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武汉大学学者调查研究发现，有地方政府欠债不还逐渐成了当地最大的赖帐「老赖」，这种信用透支的治理「无赖化」，撕裂维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信任体系。

香港南华早报7日报导，中国入口网站网易上月刊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的文章「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态，政府成当地最大『老赖』」，披露日益恶化的地方债务已导致治理危机。

报导说，冯川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与基层治理，他发现中国地方治理的信任危机已层层蔓延到乡村。

首先是县政府失信于银行、企业和乡镇政府，接著乡镇政府再失信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工程队，然后村干部失信于工程队、村民，村民也对基层干部失去信任。

县政府对银行的失信表现在「只还利息不还本」，例如贵州省某县县长拚政绩大推公共建设，明明土地财政仅人民币1亿（下同，约新台币4亿4390万），却负债80亿元，而且每年还得还利息1至2亿元不等。

但这名县长却大言不惭说，「债是不可能还了，银行只能要利息，否则连利息都不给」。

此外，若干县政府因扛不住巨额财政缺口，甚至借由「暗杠」乡镇收入，只图减轻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

例如山东某县截留拖欠本应返还给乡镇的税收，导致欠某镇6000万元，欠另个镇1亿1000万元。

还有些乡镇因财政紧张，想要有所表现的干部居然挪用部属工资筹款兴办亮点工程，一名乡镇公务员就抱怨刚上班不久，全县各乡镇就停发绩效工资，每月到手薪水不到3000元。

政府失信层层向下传导，最终由村干部、企业和工程队承担，中西部地区很多专案配套资金难到位，都是村里负债，以基础设施类来说，村里大概要承担30%，产业类则是60%。

冯川的研究报告还提到，陕西省某镇某村2017年辟建了1座广场和4条排水道，共花费200多万元，但专案资金只下拨40万，村支书自己垫20多万，其余部分由施工单位垫付，目前还欠施工方27万。

偏偏民众也不信任基层治理最底端的村级干部，因村民怀疑他们以权谋私，以致村干部陷入「流汗又流泪」的两面不讨好困局。

冯川说，「如今，种种『无赖化』行为正在地方治理中呈现系统性蔓延之势。一个可以称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似已广泛形成」。

他说，事实上，近20年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逐渐进入权力向上集中的周期就是因为「一放就乱」的各种事端，不断透支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基本信用。

冯川指出，文牍主义、痕迹主义、以「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为隐喻的全过程监督管理以及以透明化为导向的问责制度，都是行政体系内部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缺失基本信任的体现。

他说，社会蔓延不信任行政体系的氛围也是造成体制内外对基层干部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哪个行动主体原本就是无赖，而是被包裹在催生无赖化行为的结构，「他们的失信很大程度是被动的，透露深深的无奈」。

他表示，信用透支浮现基层治理各个层面，撕裂维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信任体系，足以消解包括德治、法治和自治在内一切有可能推动善治的力量，使社会治理落入距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远方向。

路透社去年8月曾引述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数据报导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2022年增至92兆元，占经济产出的占比达76%，高于2019年的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