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风光 IC 资料图

新加坡干净整洁、绿意盎然、富庶文明、治理良好、活力四射的国际大都市形象，为世人所称赞与羡慕。《品读新加坡①为什么要格外关注这座城？》所列举的新加坡成绩单，正是对这种印象的佐证。新加坡是如何达到全方位世界一流水平的呢？关于“新加坡为什么能”的解读可谓汗牛充栋。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在全面深刻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新加坡创业初期的基础状况。我们相信，详尽了解出发时的样子，是“回望来时路”的重要逻辑起点，也是解读、洞察“如何从过去一路走来”的重要法门。 

创业初期新加坡手里握的牌并不如意

尽管新加坡拥有世界最繁忙航道上贸易枢纽的优势区位，在殖民时代也曾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但是，自马来西亚分家之后的新加坡从此没有了腹地，李光耀称之为“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当时可谓困难重重，除了国防安全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巨大压力，新加坡自身内部的困境也足以让执政者头痛不已、无所适从。笔者初步整理了李光耀著作提到当时的困难情形，虽不全面，但亦可“一叶知秋”（作者注：以下史料皆来自李光耀相关著作）。

1、在城市环境和设施方面：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熟食，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虽然新加坡花了很大力气建设了小贩中心，但是“小贩惯于在路旁做买卖，不必缴租金，方便顾客。他们抗拒到有盖的小贩中心去，因为生意未必那么好，还要交租金和水电费。”

◆当时的城市秩序较为混乱，管理相当乏力。“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李光耀）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海滨公园。”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河流污染非常严重，与今天甚至能够作为饮用水源相比，真可谓是“换了人间”。“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两条水道发出刺鼻的恶臭。芝（李光耀妻子柯玉芝）的律师楼有个失明的电话接线生，每次乘巴士快要来到新加坡河时，嗅到河水的特有恶臭，便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人随地吐痰现象较为普遍，“我们便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80年代，还有许多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误。”

2、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的经济模式主要是做转口贸易，“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干、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新加坡独立时，传统的经济模式老路已很难走通了。因为在当时，“印尼正同其对抗，贸易活动停止了。马来西亚想利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入口商做生意。他们一心要绕过新加坡，取代其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

◆当时新加坡的南部岛屿生活条件艰苦，甚至温饱都成问题。“人民行动党政府想把山羊养殖引入到这些岛屿，为当地人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生计。工作组的志愿者和官员去帮助他们开垦土地，引进牧草，尤其是适合饲养山羊的牧草。1961年，200只购自吉兰丹州的山羊被分配给76户人家。但是这些山羊迅速消失了——估计是被杀了吃了。”今天我们再读这段故事，联想到中国扶贫过程中的类似故事，难免会产生“天下难事本相通”的共鸣之感。

◆新加坡想要发展制造业，但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却非常艰难。“尽管我们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吴庆瑞（作者注：新加坡经济发展重要奠基人）追述，裕廊镇基本上空着的那几年，人们把它称为‘吴（庆瑞）的愚蠢之作’。我们也有多次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两宗生意都失败了。”

◆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对香港非常羡慕，并将之作为学习标杆。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李光耀几乎每年都到香港访问，“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把香港当作获得灵感和启发的源泉”。在李光耀看来，和香港比较，当时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一谈到活力和干劲，新加坡人永远赶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谁要是失败了，只会怨自己，自叹倒霉，然后重新振作，东山再起，希望下一次会转运。新加坡人对政府对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选择就业保障，喜欢无忧无虑的生活，若不成功就怪罪政府。”

◆今天闪耀全球的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在当时是不可能被想象到的。用李光耀的话来说，“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因为在那个时代新加坡建设金融中心的资源条件非常有限，而且与其距离不太远的香港风头正劲。“从先天条件来说，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前者是历史悠久，在国际银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誉的象征。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

3、在城市社会运行方面：

◆新加坡在20世纪50、60年代，由各种工会引领的工人罢工运动层出不穷，可谓风起云涌，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秩序造成较大冲击。比如，“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创下本地纪录。”

◆新加坡是多种族群、多种宗教、多种语言组成的城市社会。但是在创业之初，这种多元社会的结构很不稳定，族群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如何把社会团结起来是个巨大的难题。1964年的两次大规模种族骚乱更是雪上加霜。“1964年7月21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举行的穆斯林游行，发生了巫华（马来人和华人）暴乱，总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同年9月，“芽笼地区发生巫华冲突，一名三轮车夫遭杀害，一辆汽车的司机受攻击。尽管实行戒严，暴乱还是持续了三天，结果有13人遇害，109人被打伤，死伤者当中马来人和华人又是大约各占一半。”

◆如今新加坡法治清廉、鲜有贪污腐败，是全世界廉洁政府的优等模范生，然而当年的情况却并不如此。李光耀回忆，“我当初刚上台执政时，林有福（1956年至1959年出任第二任新加坡首席部长）政府极其贪污。有个麦柏士的政府人员，新加坡年轻一代也许没听说过，他是华印混血儿，蓄着胡子，是个‘牵线人’，专门收费替人拉关系办事。”

◆组屋是支撑新加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最开始时居民适应组屋楼房生活却颇费周折。“一些猪农因难以舍弃他们的猪只而把它们养在高楼组屋里。有的人还得哄猪上楼梯。一对育有12个孩子的夫妇，从甘榜小屋搬进旧机场路的一间全新组屋，就在厨房里养了12只鸡鸭。做母亲的还在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看着今天鳞次栉比、环境优美、舒适宜人的新加坡组屋区，我们读这段故事时，真是恍如隔世。

◆双语之路被李光耀称为是其一生面对的挑战。在新加坡创业初期，推行什么样的语言政策，让执政者很是头疼。比如，“1956年成立、教学语言为华语的南洋大学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教学语言为英语的学校），越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份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颓势，南洋大学降低入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南大（毕业）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这种现实尴尬要求执政者必须要寻找破题之路，否则难以向社会交代。 

以上所述只是新加坡创业初期众多难题中的一部分。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在当时条件下解决起来都相当棘手。何况新加坡政府必须要同时面对这些难题，而且都要给出恰当合适的解决方案，其困难程度已非今人所能体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即使在退休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把这些故事告诉给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提醒后辈不要把如今眼前拥有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在你开始讨论未来之前，请先记得我们如何从过去一路走来。” 

我们该得到怎样的启示？

首先，今天光彩夺目、世界一流的新加坡，并不是从最开始就注定是天选之城的。新加坡的发展基础何其孱弱，甚至我们感到新加坡拿着与中国何其相似的“历史脚本”，以至于很多案例都极其雷同。虽然其区位优势的确不错，但若论地理位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若干城市也拥有同样绝佳的竞争条件。如果新加坡当时缺乏雄心壮志和优秀的执政团队，到如今泯然于东南亚众城市之中，也不是不可能。

李光耀当时对香港的羡慕以及想要向香港学习的心情，透过文字都能感受到其真切。如今，新加坡在不少方面已经跑在了香港前面，让人多少有些唏嘘，也提醒我们牢记“千帆竞发，不进则退甚至慢进也可能是退”的道理。

了解新加坡创业初期的基础状况，有助于大大增强我们自己的发展信心。只有在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才能体会当年李光耀说给邓小平的那段话并不是谦虚和恭维之辞（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代。你们有学者，有科学家，有专家。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新加坡能把一手很不如意的牌，在几十年时间里却打得无比精彩，充分说明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事在人为”的巨大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李光耀反复强调新加坡一定要“刚强勇猛”的要义所在。想想这个处于地球北纬1度的滨水且植被茂盛、人口近600万的城市，居然能把蚊子和苍蝇控制得那么好，充分说明了“只要符合规律、实际和趋势，是完全能够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

其次，新加坡今与昔反差极大的鲜明对比，启示我们要形成一套自己行之有效、游刃有余同时又饱含智慧的城市治理发展方法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做优，做出竞争力。回想新加坡创业初期，在各种内外不利的条件下，为了照顾当时200万人口的生计，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为了使新加坡能够更长远、更高质量、更卓尔不凡地发展，李光耀等执政者找到并践行了一套“能够走出困境、迎接美好未来的系统方法论”，具体包括：

新加坡要向哪里走的目标是什么？新加坡生存和竞争之道的定位是什么？是怎样的重要理念指导着如此目标和定位的，该理念能否在城市运转的每一领域和方面得到切实贯彻体现？实现这样目标和定位的动力源、要素资源的支撑和保障是什么？实施路径是什么以及其中的关键点是什么？实施路径中的条件要求以及可能陷阱有哪些？对每个领域事项运行的整体逻辑以及其中需要平衡的关系如何把握？整个城市需要怎样组织、团结、和谐起来，以实现群策群力与整体合力？哪些东西即使困难再大也必须改变和调整，改变和调整的科学方法与正确顺序是什么？等等。

事实证明，新加坡正是凭借着这套方法论，选对了方向，找准了症结，走对了路子，充分体现了先进且有吸引力的理念、丰富的智慧、坚定的方向感以及强大的组织力、执行力与创新力。在规律与逻辑意义上，这套系统方法论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来说最具借鉴与学习价值，笔者将会在后续文章中对其进行详细品读。

最后，回顾新加坡这段艰难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解决问题需要怎样的“钉钉子精神与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钉钉子精神是干成事、创成业的法宝，其在新加坡体现得淋漓尽致。创业初期的那些困境与难题，被厉害的新加坡人逐个攻克，而且，这种攻克的效果绝大多数“没有回潮、不留死角、不打折扣”。可以说，正是凭借着这种锲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与能力”，新加坡作为华人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在非常短时间内彻底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现代文明转型和法治社会转型。

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深思和检讨。新加坡当初那么难，但是它就是一锤接一锤，持续敲出了一个高度文明、整洁、繁荣、有序、清廉的城市。反观中国的城市，优秀人才很多，不缺先进理念，很多理念也变成了政策，甚至有很多都通过立法变成了法律。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容易打折扣、留死角、搞变通，很多时候法律政策也大体执行了，却并不彻底，不少事情的最终效果就是差那么一口气。

笔者所在的城市上海，重契约、守规矩、讲文明的水平，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城市中比较领先的。然而，仅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这部地方法的实施为例，虽然整座城市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和新加坡相比，我们究竟还存在多大差距？

当然有人会说，不同城市治理半径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效果。新加坡刚独立时人口才200万，即使今天也不到600万人口，而上海常住人口有2500万左右。人口基数奠定的城市治理半径差别，的确会影响法律政策执行的颗粒度。但是笔者想说的是，这种基于中国国情的大尺度城市治理半径，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中必须予以正视和求解的问题。该问题如能得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破解，将会极大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现。

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李光耀说，“新加坡是个城市化的岛国，国土小，人口也少。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如果中国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那才是伟大的成就。”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