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把题目变得更恰当，应该把蜀国去掉。因为三国全都是穷兵黩武，这几国家本就以战争为主要目的，几乎连年打仗，怎么可能不是穷兵黩武。

东汉末年以来战乱、天灾对经济模式进行摧残，造成货币紊乱。人口消减对农商之影响，都让三国在非常不良的状态下建国。在这前提下，百姓还要不断为战争服务，承受的挤压可想而知。单是拿三国可控总人口跟东汉未分裂时期对比就知三国整体经济有多糟糕。

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也就这么一回事。

明明那么穷，可是谁不穷呢？

吴军师张悌在蜀汉灭亡前提到：“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

说的全是实情，只是他为了巩固自己观点，后面吹捧司马氏执政内容有些过了。治乱必须得用重典，曹操那时采取过硬手段无可厚非，他也已经承担了诸多民变的恶果。曹丕、曹叡时期依旧没有停止大规模用兵，受到蜀、吴二线牵制不说，还数次主动大规模出兵，之所有没造成大影响，终究是国大业大，折腾的起。原先是乱世，大规模搞屯田让流民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多年以后那些初时的经济制度就成了严重的剥削，经济环境好是好了，可百姓怎么都富不起来。曹叡修宫殿在别的时代算不上什么大兴土木，因为国家穷，这么干就遭到群臣围攻。那二年科比能、诸葛亮、孙权联合搞事，魏国经费猛烈燃烧，曹叡还曾亲率大军赶往合肥想跟孙权决战，好在孙权跑得快，就算不交锋，这一来一回也要钱！

“杜甫的祖先”杜恕曾向曹叡上书讲述国政弊端，大致认为国家过度注重军事，已经背离王道里安民丰财的方向，时人议论多推崇孙武、吴起这样的兵家。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造成的影响是魏国拥有十州之地，其户口不如东汉那时一州之民。加上吴、蜀、燕、鲜、羌多方牵制，边境都需要驻兵把守，魏国的荆、扬、青、徐、幽、并、雍、凉都着重于发展军事，能够平稳积累财富的只有兖、豫、司、冀四州。边境官员只要手头有兵就越专注于军功，不勤民事。但是为了方便，魏国边境的官员多兼掌军政。杜恕此举是为了反对将军吕昭出镇冀州，认为兖、豫、司、冀这几州应该弱化军事，着重发展经济。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东汉，稳定时通常拥有五千多万人口，汉军需要在凉、并、幽三州边境驻军，交、益、扬也时有叛乱，需要一些部队，加上洛阳中军，整体军事比重比三国低。三国不仅要承担东汉旧时边境的兵役，更需要在各自前线发展军事，三国的中军还经常要赶上前线，可三国在籍人口只有一千万左右。

司马炎能搞太康之治也不是他有多大经国之才，主要是天下统一后，自然而然可以解除三国时期过度的徭役，并把大量隐匿人口重新收编入籍，将多出的民力用于发展经济。整个三国拿去跟任意一统国家平稳期比较，百姓都不堪重负。只是长期外部矛盾，让人们可以忽略这种不正常的发展形式。

这种乱世悲哀不是三国独有，唐长孺指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徭役也重于前承的两汉与后来的隋唐。】

我不是故意拿大一统国家去贬低三国，是指出这么一种客观情况，分裂时期执政者一时善政对百姓恩泽真的非常有限，大一统国家发展经济的条件比分裂时期好。这不是三国想要维持的局面，只是长期对峙之下谁也打不死谁的无奈。国家与国家之间是被迫陷入需要维持军事力量的对峙，就好比冷战时期，即便双方阵营都不开打，都需要显示出强悍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背景下自然而然对经济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有人曾拿王夫之著《读通鉴论》里对三国君主评价来跟我争辩，说孙权之才远胜刘备，可王夫之对三国君主认知显然带有局限性，他认为【雍既秉国，陆逊益济之以宽仁，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

古代认为孙权执政宽仁不止王夫之一人，不少人还对孙权以儒道治国很是推崇，把孙权偶尔宽赋息调、崇尚节俭政策误以为是持续举措。可惜《走马楼吴简》揭露了孙权执政诸多细节，嘉禾年间（232 年到 238 年）临湘百姓和吏为配合吴国大规模军事行动负担起许多恒役以外的徭役，主要就是为后勤运输等各项杂役，还需要征召新兵。为了维持这些工作，基层公务员“吏”要承担很大工作量，这还只是吴国官民为服务大规模战争的一角。试想一下，孙权时不时举兵十万对民力、财力消耗得有多少？

《走马楼吴简》还反应出孙权时代苛捐杂税极多，百姓压根不堪重负，顶多是踩着崩溃边缘生活。士兵不是数字，每个人都有家庭，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几年回不了家，要长期屯驻在前线。不打仗的时候有一部分士兵可以回到腹地，承担较为轻松的工作，得以休养。国家也需要士兵回家跟关爱妻子，增加人口数量。不需要承担徭役、杂役的人可以回家种田，好在缴付税赋之余还留有点余财。一旦打起来仗，许多家庭都要放下私人工作去为国家服务，这还没算士兵阵亡给家庭带来的损失。这一点，三国里谁发动战争都一样。

因此诸葛恪上台后除去孙权从前一些税收，获得了很大民心，他的声望短期内到了不可动摇的地步。每次出行，百姓都伸长脖子想看清楚诸葛丞相面容。也不是诸葛恪多么天才，就是孙权从前压榨过甚，诸葛恪一旦减少压榨就能收到了成效。只是好景不长，诸葛恪终究还是走孙权的老路，大举十万以上兵力北伐，终在战败之下搞得民望尽失。而后孙峻、孙綝为垄断兵权也没好到哪去。

即使是孙休想要以儒治国，被他任命的濮阳兴、张布还是搞得国内大失所望，交州叛乱就是孙休留给孙皓的烂摊子。至于孙皓多次以弱国攻大国的神操作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吴国人口甚至被他搞到负增长。

最后再讲蜀汉，王夫之认为刘备、诸葛亮和曹操一样，皆用申、韩之术为政。诸葛亮执法严峻很著名，这是治乱之本，确实无可非议。蜀汉自夷陵之战后元气大伤，诸葛亮是将蜀汉的国力从负恢复到了可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状态，这需要极佳的经济政策才能办到，所以诸葛亮执政时期对百姓没有过错，只有恩泽。

孙权对此表示：“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

袁淮则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

但诸葛亮不是神，他最后一次北伐是大规模行动，很多手尾工作需要跟进。张俨不免提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故而，蒋琬执政前期没有大动作，直到司马懿伐辽东时期，蒋琬才奉刘禅之命入驻汉中，派姜维做偏师骚扰魏国边境。因蒋琬病重，他大规模出兵的计划被搁置了，自费祎主政后态度变得更加保守，因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少得到了陈寿好评：“费祎宽济而博爱，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蜀汉最后十年由姜维出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他大反费祎方向，连年出兵北伐，国力日渐不支，最终造成百姓面有菜色的结果。

《三国志谯周传》提到：“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

陈寿在其本传评价姜维使用的是'穷兵黩武"近义词"玩众黩旅"。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评价：“民嫌其劳，家国亦丧矣。”

吴军师张悌亦提到蜀汉末年是：“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竞於外利，不脩守备。”

孙盛《异同记》亦载：“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

陈寿、张悌、常璩、孙盛对此给出了一致评价，可知蜀汉末年军事投入的比重高于从前的执政者，是其衰败的主因之一。由于蜀汉前期与后期强烈对比，蜀人才会认为初时不觉得诸葛亮执政有什么好，到了后来变成了“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姜维在蜀汉最穷之际还坚持连年北伐是不争的事实，自然称的上穷兵黩武。

以上并不是反战，分裂时期战争是必然的，只是战争的频率和限度有讲究，《司马法》已经很简明说出此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无法在其中找到平衡的国家自然就会走向衰败，魏、蜀、吴实际上都是失败的例子，尽管西晋也一样。

想从细节中比烂是真的没必要，当你在比烂的时候你就已经承认自己立场是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