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6年。今年在大宋，是景德三年；在大辽，是统和二十四年。

这一年，是澶渊之盟签订后的第二年。二十多年来，宋朝的头等大事一直是对辽战争。兵荒马乱了一代人，现在和平终于来了，政治局面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大宋朝廷里，今年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寇准罢相。澶渊之战公认的最大的功臣寇准，不再担任宰相了。

那这是不是有奸臣陷害忠臣呢？是不是皇帝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呢？这些因素都有，但也都没那么简单。

我就说一个事，你品品：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寇准对真宗皇帝说过一句话：“你看看，如果我什么都听你的，这事能办得这么快吗？”皇帝笑着说，“对对对，都是你的功劳”。你就说，当大臣的，能这么说话不？你就说，当领导的，皇帝是不是也够可以的？所以你看，寇准罢相这个事，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不过，今年咱们不说寇准。因为寇准罢相，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回。寇准这个重要人物，我们放在后面的节目讲。今天咱们要抢时间办一件事。

什么事？你看，宋真宗用“景德”这个年号，一共也就用了四年。这都“景德三年”了。这个年号在历史中很快就要过去了，但是它点燃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辉煌可才刚刚开始。对，这个地方就是：“景德镇”。1006年的《文明之旅》咱们就说说景德镇。

我们现在都知道，景德镇是大名鼎鼎的“瓷都”。但在宋朝初年，它还不是这个地位。

咱们就看价格。到今天为止，市场上出现的最贵的宋瓷，是2017年香港苏富比拍出的一件汝窑天青釉洗，成交价接近3亿港币。周杰伦的歌《青花瓷》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其实，天青色可不是青花瓷的颜色，而是汝窑的颜色。因为汝窑烧了二十多年就停烧了，所以现存的汝窑数量非常少。有人估计，全球加起来不到一百件。

我们要是只看宋代的瓷器，现代拍卖价格前五的宋瓷，都出自所谓宋代五大官窑，汝、官、哥、钧、定。景德镇在排行榜上根本排不上号。

那么问题来了，五大官窑很快就断了传承。而在北宋时候，质量不算上乘的景德镇，反而能够不断延续下去，这是为什么？更进一步，我们还要问：景德镇的陶瓷业，是工业文明的一粒小火种，它是怎么在周围汪洋大海一样的农耕文明的包围下长明不灭的？

好，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一起穿越回公元1006年，大宋景德三年。

景德镇是怎么活下来的？

景德镇号称“瓷都”，它在中国瓷器历史上的地位，怎么称赞都不过分。

但是说实话，我自己在读景德镇的史料的时候，最震惊的，不是它在历史上有多牛，在瓷器行当里如何登峰造极，而是它在那么古早的中国，就有了这样一幅工业化图景，那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我给你念一封信，这是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当时到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给朋友写的一封信。

“景德镇拥有一万八千户人家，大部分是瓷业商人，他们的住宅占地很大，雇用的职工多得惊人。按一般的说法，此镇有一百万人口，每日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从隘口进港时首先看到这样的景色：从各处袅袅上升的火焰和烟气构成了景德镇幅员辽阔的轮廓。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的一座巨城，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巨大火炉。”

我看后来有人考证，说一百万人口有点过分了。但是十万人是有的。十万人口的城市，就围绕一个产业聚集在一起，火焰、烟囱、昼夜不停地工作——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欧洲，也都是工业革命之后了。

虽然这段材料出现在1712年，但是，造瓷器，窑炉烧造的工艺在宋代时候肯定也是这样。所以，1006年的景德镇，可能规模没有这么大，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景观，应该是差不多的。

其实你想，中国自古就有规模不小的、工业化集中生产，比如冶铁业和陶瓷业。你去看《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就记载了很多靠冶铁业起家的巨富。古代的那些冶铁工厂，应该就是当时的社会奇观。农耕文明是汪洋大海，但是里面星星点点的一直有这样的工业文明的孤岛。

李白的《秋浦歌》里不是有描述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说的就是他在唐朝看到的钢铁厂啊。这诗里最传神的是“赧郎明月夜”，赧是害羞的意思，但诗里的这个“赧郎”，小伙子脸红扑扑的，不是因为明月，也不是因为害羞，而是被炼铁的火炉照红的。

如果我是一个宋代的1006年的农民，突然来到景德镇这个地方，我会吓一跳。刚开始吓一跳可能是因为密集的炉火和烟囱。

再如果在这住上几天，仔细一了解，更要吓一跳：这个地方的人，居然不是按照寒来暑往的大自然节奏来工作的，居然不是按照自然的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居然是和不同工种的人精细分工又充分合作的，他们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居然不是按部就班的，拿到一笔订单、研发一个新品居然就能发财，也可能一炉窑烧坏了，居然就能失业，明天就衣食不保。这也太刺激、太奇妙了。

对，1000年前的景德镇的存在，其实是给我们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让我们看到工业文明是怎么在农业文明的包裹下生存的，更重要的是，景德镇和其他工业小火种不一样，它存续了上千年长明不灭，它是怎么做到的？

景德镇在哪里？大概念上你肯定知道，在江西。

江西的地缘条件，跟山西有点像，依靠山河险阻，地理分界线非常清晰，自成一体：北边是长江，东边是武夷山，南边是大庾岭，西边是罗霄山，围起来的一个区域。这里面的主要的富庶地带，就是一个个的河谷平原。

从北往南数：鄱阳湖平原北有九江，南有南昌，然后顺着抚河往东，是抚州，古代叫临川，一个出才子的地方。顺着赣江往南，是吉安，古代叫庐陵，也是出才子的地方。再往南，就是赣州山区了。在农耕时代，河流两岸的这样的平原谷地，当然是人口聚集、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顺便说一句：宋代的时候，江西不得了啊，临川才子、庐陵才子那都是打出品牌的。就这么说吧：唐宋八大家，苏洵、苏辙、苏轼，父子三人是一家子，所以四川占三个名额，剩下五个人呢？江西占三个。对，王安石、欧阳修、曾巩都是江西人。你看，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除了老苏家，全是江西人。这还不算北宋的著名文人，晏殊、晏几道、黄庭坚，也都是江西人。

奇怪，说了这么多，景德镇在哪儿？怎么没有景德镇呢？

对啦！景德镇就不能在这些好地儿。景德镇就得躲在江西东北部的山区。

从地图上看，和皖南山区的徽州是连成一片的。在农耕时代，这样的山区一般来说都很穷，土地贫瘠，又经常发洪水，不太适合种地嘛。

但是，这只是从农业的视角来看景德镇。如果换成工业的视角，换成造瓷器的视角，你就会发现，诶，景德镇的资源反而挺好。

你说山地坡度大，不适合开垦。但景德镇说，这儿正好建龙窑啊。

龙窑可以长达几十米，沿着山坡向上修筑，就像是一条巨型蜈蚣。这种窑炉，升温快，产量高。今天景德镇还有一座64米的“天宝龙窑”，至今仍在生产。

你说这儿是一片深山老林，但而景德镇说木材正是烧造瓷器的燃料，而且我们盛产耐烧的松木。当时的其他几个名窑，在北方的中原，森林资源并不多，就燃料这一项，可持续性就堪忧。

你说这里降水多，河谷经常发洪水。景德镇又说了，烧造瓷器，就是需要水力资源。瓷器的主要原料是瓷石，要把瓷石打成粉末，动力来源是什么？在古代，没有蒸汽机，没有发电机，比较稳定又廉价的动力来源，恐怕只有水力。

但这都不是重点，景德镇最神奇的，是1000年长盛不衰。最重要的原因，恰恰因为在穷乡僻壤。

1000年是一个超长的时间尺度，中间什么都可能发生。比如说战乱。北方那些名窑很多都是因为战乱而停止了生产。大兵一过，管你什么工艺精湛、师徒传承，全部都化为齑粉。而躲在山里的生产基地，就有机会逃过这一劫。

你可能会说：不对啊，景德镇后来声名在外，是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啊，战乱时代那些有暴力的军队、匪帮为什么不来占有景德镇呢？这一年能收多少税啊？

这就牵涉到工业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了。

农耕经济主要看自然禀赋。光热水土，只要这四大条件够，多少也能有些出产。农民的劳动和技术，虽然也重要，但不是稀缺资源。谁还没有把子力气？而且即使是农耕技术非常厉害的农民，提高土地出产也是有上限的，天花板很低的。

但是工业经济就不一样。自然资源当然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的知识和技术。而且，知识和技术带来的产出增加，没有上限，没有天花板。

这就带来了一个后果：农耕时代，暴力非常有用，占有了土地，就占有了财富。你不来种地纳粮，有的是人来。而工业经济呢？你可以用暴力把地方占了，但是如果把人吓跑了，尤其是有知识有技术的人跑了，那就是一场空。你就想，如果有一帮匪徒占领了纽约，能有什么用呢？让华尔街的基金经理给你去种地？创造不了华尔街规模的利润啊。

你还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城市开发区的主任，你有一片土地，你是搞农业还是搞工业？大概率是搞工业，工业产值高、挣钱多嘛。但是假如你穿越回了古代，比如就是1006年的大宋朝吧，假如你有一片不错的土地，请问你是搞工业还是搞农业？我估计你最后还是会搞农业。因为只要土地在，多少就有收成。如果你想复制一个景德镇的奇迹，好像能赚更多的钱，但不好意思，那就难喽，产品、技术、人才、组织、销路、制度保障，每一个环节都是问题，一旦出错，就是血本无归的结果。所以我劝你，还是种地算啦。

从这个视角，我们再反过头来看景德镇。工业是一朵娇嫩的花。它出现在农耕社会，是需要一点运气，需要一点保护的。而景德镇所在的山沟沟，就为它提供了这样的保护。

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工业又不能和农业一样，躲进一个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产自销。一个工业基地的存续，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市场网络的存续，是和千里之外的对手竞争胜利的结果。

这一点，景德镇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景德镇怎么赢得竞争？

我们今天讲景德镇，说它是农耕时代的工业奇迹，但是，有一点时刻也不能忘记：它毕竟是传统社会里的一个存在。即使我们称之为是“工业文明”，那也是农耕文明土壤里的一个“工业文明”的盆景。

景德镇面对的对手，可不像今天的一个陶瓷产业基地，满脑子想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营销就行了。在传统社会，景德镇旁边的所有力量，都在对它虎视眈眈。土匪、豪绅、帮会、朝廷，都在想：你这里这么有钱，我怎么也能分一杯羹呢？

你注意一下“景德镇”的这个“镇”字。这个字有意思。提起它，我们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一种感受是“市镇”，一个“小镇”，一派人声鼎沸、繁荣富庶、有人间烟火气的感觉。另一种感受呢？是“镇压”、“镇守”这些词，你看，都是气势汹汹、力大身沉、暴力平定这样的感觉。诶？这两种感觉怎么能存在于同一个字上呢？这就是汉字演化的巧妙。

这个转折点其实就在宋朝。

宋朝之前，所谓的“镇”，就是军镇，大兵一到，一方安宁，就像一个铁块压住一个东西一样，“镇住”。景德镇，东晋的时候，最早设镇，叫“新平镇”，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原先开发南方的时候，可能在这块山区刚刚平定了一股什么土匪，然后就干脆驻军，设了一个军镇，起个什么名儿呢？不是新近平定的吗？就叫“新平镇”吧？估计就是这么来的。

到了宋代，虽然北方的军事压力还是很大，但是南方已经深度开发，一片和平繁荣。南北朝、隋唐时期设立的一些军镇，到这个时候，大多失去了军事意义。但是这些军镇往往地处交通节点，而且原来有军营，周边老百姓在这里做买卖，也多少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那就可以收税啊，这是一笔不小的财源啊。所以宋朝开始在这些市镇设立监镇官，既收税，也维护一下当地治安。景德镇有了监镇官，就是从景德年间开始的。

比如江苏常熟有一个很著名的“梅李镇”，你一听这名儿，多美啊，梅花和李树，一派江南风光啊。其实不是。最开始就是一个姓梅的将军和一个姓李的将军在这里驻防，是个军镇。老百姓就在这里做军人的生意，渐渐就形成了一个商业化的市镇。这个转型和景德镇差不多，都是在北宋初年完成的。

从这个演化过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先兵后礼，从蛮荒到繁荣的开发国土的过程。

我们现在是在讲宋真宗时期。这个时候的朝廷财政，还是很宽裕的。但是，到了宋神宗时期，朝廷缺钱了，景德镇的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重。

其实，在神宗熙宁年间，景德镇贡献的商税已经到了3000多贯，要知道它只是镇啊，比它大得多的浮梁县，商税才5000多贯。即便这样，朝廷还是不满足，到了元丰年间，还给景德镇专门定制了一个机构，全国仅此一家，不光管理瓷器买卖，而且盯着收税。

你看，考题出来了。你不是规模大吗？你不是能挣钱吗？朝廷把税负压过来，看你还能不能活？

国家收税有一个原则，不仅要收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税得好收。亚当·斯密当年就提出过税收的四原则，所谓“平等、确定、便利和经济”。平等，就是大家税负公平；确定，就是我交税的人要能算得出来我将来交多少税；便利，就是我交税要方便；经济，就是收税的成本还要低。

宋朝的衙门也是一样，收景德镇的税怎么收，一件件地数几个盘子几个碗？那还不累死？你要是当时的税官，你也肯定能想出一个办法：按窑的大小来收。

你一个窑造好了，容积大小就固定了，每一窑的产量不会有太大波动，每一年能烧多少次，也不会有太大波动。那咱们就按照这个来收税。你看，这就符合收税的经济原则。

英国原来就有一个窗户税。这个税本意是收房屋税，但是怎么收呢？上门量房屋面积大小？成本太高，太复杂，还容易有争议。收税官就数，你家几个窗户就交多少税，比如你家10个窗户以下，收2个先令，10个窗户以上收6个先令。这活儿站在大街上就能干了，多方便？

当然了，税收这个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交税的人会想办法逃税啊。英国人后来盖房子就干脆少开窗、不开窗，或者开暗窗。时间一长，室内的光照就普遍不好，到了要影响身体健康的程度。所以后来窗户税就废除了。

那回来看景德镇的这些民窑，他们能怎么办呢？反正是按窑的容积大小来收税，那就想办法减少残次品、一年多烧几窑，以及更重要的，每一窑里要尽可能多出产产品。你听出来了：初心是为了逃税避税，结果呢？全是技术创新。

举个例子：每一窑怎么能烧出更多的产品呢？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把原先碗一个一个地烧，改成倒扣着摞起来烧。技术细节我就不讲了，只说效率提高的程度，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么一摞，同等容积的窑炉，能堆叠4-5倍的量。这一平均下来，每只碗的税负不就降低了吗？

当然了，这个方法会导致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倒扣着的碗口，上不了釉。在宋朝，我们叫它“芒口”，意思就是粗糙的碗口。你想想，碗口变得粗糙，吃饭喝水时候，体验不好。所以今天这种瓷碗已经绝迹了。

哎？你说，这不是靠粗制滥造来避税吗？

话不能这么说。美观、高质量当然可以是努力的目标，但是价格低也是啊。景德镇的目标用户，又不是皇家和贵族，而是平民老百姓，价格低、量大才是王道。这才是景德镇的最大市场。“芒口”就“芒口”，有啥不可以？

再举一个例子，你感受一下景德镇的创新方向的多元。

景德镇刚刚兴起的时候，瓷器是“南青北白”，南方爱青瓷，北方爱白瓷。

这其实不是审美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料的化学成分不一样。南方瓷石的含铁量高，所以烧出来偏青色，北方含铁量低，所以是白色。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陷入动乱，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这也就带来了北方的审美习惯啊，我们在南方但是也要用白瓷啊。很显然这是一个市场机会。

那么请问景德镇作为后起之秀应该怎么办？

坚持烧南方的青瓷，比不过南方当时的第一大窑，浙江的龙泉窑。向北方学习做白瓷？不好意思，技术门槛还是有的，比如去除瓷石里面的杂质，也就是铁元素，是需要花费成本的。

景德镇的选择是：我做白瓷，但是没有必要白得那么地道，有一点青就有一点青吧。你们北方的官窑，接大量的官府的订货，那些讲究一点也不能马虎，但我为啥被你那些讲究绑架呢？于是，景德镇成了中国最早生产青白瓷的两处民窑之一。

那你说，这青白瓷，两边审美都不太靠，是不是在市场中就是下等货的代表啊？

这就是大市场的奇妙之处了，没准儿那块云彩有雨，没准那口猪就遇到了风口。北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由于辽朝和党项的阻隔，丝绸之路断掉了。这意味着，喜欢玉石的中国人，很难去西域搞到玉石。而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的青白瓷，被民间捧作“假玉”。这不正好吗？没有真玉，拿假玉给眼睛解解馋，何况还便宜呢。景德镇的第一桶金就这么来了。

你看，这是不是再次验证工业经济的一个道理：在工业经济里面，没有确定的创新方向，任何方向的突围都有可能成功。

其实，景德镇后来大放异彩的元青花，也是一个这种创新突围的故事。

元青花的故事，我们《文明之旅》讲到元代的时候再说。这里我只提醒一点：你猜，全世界现在收藏元青花瓷器最多的博物馆是哪家？不好意思，不在中国。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博物馆排名第一，伊朗的阿德比尔神庙博物馆排名第二。诶，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因为景德镇当时的市场，早就突破了中国，元青花是为全球生产的，尤其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无论是原料、纹样、还是最终的消费者，都可能来自于其他国家。你看，这又是一个跳出原有市场，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口的创新故事。

你发现没有？工业文明就是这样，创新突破是真的不按老规矩来啊。哪条路都可能通啊。

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这本书，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里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破坏式创新”（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个词，说出了工业经济和此前农耕经济的最本质的不同。

农耕经济的创新可以是持续积累的，而工业经济的创新，往往体现为对原来的破坏，而且可能是对产品形式、技术路线、企业组织、市场制度、经济结构的全面破坏。就像我们这代人亲眼所见的，新能源车的革命，不是在原来汽油车技术上的迭代，它创新得很彻底，破坏得也就很彻底。技术、产品、品牌、市场、甚至人车路的关系，被全面重组了。

从1000年前的景德镇的故事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这种“创造性毁灭”，或者叫“破坏式创新”的力量了。

顺便说一个小问题——景德镇叫“景德”，是真宗皇帝把自己的年号赐给了这个小镇，还是民间自己起的，叫着叫着就习惯了？

我在读材料的时候，两种说法我都见过。但是我更相信后一种说法。

为什么？首先，我没有见过任何正式史料说，朝廷下过诏书，赐名景德镇。

其次，皇帝把自己的年号赐给一个地方当地名，历史上有很多。但是得跟皇帝有特别的缘分啊。比如宋高宗在逃跑的时候，在“越州”待过，有感情了嘛，所以把自己的年号赐给越州，改名叫“绍兴”。而宋真宗肯定是没有去过景德镇的，景德镇当时也没有烧造什么高端的进贡的瓷器，没有机会嘛。

再有，刚才我讲的几个景德镇的故事，你也看出来了，破坏式创新，是这个地方的底色，乱拳打死老师傅，抢马吃车打品牌的事儿，不是干不出来。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反正瓷器的底儿上有“景德年制”的字样，民间口传，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景德镇制，然后一看，拿年号当品牌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将错就错，就这样吧。

恩，反正如果我是景德镇人，我是更愿意相信后一种可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祖先从一无所有开始，闯荡市场，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该有的样子。

在读景德镇的史料的过程中，最让我动容的，是景德镇的那些神仙。

比如，景德镇供奉的师主赵慨，据说是晋朝人，刚来的时候，遇到一个瓷窑，烧不出好瓷器，大家开始祭祀陶神。赵慨二话不说，拔剑就刺向陶神，结果解决了这窑的通风问题，就烧出了好产品。这赵慨就成了祖师爷。

还比如，景德镇还供奉一个神，风火仙师童宾。这位就更猛了。据说他是明朝人，有一次烧造大龙缸，一直烧不出来，这位童宾就纵身一跃，自己跳到窑里，用牺牲自己的血肉之躯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

你看看，景德镇的神仙要的就是技术突破。为了前所未见的突破，我不管破坏的是此前的神仙，还是自我的肉身，反正我要突破。

一个今天的工业时代的产品经理，听了这样的神仙故事，也会觉得：咱们才是一路人啊。

工业文明在大宋

今天我们是要通过景德镇这个视角，来看看农耕文明包围下的工业文明，是个什么样子？

你看，农耕文明，有一种不自觉的趋势，按照固定方向堆内在的叠复杂性。

比方说，有个碗光能用还不行，还得好看，光好看可不行，还得有讲究。光有讲究还不行，还得有名人背书。汝窑的天青色，不就是因为皇帝一句话吗？比如，“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有说是后周世宗说的，也有说是宋徽宗说的。

宋朝的瓷器有“北宋玩工，南宋玩釉”的说法，玩工，就是玩命地雕出更繁复的造型。玩釉，就是多层涂釉。南宋龙泉窑的釉最多搞到7层。总之，农耕文明的手工艺往往就是往精工细作，堆叠元素这条路子上走。可惜的是，走这种道路的五大官窑，都没景德镇命长。不仅是中国人啊，你到欧洲去看看巴洛克艺术风格，也是一样的路数。

而现代工业文明，就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往上堆叠，而是往下探索，怎么样能更方便、更易得、更便宜，工业文明就怎么努力。

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这两个方向其实是共存的。比如，日本有寿司，有所谓“寿司之神”，那说得神乎其神，各种细节、各种讲究，当然那个价格也上去了。吃一顿小野二郎的寿司，据说要好几千，还得排队。但贵出天价，一年能吃上的人，数量还是非常有限。本质上，这还是农耕文明的逻辑。

而如果是一个工业企业，会怎么思考寿司这个产品？当然是怎么样标准化，怎么样尽可能便宜，怎么样销售得满世界都是。于是就有了我们在便利店买到的人人都吃得起的饭团。你看，这是两个文明的截然不同的性格。

现代工业文明最牛的地方，不是让女王能穿更多的丝袜，而是让每一个普通女工都能穿丝袜；不是让饮料变成窖藏几十年的稀世珍酿，而是让乞丐和富豪能喝一样的可乐，而且不管你多有钱，你都不能喝上更好的可乐。

为了做到这一点，工业文明拼命地深化分工，拼命地扩展网络，拼命地增加产量，拼命地技术创新，最后的目的，都是拼命地抵达普通人。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安泰，虽然力大无比，但是力量都来自于大地母亲。工业文明和安泰一样，一生的方向就是向下、向下、回到大地之母的怀抱。

工业文明当然也有它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刚刚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品尝到工业文明第一杯甘甜的美酒，今天在看到景德镇，这个深藏在中华文明内部的工业文明的火种，怎么歌颂它都不过分。

当然你可能会说，景德镇是个火种，但它一直不就是个火种吗？它又没有在中国引发工业革命。

当然有意义。文明进步又不是刷视频，手指一划，就能切到下一个画面。文明进步有的时候就是靠小火种、小局部的长期存在，等时机一到，再蔓延开来的。

在历代讲景德镇的史料中，有一条经常被引用，就是大文学家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写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景德镇每天晚上火光冲天，大搞生产，有人给起外号，叫“四时雷电镇”。

但是我注意到的，是下面一段话：说这个地方老百姓很富，小孩子很多都上学，但是这么多年，一个中举人的都没有。这恐怕是因为你们这帮人天天挖、天天挖，把风水搞坏的了原因。

哈哈，我看到的，不是这个地方缺乏人才，那么多小孩子上学还是考不取科举。不是的。你看其他地方的商帮，赚到钱了，拼命供孩子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当官。回归他们认为的正道，回归传统社会。

但是在景德镇这里，大人小孩分明都看到了另一条人生发展之路，那同样是一条可以发家立业，可以安放理想的路。那还考什么科举呢？我们没有机会和当时的景德镇人聊一聊。但是我猜，他们的一部分心智，已经隐隐然进入了另一条和农耕社会平行的文明轨道。

最近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帖子，说铁路的。

我们这代人都知道，铁路曾经是中国国土上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它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的人口、自己的供暖供电闭路电视电话系统，甚至自己的公安、自己的法院。我小时候，就认识在铁路学校上学的孩子，他们管我们这些孩子，叫“地方上的”。那个自豪感，简直都藏不住。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铁路是一个遍及全国的、非常罕见的工业化社会啊。虽然分布很广，但只是细细的一条线。

铁路是外来的、是精细分工的、是充满了知识的、是充分合作的、是高水平的。别的不说，80年代有一个数字，说铁路上的人识字率超过90%。当时，很多城市的铁路小学、铁路中学的排名都很靠前。倒不是说生源有多好或者师资有多强，而是因为家长更配合老师的工作，学生打架老师一个电话直接把双方家长全部摇过来，有事说事摊开来讲清楚了，什么工作都好做。

这就把周边社会比下去了。这样的工业社会，和周边的社会，你说格格不入也行，你说遥遥领先也行，反正那是一个时代级别的差距。

那为什么90年代之后，铁路好像就没有那么风光了呢？原因很简单啊：中国普遍进入了工业社会啊，地方上的发展水平追上了铁路。铁路作为一个工业系统，没有必要再保持自己的孤立了。所以铁路不是没落了，是被工业化的中国融化了。

你不觉得，今天我们讲的1000年前的景德镇在中国文明中的角色，也有一点点像是100年来铁路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吗？它在传统社会的底色中，提供另一种文明的样式，提供另一种生存和发展的可能，直到有机会把小小的火种变成燎原的大火。

其实每个时代都是这样，未来时代的样子，其实就在身边的某个角落里，已经完整呈现，只不过并非主流。就像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说的：“未来已来，只是尚不均匀”（“The future is already here — it's just not very evenly distributed.”）

这期《文明之旅》，我们讲的是1006年的大宋朝。我们在当时的江西景德镇盘桓了这么久。

这一年就要过去了。我心中一动：这不已经到江西了吗？稍微绕一点路，咱们去看两个人呗？

第一个人，咱们去抚州，当时叫临川，离景德镇很近。只不过，不巧，他前年，也就是1004年，景德元年，就被当做神童推荐到朝廷去了。他当时才13岁啊。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名相晏殊，也是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的那个晏殊。

见不到晏殊，那咱们就顺着抚河往西，到南昌，再从南昌往南走，顺着赣江往上游走，到庐陵去，现在的吉安。

去看谁呢？其实也不是看谁，是去感怀一下：这个人的祖籍在这里，江西庐陵。不过，这是他父亲的出生地。现在他们一家远在四川绵阳。这个人，现在还是他母亲肚子里的胎儿，明年就要出生了。

如果少了这个人，中国文学、史学就少了无数的佳话。这个人，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明年就要出生了。还真是有点小激动。

你不觉得吗？《文明之旅》到了1006年，距离那个我们熟悉的、温暖的、群星璀璨的时代，越来越近了。

1007年，再见。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宋）苏轼撰：《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

（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13年。

贺鼎：《景德镇：世界瓷业中心的城市与遗产》，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

李思逸：《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

江华明：《景德镇传：瓷器之都》，新星出版社，2022年。

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余勇、邓和清：《宋代景德镇陶瓷窑业状况：蒋祈〈陶记〉研究》，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72年。

郭慧敏：《宋至清代前中期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变迁》，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

陈蓓：《宋代青白瓷发展源流探究》，《鞋类工艺与设计》2022年第20期。

冯冕：《早期青白瓷的工艺演进及其原因——以景德镇窑为中心探讨青白瓷起源问题》，《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5期。

刘永红：《宋代经济因素对青白瓷装饰工艺的影响》，《景德镇陶瓷》2022年第3期。

周婧景：《刍议南宋中后期景德镇青白瓷瓷业衰落之原因》，《中国陶瓷》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