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米莱新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国家部委数量从18个减少到9个，国务秘书处的数量也从106个减少到54个，以期削减政府开支。

但阿根廷欠下的债务实在是太多了，依旧面临989亿比索和326亿美元本币及外币债务的双重威胁，目前阿根廷还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40多亿美元。而其仅有28.03亿美元外汇储备，显然无法堵上这个窟窿。

在这个节骨眼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来“雪中送炭”了。

2024年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阿根廷政府就该国的贷款计划（贷款协议签订于2018年6月）达成第七次审查协议，批准向阿根廷提供47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偿还2023年12月、2024年2月已到期和今年4月即将到期的债务。

该协议要求阿根廷接受季度审查和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协议规定：

1.2024年国际储备金积累目标为100亿美元。

2.加大财政调整力度，扭转初级赤字（2023年，财政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9%），实现基本财政盈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3.央行不能为国家财政部提供资金（2023年，提供资金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规定若无法同期实现，即基本财政盈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没有来自央行的资金），同时央行累计国际储备金100亿美元，则还需要到期偿还巨额内债和外债。

米莱政府上任不久就施行比索贬值政策，这损害了国家和陷入美元债务省份的利益。征收比索的同时，购买外汇的成本则越来越高。因此，通胀“稀释”了比索的支出（工资、退休金和养老金等），大量公共工程暂停，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和社会支出也随之减少。

如果民众坚定支持而不反对米莱政府的举措，阿根廷就很可能实现其财政目标，但汇率目标则无法实现。尤其是2024年，国家财政将面临44.07亿美元的到期外债（其中26.44亿美元为偿还债权人的本金和利息，17.63亿美元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利息）。

根据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且经第27612号法律规定的期限及偿还金额如下：

阿根廷需要支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借的全部债务利息。但如果在每次本金到期之际，达到了各种审查规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为其提供10年期的贷款。通过这种方式，向“变革联盟政府”提供的备用贷款（SBA）可转成中期贷款（EEF）。

2024-2027年，阿根廷政府预计偿还的外债和内债（前总统费尔南德斯执政期间，债务增加，归因于政府在国内市场上发行比索债券，而无法在国外市场发行债券，但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或官方汇率来调节，结果相似）：

此外，阿根廷还需支付巴黎俱乐部和其他国际信贷组织的50亿美元债务，以及与中国本币互换协议的部分资金。

阿根廷政府将重新谈判部分外债，但它不能用公共财政收入购买美元支付外债（2024年它不能这样做，而在金额呈指数增长的随后几年，它更不能这样做）。同时，政府还需将净储备额增加100亿美元，它没有充足的财政盈余购买这笔美元，并且也没有足够的贸易盈余来提供这笔外汇（即使卖掉“田地”里可供出口的一切产品）。

这就是政府推出名为“阿根廷经济重建基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令》和“阿根廷人自由基础和起点”综合法案的原因。这些方案的提出将国有上市企业（包括阿根廷银行）私有化，并且将原本归社会保障局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基金转由财政部掌管，这是综合法提出的改革内容。

哈维尔·米莱政府对阿根廷经济消费与投资相关的公共账户进行非理性调整，以确保实现三个目标：

1.通过国家预算偿还未经调查（和正在偿还）的债务，让债务承担者受益，因为是阿根廷人民偿还了债务。

2.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让规模庞大的资金投资者获利，投资者会获得我们的自然资源和重要企业（国家石油公司、国家电信公司、阿根廷国家银行、社会保障局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基金等），用于抵债。

3.目标1和目标2的相互关系确保了一种依赖农业出口、融资的攫取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创造就业，仅有利于势力庞大的金融资本。

债务长期以来是一种主宰机制。阿根廷的债务史源于1824年，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向英国巴林银行举借了首笔贷款。当时阿根廷正推行英国为其设计的农产品出口导向模式。随着1943年6月4日拉蒙·卡斯蒂略总统的下台，这种发展模式被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取代。二战后，阿根廷通过出口粮食和原材料成为了英国的债权国。

一旦摆脱债务，阿根廷就不再将出口国外市场置于优先顺位（何塞·马蒂曾说过，“销售者服务，采购者命令”），而是基于国内市场实现增长。

阿根廷政治领袖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1770-1820）在1811年4月6日的《商业邮报》中清晰明确地指出：“中国正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以国内贸易为补充的持久范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它，也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所有自称文明之国都在寻求它的影响。以我们国家的银币为主的大量铸币被带到中国，用于增添它的宏伟奢华，它的国内贸易体量巨大，基于帝国的广袤疆域和庞大的人口体量，对外贸易微不足道。”

1943年以来，阿根廷不断地证明着这一点：如果内部消费增长，那么国家就会实现增长和可持续性收入分配。反之，当基于对外贸易时，经济活动会放缓抑或减少，大多数人则被排斥在经济活动之外，少数人得以积累财富并且资本逃离。

对外贸易助长了一种依靠农产品出口的攫取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优先考虑获取外汇收入，而外汇也会逃离本国，甚至导致国家深陷债务，以比索获得的利润兑换成美元，不仅使富人群体获益，也使债务成为抵押贷款，形成对当前国家经济及其未来发展的制约。

“变革联盟”执政时期（2015-2019），阿根廷外债高达上千亿美元。在费德里科·施图尔辛格和路易斯·卡普托相继担任阿根廷央行行长期间，央行为资本外逃提供融资。联邦公共收入管理局（AFIP）并没有调查“变革联盟”执政时期美元购买的行为。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因为逃税和资本外逃被允许合法化，并使用国家预算进行全额支付，代价是削减退休人员和养老金领取者的退休金，减少公共项目，降低民众在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补贴和救助金。

国家和民众的计划是维护国内市场、就业和生产，而依附屈从模式是一种促进对外出口的模式，它不惜牺牲国内的资源和生产。阿根廷首先是保证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能源、食物、水、矿产等），而不是履行承担债务的义务。

我们必须摆脱现状，第一步，审查这些年的外汇购买情况（阿根廷央行掌握了美元购买者及其购买金额的所有数据），询问这些公司的管理者和法人没有在资产负债表和/或税收声明书申报的资金来源。

我们应该从2020年5月21日发布的央行报告《2015-2019年外汇市场、债务和外国资产形成》着手。该报告表明，2015年12月至2019年10月，费德里科·施图尔辛格和路易斯·卡普托相继担任央行行长期间，央行抛售862亿美元，据此便可调查最大外汇买家的身份。

此外，参议员奥斯卡·帕里利的一项提议已经获得众议院批准，赢得了多数议员支持，即使少数议员对此反对，但该项提议未经众议院讨论和审议却已正式成为法律：

必须要求政府（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调查自2016年以来签订的债务，查清在银行系统和外汇系统中显示的大额债务人和大额买家，及与其相关的资产负债表和税收声明书的所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