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
记者Jim Jo摄影
根据中国著名作家严歌苓的获奖小说《扶桑》改编的音乐剧最近在纽约举办了一场阅读会。严歌苓也在积极为她的作品和这部音乐剧进行推广。本台日前对严歌苓女士进行了专访。其中，她谈到有关《扶桑》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海外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并分享了她作为一个海外流亡作家的创作体验。
4月5日，一部由作家严歌苓和百老汇专业人士合作的音乐剧《扶桑》（初步定名）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两小时的阅读会，其目的是将这部音乐剧介绍给戏剧界，测试观众的反应，进一步融资。
音乐剧《扶桑》与移民面临的永恒挑战
严歌苓在接受本台电视组专访时介绍说：“这个（阅读会）其实已经展现出《扶桑》音乐剧的一个基本的样貌了，他们有配乐，有演员的唱，基本的那种舞台上的调度。这是百老汇的一种做法，就叫‘二十九个小时’的阅读，让潜在的投资者看到，进一步的投资，然后进入制作阶段。”
这部音乐剧讲述了身处不同世纪的两名年轻中国女性，因复杂的命运而联系在一起，寻求内心真正自由的故事。其中，名为“扶桑”的女子1862年在中国广东的小村庄被绑架，并被扔进旧金山黑暗的唐人街，沦为妓女; 而另一名女性“南希”则面对21世纪新冠疫情时代美国的反亚裔仇恨犯罪。她们的经历与暴力、奴役、责任及爱情交织在一起，最终引导她们走上探索共同的求生之道的旅程。
谈到音乐剧跟小说原著的差异，严歌苓回应是“很不同”。她说：“我觉得就像电影一样，你不能要求他们完全或者说部分的还原小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它必然有、也必须要有它自己的一个选择。我也不懂音乐剧，当然由导演、由编剧去选择。”
至于为何采用百老汇音乐剧的方式，严歌苓说，这是因为导演发现了她：“他到中国去做exchange（交换项目），就是中国音乐剧和百老汇音乐剧好想有这样的一种program（项目）吧。然后他就说, 如果我想做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那么所有的人都推荐严歌苓的作品。”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曾获1995年第十七届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并获评2001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书（英译本）。在小说的序言中，严歌苓说：“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人物内在的戏剧性远大于外在了，因为那高倍数的敏感。移民，这个特定环境把这种奇特的敏感诱发出来。”
无论是小说还是音乐剧，《扶桑》反应的主题都是移民。从早期的“排华法案”到新冠疫情时代的反亚裔仇恨犯罪，中国人作为移民为何始终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这是中国人自身的问题，还是美国社会的问题？
严歌苓的看法是：“我们自身也是有问题。”她认为，一部分来自中国的移民是来美国读书留学，他们大多都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这属于融入得比较好的。但也有另外一部分人难以融入。
她说：“比如说走线来的，或者是蛇头卖来的人蛇，他们直接就进了Chinatown（唐人街），然后就在Chinatown里面过着他们的那个‘小中国’的生活。这个就是比较难融入，这样的一种移民，很长时间、世世代代，他们生了孩子也还是唐人街的后代。但是呢，中国的文化又有一定的魅力，比如说饮食啊什么的，所以（主流社会）永远是有一种对唐人街的这种生活的侧目而视，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来到世界各地。比如说在欧洲就是温州人的一个社会，他们也是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的。我觉得是一种比较令人遗憾的一种局面。但是，很多这种来到唐人街，又一直是过着唐人街生活的人的下一代，我也认识。他们很多的人就是很怕跟这个唐人街再有什么联系。”
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小说《扶桑》封面截图。严歌苓以该书为基础创作出剧本《扶桑》（亚马逊官网）
成为"流亡作家" 严歌苓的遗憾与期待
现年65岁的严歌苓来自中国上海，1989年赴美留学。她的作品获奖无数，但近两年来，由于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当局掩盖新冠疫情真相的文章、在网络直播中为徐州铁链女发声，并赞同主持人所说“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的说法，她被中国当局列入黑名单，遭到封杀，已经出版的作品也拿不到版税。面对失去中国大陆成千上百万的读者，她有哪些遗憾呢？
严歌苓说：“遗憾当然是有了。比如说，我在大陆有一个他们自发组织的一个严歌苓读书会，有一万六千多人吧，在我被封杀以后，他们这个也被迫停更。不管怎么样，这一万多个人是我忠实的读者。离开他们，不能再给他们看我的新作品是非常非常悲伤的。我自己也非常悲伤，但是我觉得这也只是暂时的，以后我一定还会再给他们看我的新作的。”
从《扶桑》到《第九个寡妇》，从《陆犯焉识》到《米拉蒂》，严歌苓曾说，她的所有作品都在关注一个主题--就是“自由”。那么，她到底要表达怎样的一种自由呢？严歌苓说，这种自由包括很多层面，既有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自由, 也有普通人的最基本的一些自由。
她说：“比如说陆焉识他对自由的思考，是经过这几次的反复。他最开始特别从监狱里逃出去，然后又回到监狱里，最后被特赦，又回到家里，他发现家就是一个牢笼，然后他又带着他的妻子的骨灰重新回到他被流放的地方。这是几次的自由、非自由，它的这种悖论，在他的精神上的那种一次一次的悟，就是觉悟，其实始终也没有答案。这个答案是开放的，就是什么样的自由是陆焉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追求，最后能不能追求到？其实，他回到了自由的生活里面，相对来说他并不自由。”
1989年“六四”之后，很多年轻作家离开中国，来到海外的自由国度。他们当中有像高行健这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而相当一部分作家在离开故土后，却再也没有写出超越他们当年高度的作品。对此，严歌苓认为，每个作家都很不同。很多人离开本土就没有了创作动力，而她却因为移民经历而获得很多灵感。
她表示：“对我来讲，离开本土反而是 I've got a lot of inspirations（我获得了很多灵感）。作为移民来讲，这种特别新鲜的经验，还有移民的朋友，他们在移民当中所碰到的这种变数，种种的冲突、痛苦，他们告诉我，然后我自己的体验加上他们的这个故事，所以我就觉得题材都是写不完的。特别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就会写出个短篇来，非常的新鲜的这种移民的经验。《扶桑》也是因为移民的经验，我去看到早期移民的这个故事。”
现在，严歌苓已经无法再安全地返回中国大陆。她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流亡作家”，而她觉得这个身份“也挺好的”，因为她可以不受审查、更加自由地进行创作。
对于未来，她充满期待：“我希望有朝一日，（我的）这些作品都会被中国的国内的读者读到，因为我不相信现在这样的一种荒诞的局势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时局走到荒诞的地步，它就离好转很近了。”
记者：凯迪 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