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繁花》片尾，宝总和汪小姐隔着200米宽的黄浦江共赏绚烂烟花。新闻报道的背景画面中，隔开人山人海与黄浦江的外滩防汛墙显得朴素而坚固。
《繁花》片尾，1994年外滩新闻报道背景中的防汛墙（图源见水印）
在那个年代，这道外滩防汛墙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情人墙”。“情人墙”因其优越的景观位置，成为了那个年代情侣们谈恋爱逛马路的一块风水宝地。有人说，没有这道墙，如今的中年人就失去了对爱情的记忆，它是“父母爱情”最无言的见证者，以至于在它消逝后的很多年，每每提起“情人墙”三个字，都能引发一代人对青春具象化且生动的追忆。
昔日外滩“情人墙”
曾经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浪漫记忆，“情人墙”同奔流不息的长江水一样也印证了外滩百年的流变，和这座城市不断迈步向前的发展进程。
《外滩恋爱墙》 罗希贤 作品
外滩散步，是一种美的享受
外滩景观的形成，从1843年上海开埠开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早在1860年代末，随着租界内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城区建设的拓展，一部分外侨为谋求商业利益，主张把洋泾浜至黄浦花园这段堤岸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之用。
1918年外滩公园鸟瞰（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众多主张将外滩沿岸建成码头区的声音中，美商旗昌洋行大班、旗昌轮船公司创始人金能亨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
他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工部局委员会，对于将黄浦江堤岸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他认为“作出的牺牲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外滩作为上海的重要风景点，居民在黄昏漫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新鲜空气，亦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主要场所。
金能亨是最早来到上海的外国商人之一，早在1840年代末至1850年代初，他就被外国侨民推选担任过道路码头委员会的委员，在外国侨民中颇有声望。
因此他对于外滩地位的看法和有关外滩建设的意见，对当时的公共租界管理机构有很大的影响，此后一个阶段，外滩的建设，大致也参照了金能亨提出的思路发展。
20世纪初外滩沿江草坪
1876年，工部局在对外滩人行道进行更新的同时，在外滩道路与江边堤岸之间填土并铺上了草坪。这块大草坪于1886年4月，宣布正式对公众开放。工部局为了防止行人把草坪作为行走的通道，特地从北京路到汉口路修建了一条宽12英尺的人行道，同时，在人行道旁边设置了座椅，供行人休憩之用。
20世纪初外滩沿江座椅
由此，外滩逐渐形成了具有景观意义的休闲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回忆道：在那个精神受到压抑，生活十分艰苦的岁月里，来到外白渡桥边的外滩散步，是当时无与伦比的享受。
四次加高，“情人墙”形成
1880年，工部局在黄浦江边（今北京路至福州路一段），以大块花岗石砌建驳岸。到了1920年代初，又在中山东路一段的外滩沿江，修建了块石护坡，驳岸顶标高为4.7米，并设有栏杆墩和铁链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1950年代初，上海受到几次大潮汛影响，江水越过驳岸漫到外滩的马路上，影响市民的生活。于是从1956年开始，对黄浦江、苏州河边原有的驳岸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夕阳下的外滩公园（摄影：金石声）
当时因为分段修筑，标准不一，多数单位因陋就简，所筑防汛墙结构单薄，不少岸段残缺不全。到了1959年，外滩便开始统一修筑防汛墙，砖土结构，防汛墙顶高4.8米。1962年的一次台风，全市几十公里的防汛墙被冲开了46个缺口，其中外滩就有两处，导致南京路食品公司门前积水深达1米，损失严重。
于是，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在1963年首次颁布《黄浦江、苏州河两岸防汛构筑物的统一高程规定》，要求外滩防汛墙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墙顶标高为5.2米，不影响外滩地区的观瞻。
1980年代改造后的外滩沿岸（上海市档案馆藏）
可是到了1974年8月，上海再次遭到台风袭击，外滩黄浦江水位几乎与防汛墙顶齐平，当年11月，上海再次调整防汛标准，外滩防汛墙标高升至5.8米。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情人墙”逐渐形成。
到了1984年，上海政府和水电部先后批准上海市区按“千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
改造中的外滩防汛墙
此后，外滩防汛墙再次进行拆除重建，外滩防汛墙岸线向江心外移6-49米，防汛墙结构按I等工程1级水工建筑物的标准设计，将传统的防汛墙上部L型结构改进为厢式结构，墙顶增加了一个厢顶平台， 平均宽度15米，厢体下部为外滩停车库，上部为观光平台，全长约1.8公里。
2021年，防汛人员在检修外滩排涝口
那些年，“墙中人”的回忆
1970年代的情人墙盛景，被记者记录下来：“沿黄浦江西岸的外滩千米长堤，集中了许许多多的上海情侣。他们优雅地倚堤耳语，一对与另一对之间，只差一厘米的距离，但绝不会串调。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
而在见诸报端的文字中，最早关于“情人墙”的定名，大概是从上海著名作家沈善增开始盛行的。1990年代，他曾写了一篇随笔，题为《伟大的情人墙》，将他多年来对外滩这道独特的风景作了一个正式的命名。此后，报刊上的“情人墙”提法渐渐多了起来。
外滩防汛墙成为当时沪上年轻恋人的一块风水宝地
沈善增也做过“墙中人”。他这样记述自己的经历：
初到外滩情人墙前占一个位置，大多数人心理上还不能习惯，尽管知道左邻右舍都在忙自己的事务，无暇旁顾，但到底有顾忌......经过几次锻炼，才能达到旁若无人的境界。
可以说，年轻人选择在众目睽睽的外滩边谈情说爱，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当时的上海经济物资尚不发达，文化娱乐设施单调，住房极其紧张，一家七八口挤在十几个平方米的斗室里，四世同堂司空见惯。
当时上海城里适合年轻人的幽会场所较少，夜公园不开放。年轻男女“荡马路”之后想找个僻静的地方谈谈心，就要动点儿脑筋。鲁迅公园附近的甜爱路，还有思南路、东平路、绍兴路、五原路、愚园路等，都是不错的所在。但相比之下，外滩的“情人墙”因其便利的交通与开阔大气的风景，更受到恋人们的欢迎。
民间也有这样的描述：外滩观光平台几乎没有购物流动车，偶尔见老人推车，儿童车上放着茶水，花三五分钱即可获得一杯凉水解渴。这也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有限的状况下，进一步奠定了外滩“情人墙”在年轻人心中地位的原因。
《繁花》作者金宇澄在回忆1970年代的情人墙时，如此描述：
当时，外滩的江堰边上有一道一米多的墙，很朴素的一道墙，墙外就是黄浦江。当时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在那边谈恋爱，就这样一男一女，那个程度，真是密不透风啊。而且后头还有人等位的，如果前面两个人走了，后面立刻有人挤进去，因为没有地方去啊。你想想看，当时的时代太贫乏了，大家没地方去，好不容易到了外滩，我总能靠在那里两个人讲讲话吧，因为大家都这样嘛。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些男女后面还有那种巡逻队员，现在怎么叫法我不知道。他们就站在后面，比如说一个男的，他的手放在女朋友的腰上，巡逻队员立即喊“哎，手放下来，手放下来”。
同样的回忆，也出现在上海滑稽戏演员毛猛达的描述里：
那时候傻乎乎的，吃好夜饭就去抢位子，7点钟前头就赶到了。有一次去晚了，看过去人海茫茫，总算找到一条隙缝，挤进去，没等开口，旁边的情侣便主动让出一角。在这里，没有发生过占位吵架的现象。
2001年，在外滩眺望对岸的年轻人（摄影：郑宪章）
来到“情人墙”的情侣们似乎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有人说，上海人对外滩“情感地带”的成因是心知肚明的，在纯粹的浪漫中，也多少夹杂着无奈和酸楚，当“情人墙”的出现与“居无屋”“居少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少年少女的甜蜜相拥里，可能有着不知明天婚床放在哪里的深深隐忧。
据说，外滩这一奇观，一度成为上海当时少年心口相传的“13频道”。当时电视只能收到12个频道的节目，晚上的电视节目娱乐性很少，比较单调，1970年代长大的少年看到苏联电影里仅有的一小段瓦西里夫妇的吻别，不免感到新奇。由此，一些少年常常结伴去外滩看恋人们谈恋爱，个别喜欢恶作剧的孩子不光旁观，还会挤在他们身边，盯梢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小男孩在防汛墙边看着对岸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外滩防汛墙成为上海年轻恋人比较集中的场所。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娱乐场所的逐渐增多，居民的住房条件的日益改善，以及青年男女婚恋观念的不断变化，外滩情人墙盛况空前的情景才逐渐消失。
等到1990年代，市政建设快速更新，原先的防汛墙墙体被拆除，改为与黄浦江风景更为契合的镂空式栏杆，位置也向江心外移了一段距离。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外滩观光平台防汛墙已不是昔日“情人墙”的原貌。
如今在外滩眺望对岸风景的观光者们
很多人提到“情人墙”的消失，总觉得伤感。但是时代的浪潮过去，一些有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将渐渐消失在长河里。正如外滩“情人墙”，它出自于时人的无奈，却无心插柳地成了一道盛景，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发展和社会包容度的提升，当它的历史使命结束之后，消失虽有遗憾，却无所谓好或者不好。
时移世易，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情人墙”，仍能查到数千条有关的信息，并仍将它作为外滩的一个景点，与此同时，外滩栏杆不远处也竖起了一面花墙，成为了情人打卡的另一处地标。情人墙重新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关注后，如何挖掘和赋予它新的内涵，也将成为又一个新话题。
外滩栏杆边比心拍照的情侣（图源：上海黄浦）
外滩花墙（图源：新民晚报 杨建正 摄）
部分素材：解放日报、澎湃新闻
综合整理：董群力
校对：王礼荣
编辑：董群力、陈皓
原标题：《外滩消失多年的这道甜蜜“风景线”，为何仍让人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