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1日，《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会“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之专题年会（七）“转型之思：从现代媒介考古到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在复旦大学举办。本次年会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主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高仁，《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副编审张蕾致开幕辞。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宝贵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开幕式，并分别就《风格迁移：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生存的悖论——数字时代的审美时间》为题，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13位青年学者共同出席本次会议，围绕“数字时代的文化批判”“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三个议题展开集中交流与热烈讨论。
会议伊始，主持人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曦对筹备、参与本次分会议的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感谢与热烈欢迎。她指出，时至当前，数字时代的“数字共同体”“数字新基建”“数字深融合”以及 “数字智适应”，既推动了新文化创新，哺育出丰富的新文化现象；又在数字技术赋权和数字资本收编等因素的影响下诱发了数字公共空间的文化危机，产生了隐匿个体的主体性、消解数字空间的公共性、数字社会价值异化等后果。她认为，此次参与复旦大学分会场的学者们带来的跨学科议题具有时代价值与创新意义，三个议题聚焦现代媒介迈向数字时代的转型步伐，立足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基本视域，探讨在文化生产领域浮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及其深层文明互鉴图景，共同服务于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高仁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他向《探索与争鸣》为青年学者搭起的交流平台表达感谢，向提携青年学人成长的学界前辈致谢，向各位参会的青年学者表达了热烈欢迎与殷切期待。他提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是复旦大学致力大马学科群建设的一大创举，本场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视野极其契合，希望各位青年学人积极学习交流，创造回应时代需求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与争鸣》杂志的张蕾副编审代表编辑部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支持办会的感谢，并向各位老师介绍了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会和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活动的基本情况。她指出，《探索与争鸣》的宗旨是与青年学者共成长，十分期待各位青年学者积极参与杂志举办的学术活动，促进杂志与青年学人共进步。
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发表主旨演讲《风格迁移：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他从人工智能时代形形色色的风格迁移案例引入讨论，立足中国传统文论中风格所具有的“体、格、风、气”多层含义，考察“风格”这一中国文论的关键概念，及其在数字时代经历的创造性转化与崭新知识体系生成。通过讨论生成式AI风格迁移技术能级增强的路径及其可能，曾军教授表示，数字技术是全新的领域。作为人文研究者，我们不能仅站在外部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展开对其内部的批判，即对其加以熟悉和了解，深入到技术内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样才能找到深入批判并超越的可能性。复旦大学张宝贵教授在主旨演讲“生存的悖论——数字时代的审美时间”中，探讨了形而上时间、数字时间与审美时间的冲突，他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原文本，重审数字时代的审美时间困惑。他进而从杜威的视点出发，主张道德世界是对时间的超越，然而，这种超越在物质世界终将走向失败。他认为，在当代的虚拟审美时间中，主体自身成为一则问题。人必须通过身体力行的创造活动，才能获取个人的审美时间。主旨演讲结束后，两位教授积极回应了在场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提问，对青年学者在学术生活中追寻审美时间寄予期待。
第一场研讨以“数字时代的文化批判”为主题，由上海大学曾军教授评议，复旦大学副研究员李凌主持。四位青年学者分别从文化异化、数字拜物教、人格异化与仿真问题出发，展开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问题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海建做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异化及其重建》的报告，他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之问，指出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破除数字技术对文化的规训，走向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温旭做了《从数化到数神：数字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报告，他认为数字拜物教是基于“一般意识形态”的数字意识形态，这种崇拜并非数字个体的幻象，而是数字资本生产和交互中的必然幻象。同济大学助理教授蔡淞任做了《从物化到人格化：兼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的报告，他指出，尽管“人格化”问题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已初见端倪，但却从未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般突出；对“人格化”问题的分析意味着厘清传统的异化批判话语的界限，为面向数字资本主义型塑的“后人类境况”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做必要的理论准备。复旦大学副研究员陆心宇做了“仿真抑或异化：从鲍德里亚回到马克思”的报告。他围绕鲍德里亚的“仿真”（Simulation）概念，阐述其对于人在数字空间之中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他指出鲍德里亚的仿真概念作为对数字空间之中人的生存的思考，并未超出马克思在辩证法意义上提出的异化批判所具有的存在论视域。
评议人上海大学曾军教授高度认可了四位老师所做报告的学术性，将其称作一场审美的愉悦；他尤其提出，学者用正在思考、正在写作的未定稿汇报，作为最新思考的展现，能够在交流批判中实现学术提升。曾军教授表示，在资本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回应的不仅仅是数字和技术本身，还包括数据、平台、分工以及数字全球化扩张等系列相关问题；新生产力如何改变、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这一最核心的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是否改变了抑或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我们不仅需要回到马克思的立场，同时也要从马克思的立场再出发，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对异化问题的新思考。
第二场研讨以“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为主题，由复旦大学张宝贵教授评议，复旦大学杨军副研究员主持。五位青年学者分别从资本界限，人工智能文学，人工智能精神生产，古典诗学与数字主体等角度，探讨了数字时代文化生产的新变化。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徐艳如做了《技术可以突破资本的四重内在界限么——以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关系为例》的报告，依据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资本发展的四重内在界限，指出资本不存在自洽系统，任何技术手段对资本限制的突破都会使资本走向自我限制。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李国成做了《后文学与后人类视野下的人工智能文学再考察》的报告，认为人工智能文学是当代历史条件下文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新形态，对人工智能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不应该局限于源自17、18世纪的人本主义现代文学观念的标准，而更应当考虑到它所处于的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后人类和后文学的背景。复旦大学刘伟兵老师做了《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研究》的报告，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会对精神生产要素数据化，并用算法技术实现数据化的精神生产要素的自主生产。中国式现代化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能够真正助推人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具有建构一个技术形态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
复旦大学副研究员王涛做了《论古典诗学的知识层级》的报告，认为古人以“摘语见法”论诗，大多就事论事，零碎散漫而不成体系，因此有必要援引知识论视角，分析诗学知识的生成规律，揭示古人于诗学中表征的普遍认识结构。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曦做了《超工业化、展演性与独异性：数字时代的新文化生产模式》的报告，认为大数据时代当数据成为劳动对象，算法成为劳动工具，大众文化生产及其具体运作模式实现了根本转换；新文化生产呈现出的产品的平台化、生产空间的展演性与数字身份的独异性等基本特征，对回应数字时代主体经历的文化身份危机、审美感性匮乏继而重建感性共同体至关重要。
复旦大学张宝贵教授对第二场讨论进行学术总结，他表示，每位老师的发言都让他印象深刻。他指出，徐艳如老师的数字资本研究意义重大，建议徐老师每一环节都可以继续展开研讨。李国成老师是在充分判读时代内容的条件下进行人工智能文学的再考察。刘伟兵老师研讨了科技的光明前景，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精神生产要素的数据化，并用算法技术实现数据化的精神生产要素的自主生产，这是科技进步的文明意义。王涛老师援引知识论视角，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古典诗学的知识层级，并创造性地联系了数字技术。王曦老师以犀利的现实意识分析了数字时代一种首要地依赖数据复制与自运算的“超工业化”生产模式，探讨了目前现实中资本平台展演性的重要特征。
第三场研讨以“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为主题，由复旦大学刘伟兵老师主持。四位青年学者分别从建党精神，文化主体性，笛卡尔的数学哲学与法律文化的角度，探讨数字时代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复旦大学副研究员李凌做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联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的报告，认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建党先驱话语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彰显出中华文化突出的主体性，由此可以充分论证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性。上海交通大学赖锐老师做了《文化主体性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的报告，认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是在文化上具有主体性的，也是在时空上具有一体性的；只有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才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海大学聂世昌老师做了《从解析几何到数字媒介：主体性的重新发明》的报告，从笛卡尔的二元论出发，探讨了主体问题，认为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彰显了现代主体性最为激进的自我确证方式，他由此指出，数字媒介即便不是从根本上倒转了主体与客体在认识论上的地位，那它至少将主体抑或主体性扩展到了一个更大的范围。复旦大学副研究员杨军做了《法治文化的创新与法律拜物教的消解》的报告，认为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将法律文化排斥在成文法律之外，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拜物教”；而在唯物史观之下，法律文化和法律体系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法律文化完全可以为建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法律体系提供参照。
《探索与争鸣》副编审张蕾老师对第三场讨论进行总结。她从学术研究方向与杂志刊登选题的平行视角切入展开点评。她指出，李凌老师和赖锐老师的研究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框架中展开创新，具有理论深度和厚度。聂世昌老师的报告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可以适当补充一些解析几何和数字媒介的联系或者案例，使形而上思考落地。她指出，杨军老师关注到了一个现实的法律文化矛盾的问题，摘要开门见山地展现出论文的创新与意义，建议可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法治差异展开对比研究。
复旦大学张宝贵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表示，此次研讨会收获颇丰，各位青年老师抓住了学界最前沿的话题，每一个老师的问题意识都非常突出，专业素养都非常深厚，他表达了对与会青年老师未来学术发展的殷切期待。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温旭在总结中指出：数字时代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创造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今天依托年会从不同学科角度探讨了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本次会议的三个主题——数字时代的文化批判、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相互融合，数字文化生产中孕育着数字文化创新，数字文化批判则内在于二者之中，共同组成数字时代的新文化。数字文化生产并不等于数字资本主义，我们不应该直接拒绝数字文化生产，而是要带着数字文化批判的精神，有效应用这一强大的数字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会议最后，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曦对《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大力支持本次会议的各位嘉宾、同仁、老师、同学表达了热烈诚挚的感谢，她期待与会青年学人以复旦大学召开的这次学术会议为契机，共同投入回应数字时代新要求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课题的学术合作中，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