造价值、服务业生产率低、服务业不是实体经济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立二分的落后思维，树立全球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整体观念，充分认识到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升级和制造业高级化的根本途径。扩大对外开放不能脱离制造业单独追求服务业开放或脱离服务业单独推动制造业开放，要以全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思维指导对外开放，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互动共生、协同发展。进入智能化制造阶段，服务业与制造业更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并且随着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服务部门将逐步成为制造业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增长的主要来源和智能制造系统的神经中枢，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与政策保障过程中，应对服务业有足够的重视。
服务业相对制造业开放水平不高，是制约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提升的重要因素。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是依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引进外资形成的产业基础和开放经验，顺应全球服务业FDI发展趋势，积极推进针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短板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物流、信息、售后服务等专业配套服务行业的招商引资，通过全产业链招商战略提升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以中国目前引进的优质制造业跨国公司为基础，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附属机构，将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区域性销售采购中心、市场服务等产业链中的服务环节引入中国，带动中国生产服务业发展，进而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此外，努力扭转外资来源地单一局面，积极主动促进与目前在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密切联系，通过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吸引更多美日欧等经济体发达服务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构建新型对外开放经济体系，提升我国产业生态内生力。
（三）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服务业出口，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
进一步深化对外投资领域改革创新，提升法律援助、政策咨询、技术专利诉讼、境内外融资等跨境服务水平，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导更多对外直接投资向制造业等实体领域拓展。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制造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收购参股、合资合作等方式开展境外投资与跨国经营，拓展海外销售服务网络、研发中心、融资租赁、商务咨询、服务外包接单服务中心，带动中国生产服务业出口。进一步优化境外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境外投资的便利化程度，鼓励国内优势制造业企业利用国际互联网开展“线上服务外包”。支持国内优势制造业企业借助产品贸易优势带动中国服务“走出去”发展战略，通过“产品+服务”输出模式带动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进而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
（四）打造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
服务业尤其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关系密切的各类专业服务业普遍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是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的根本要素保障。一方面，国家层面要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才交流，吸引和培养更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的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推进员工终身学习，适应服务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时代发展知识和技能需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推动政务改革创新，努力营造包括线上线下的一流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健全优化数字设施、数字平台、法律法规、治理体系、服务监管等软硬件设施，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多边、区域数字贸易谈判与合作，主动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规则标准构建，借助对外开放带动国内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五）扩大制度型开放，消减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障碍
服务业开放更多涉及生产要素尤其是专业人才流动，服务贸易壁垒也多是“边境后”的制度性壁垒，即国内法律、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对国内外服务供应商存在差别，这些差别增加了外资企业获取适用信息、认证准入、迎评受检等环节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上。一方面，加强文化交流，扩大价值观公约数，增进人民互信，消弭制度误解，进一步提高制度可预期性、规制和政策环境的透明度，积极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相关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积极参与高水平的贸易协定谈判，借助制度型开放中的可预期承诺推动国内改革，消减对外开放和改革发展障碍。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改革，为中国服务业“走出去”开路架桥、保驾护航。
作者：魏作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开放导报》2024年第1期，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