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鸿召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尤其是延安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现代城市文化研究，主要关注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历史文献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国国情与中国道路研究，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研究。他曾经协助主持上海文化决策咨询工作，参与多个区县文化发展规划和文化品牌项目策划实务，对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理论体系颇多思虑。新近出版《文化价值观》一书，此前曾有《文化民生论》，其写作出版计划还有文化主体观、主权观，文化创新论、天下论，形成“三观三论”。

您提出文化价值观、文化主体观和文化主权观，这三者怎样定义，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

朱鸿召：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荷花与玫瑰，茶叶与咖啡，旗袍与牛仔，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以美美与共。但是，只要有选择，就会有取舍。选择与取舍，就有了好恶判断，更见出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具有隐蔽性特征，从来不写在生活的明处，而是润物无声，为人们日用而不觉。

那么，价值观来自何处呢？来自主体对自身的自觉，就是主体性。以前农村有人敲门问：“家里有人吗？”妇女答道：“没有人，人都出去干活了。”实际上，她本身就是人，然而受传统观念束缚，她不觉得自己是可以当家做主的人。她对“自己是人”的自我意识丧失了，其社会主体性也就丧失了。

主体性丧失的问题，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层面上看，表现十分明显。立足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一百余年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当中被迫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换来的依然是帝制复辟、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就树起彻底反传统的大旗，敢破敢立，大破大立，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同样都是以制度化方式，自觉、全面、主动地向外国学习，这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也造成了文化主体性的丧失。

文化价值的根本问题，是话语权，是价值意义的分配权和决定权。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性，也就丧失了文化的话语权。我举几个例子。其一，曾经我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有关部门通知要着正装去拍照，我特地打理好自己，穿上新式中装。但刚到门口，工作人员就说，朱主任你要回去换衣服。为什么？他们认为新式中装不是正装，西装领带才是正装。其二，十几年前，咱们有好多小伙子小姑娘染黄头发，他们可能没有多想，就是集体无意识地追赶时髦，但是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就是黑头发是没价值的，黄头发才是时尚。其三，以前美国有位黑人歌手，成名了，有钱了，就想方设法把黑皮肤漂白，后面干脆做皮肤移植手术，换成白皮肤。这三个例子人物时间地点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相同，都是文化自卑，价值观迷茫，主体性丧失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为体，现代文明为用，中华民族为本。马克思主义为体，即“马体”，其本质是人民性。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自觉地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格局中去寻找出路，意味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也意味着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西方现代文明为用，即“西用”，西方现代文明所有好的东西，都应该拿来为我所用。从某种意义来说，“西用”和“马体”都源自西方，但“西用”是形而下的，主要为器物层面；“马体”是形而上的，为价值观念层面。我们把西方现代思想中最为先进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引介移植进中国，以之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民族为本，即“中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接纳、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之后，必须构建自身的主体性，发展为中华现代文明。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时尚风靡。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内含着一种悖论。中国始终就在这个世界，何言“走向世界”？其实质就是中国失去了在现代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仁人志士们发愤图强，在学习借鉴吸收西方文明的起初阶段，曾经普遍认为诗不在眼前，诗在远方。稍后经济发达了，要么奔向远方，要么把远方搬到眼前。大约二十年前，上海城市建设中有过“一九六六”规划，要在一个主城区周边建设九个新市镇，其中有北欧模式、英伦风格、法国模式、德国模式、地中海模式，甚至还有东南亚模式，号称原汁原味地建造世界名城。风生水起，影响所及，上海一度出现了许多所谓中高档小区楼盘，纷纷以西洋名称为时髦，诸如“海上威尼斯”“海上普罗旺斯”“西班牙名园”“圣芭芭拉花园”，等等。这是在居住生活空间上的文化价值迷失和主体性丧失。

文化所外化出来的，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琐碎碎。仓廪实而“求”礼节，我们往往把别人的昨天和前天当作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而文化的本质，绝对不是简单的符号皮毛，不是穿西装领带、染黄头发、移植白皮就有文化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文化重建，一定是要在主体重建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文化自信、自立，自省、自觉过程中，逐步实现文化创新发展，重新确立文化主体性。那就是，诗在远方，也在眼前；世界在远方，也在脚下。

文化是一种精神高处相逢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简单依靠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可以完成。我们在1840年到1949年那个百余年中丧失的文化主体性，需要在1949年到2049年这个百年间逐步建立起来。并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在历史进程中“坐等”“躺平”就如期而至，应有尽有。无数历史证明，文化建设最有效的方式，是文火慢炖，大巧若拙，“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紧不得、松不得。“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所以，文化价值观、主体观、主权观，构成文化的本体特征。主体性是根本，价值观是核心。如果没有主体性，价值观念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了主体性，有了价值观，就一定内含着文化主权的意蕴。

您的整体写作计划中还包括文化民生论、文化创新论、文化天下论，这三论又分别是指什么？“观”和“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朱鸿召：文化民生论、创新论、天下论，是文化的主要功能属性。功能源自并受制于本体特征。其中，文化民生论是由文化主体观和价值观规定的功能属性，是文化人民性的实现途径和形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也是文化民生的思想理论依据。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化创新论，是文化的生命在创造，文化的价值在创新。创新，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进取，是实现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力引擎。创新，意味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标准答案。衡量文学艺术创作的最终标准，是看其有没有提供此前人类社会没有过的审美境界。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价值标准，是看其有没有破解此前人类社会没有破解过的命题难题，提供此前没有过的精神境界。

文化天下论，是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包含着“交往”的意蕴，所谓“天下之交”“天下之结”讲的都是“天下交往”。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明，崇尚“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主张“天下一家”的整体观念，追求“共存共荣”的发展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民族国家发展到极致的一种应然状态。

文化也是日常生活温度

“观”与“论”，对应类比“体”与“用”。许慎《说文解字》说：“观，谛视也。从见雚声。”《春秋穀梁传·庄公二十三年》说：“常事曰视，非常曰观。”所以，“观”以看本质，“论”以辨功能。文化主权观、主体观、价值观之“三观”，侧重对文化本质属性的审视研究；文化民生论、创新论、交往论之“三论”，侧重对文化效能功用的梳理辨析与研究阐释。

我个人觉得文化价值观是您的论著中比较核心的概念，“三德两化、知行合一”是不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练和提升？

朱鸿召：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是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西方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四维八德，是中国现代社会曾经倡导过的价值观。中国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认知并恪守的最大公约数，应当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凝练和提升。

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在全国上下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风尚的基础上，无论是从普及传播推广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思想内容表达的角度来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都存在进一步提炼升华的理论空间和现实可能。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更高目标、更具体要求。他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一重要讲话指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路径、方式方法。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三德”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进一步提炼。“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这“两化”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路径的新概括。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可以说，“三德两化，知行合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表述的进一步提炼升华。以“三德两化，知行合一”为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思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更加畅通衔接起来，更彰显中国特色，也更易于在人民大众中推广和传播。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1840年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以来惨痛经验教训凝结成的两组价值观念。没有富强、民主，中国就被别人打败欺辱；有了一定的富强和民主，如果没有文明、和谐，中国就将被自己人搞乱拖垮。建立完全独立主权的国家，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谓之“大德”。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组价值观念。自由，是社会公民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每个公民都享有自由人权，每个人的自由人权都是平等的。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区分和处理公民个体之间自由人权的边界？答案是，我的自由，以你为界，以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为底线。公民群体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如何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答案是，我们的自由，以法为界，以不逾越法律所规定的准则和道德所约定的伦理为底线。这些社会生活规则和人伦道德规矩，具体表现为现实生活中诸如斑马线、盲道线、红绿灯、禁烟令等条条框框，是对生命安全的基本保障，是对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谓之“公德”。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关于公民个人生命成长与事业发展的两组价值观念。从理论逻辑上讲，大局观在前，“爱国”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哪有家。越是事业有成，功成名就，越是要守住爱国的底线。从实践逻辑上讲，个体存在在先，起点在“诚信”，而诚信的底线是对自己的肉体生命诚信，按照个体生命健康准则，吃该吃的饭，做该做的事，是为生命自觉。只有身心健康，才能对他人承担责任，与人为善；然后，才能爱岗敬业，继而创新业绩、创造奇迹。从诚信是个体生命的肉体和灵魂，到对他人友善，对工作敬重，对国家做贡献，体现了公民个人品质、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递进式人生修为价值追求，谓之“私德”。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大思想道德公约数，对于公民而言，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之“大德”，需要知晓明了、躬行不违；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之“公德”，需要坚守底线、追求上线；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之“私德”，需要严格遵守、慎独慎微。做到“三德两化，知行合一”，就是“明德之士”。

如何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

朱鸿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本质还是一个文化主体性确立的问题。古与今、中与西，是两个不同的视域。从古与今的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不断接受外来文明，在对冲与融合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曾经最大的遭遇，是印度佛教文化的浸透。自东汉洛阳白马寺建造，到宋明理学形成，中间历经了千余年时间。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想见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空前盛况。“四百八十寺”无论是作为实词还是虚词，都是寺庙太多，香火太旺，折射出那个社会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百姓对佛教的痴迷。人们把人生理想寄托在来生，欲用此生的修为来换取来生的幸福，这就相当于把目光全部放在了彼岸世界，而漠视了此岸世界。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社会民生的凋敝、国家实力的孱弱，以及民族精神的萎靡混乱。南朝梁武帝萧衍晚年“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即是佞佛谄道以至于身死国灭的写照。面对如此严重的时代危机，宋元明几代读书人学习研究佛学，努力融汇佛学儒学道学，形成理学思想，把原先只存在彼岸世界的菩萨，转化为此岸世界的“活菩萨”，就是实现了印度佛学的中国化。宋明理学对佛教挑战的回应与抗争，本质上是对人心人性的争夺，其所承担的使命，就是把人心人性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此岸世界，修行都在事上磨，尘中炼。他们在修齐治平的基础上，增加了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达道，重新建立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在千余年与佛教相较相融的过程中经历了受冲击、遭碾压，曾经迷茫、迷失、迷信，尔后逐步自省、自信、自强，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是物我胞与的喜悦

从中与西的空间维度来看，中华文明在学习、赶超西方文明过程当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我把中国近现代史看成两个百年的历史长度，前一个百余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都不如人的痛苦反思过程，一度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西方世界，认为“诗总是在远方”。那是多大的一个思想深坑、文化黑洞呀！后一个百余年，要填补那个深坑，堵住那个黑洞。从1949年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我们经历着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贵起来的奋斗历程，逐步重新确立文化主体性，重新发现：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诗在远方也在眼前。诗在眼前，并不否定远方还有诗，这样才是一个美美与共的世界；中国在世界，并不否定中国之外还有世界的其他部分，中西彼此，相互依存，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共存共荣。

毋庸置疑，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全球长期保持强势地位。但从长远来看，西方文明也存在一个发展的极限问题。当发展临近极限时，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四处张望，寻找可供修补、拯救、滋养人类现代文明的新资源、新前途、新路径。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当中，唯有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当中没有中断过。因此，他们也会重新审视中华文明之于人类与世界整体的价值和意义。而中国在追赶和超越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在深刻洞察西方发展模式之大利与大弊的基础上，回过头来向本土探寻可供继承、转化和发展的文化资源，重新确立真正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理想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过上体面、尊严，从容、优雅的美好生活为理想追求。这就是在古今中西两个视域下，中华现代文明经由重新确立文化主体性，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的必然过程。

现在社会既有全球化的一面，也有去全球化的一面，在两者对冲的漩涡中，文化价值观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朱鸿召：以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作引领，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从长远来看，我对世界形势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第一，自进入近代以来，世界就始终没有脱离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现代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的时间概念基础上，具有某种不可逆性。新航路的开辟、历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都直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演进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格局，彼此谁也离不开谁，唯有共生共荣、美美与共的相处之道才能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是当今以及未来的主要趋势，逆全球化虽在国际格局的重构与演变之中不时兴风作浪，但却不可长期存在，更不可能成为主流。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全球化不断纵深发展，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

第二，从进化论的理论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在总体上是单向演进的。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其发展都是同向同行的。西方文明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可以在东方文明中找到智慧资源；同样，东方文明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也可以在西方文明中找到借鉴方案。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彼此虽有碰撞、冲突，但也有交汇、融合。当人类整体意识到彼此都在寻求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时，那么协商对话、互惠互利，便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态。当今，部分发达国家为了维持既得的经济主导地位，高喊“脱钩”“断链”“退群”的口号，推行“本国优先”的原则，大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这些逆历史潮流的行为，不仅无助于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也有损于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抑或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彼此之间都应该是互补的关系。

第三，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这决定着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顾他人而独善其身。比如，在生态环境方面，气候的变暖、海平面的上升、臭氧层的损耗、森林的锐减、大气的污染、海洋的污染、水资源的短缺、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等，都将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又如，在公共卫生方面，任何一种“X疾病”的出现，都可能会对各个国家的人民带来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胁。而任何一个方面的危机都具有扩散效应，政治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文化的危机、社会的危机、生态的危机都可能互相引发，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便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的大规模破坏。因此，在共同的领域，各国只有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共同解决，才能谋取共同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全球化乃是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

从荆人失弓、荆人得之，到人失弓、人得之，再到失之、得之，结论境界不同源自视野情怀大小。国界、人类、星际交往的时代已然阔步走来，重构中华现代文明价值观有了新机遇，也有新挑战。我的文化“三观三论”，立足上海，聚焦中国，关照世界，努力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贡献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