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德国公布2月季调后的贸易和工业产出数据。

贸易方面，德国2月季调后进口月率3.2%，预期-1%，前值3.60%。德国2月季调后出口月率-2%，预期-0.50%，前值6.30%。德国2月季调后贸易帐214亿欧元，预期255亿欧元，前值275亿欧元。

工业方面，德国2月季调后工业产出月率2.1%，为2023年1月以来最大增幅，预期是0.3%，前值为1.00%。

几大数据反映出，德国的出口依然承压，但国内需求和工业生产复苏的动能在增强。

去年以来，德国一直被经济衰退的阴影所笼罩。2023年，受利率影响，德国超越日本跃升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全年GDP萎缩0.3%，是G7里唯一负增长的国家。

在各方的预测里，德国的低速增长还会延续到2024年。今年2月，德国政府将2024年的GDP增长预测从先前的1.3%大幅降低为0.2%。德国央行在2月发布的月度报告里称，德国经济可能在今年一季度小幅萎缩，让已面临多重挑战的德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伊福研究所（IFO）、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等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所，纷纷表示已将今年德国的GDP增长预测从1.3%大幅下调至0.1%。

一时间，“欧洲病夫”“站上衰退边缘”的悲观情绪蔓延。但在受访专家看来，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仍然具有强大的复苏韧性，最新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只是相伴随地，德国经济还要经历缓慢而深刻的调整转型。

德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占GDP比重常年在40%以上。只是，近年在全球需求收缩、供应链波动的影响下，出口贸易却成为德国陷入低迷的一大拖累。

德国经济研究所1月初发布的报告显示，两年来，德国企业从国外获得的订单一直在减少，因此许多企业都暂停了投资，2024年德国工业将连续第四年停滞不前。

不过，最新发布的季调后数据显示，德国进出口和工业部门有着更为复杂的图景。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子南分析，一方面，德国季调后的进口月率为3.2%，远高于预期的-1%，且接近前一个月的3.6%。这表明德国的进口需求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增长，这种增长可能反映了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复苏，尤其是在能源、原材料和半成品等关键领域。

工业生产也在回暖，季调后工业产出月率为2.1%，远高于预期和前值。德国工业生产活动在增强，可能是由于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回暖，以及供应链状况的改善。

但另一方面，出口下降和贸易盈余的缩小则不是那么乐观。胡子南指出，季调后出口月率下降了2%，低于预期的-0.5%，并且与前值6.3%形成了鲜明对比。出口的下降可能反映了外部需求的减弱或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如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放缓、汇率波动、或是国际贸易壁垒的增加等因素。进口走强而出口动力不足带来的顺差缩小，可能对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产生影响，反映出德国对外贸易条件的变化。

“德国的经济数据呈现出一个复杂的画面，一面是进口的增长和工业产出的提升，展现出经济活动的活跃；另一面则是出口的减少和贸易盈余的缩小，暗示外部市场需求的挑战和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胡子南说道。 

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火车头”经济降速，既有短期因素的扰动，也有结构性症结的阻碍，这决定了德国要走出低增长泥潭，还需做长久计。

胡子南表示，2023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几大短期因素的冲击有关。一是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问题，让德国这个工业大国处于被动；二是供应链不稳定，尽管疫情过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供应链的完全恢复还需时间；三是全球通胀率上升，加剧了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务压力，影响了消费和投资决策。

而更深层的，则是内外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全球化逻辑的转变，让德国不得不重塑新的发展模式。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在前段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各类要素相对可以自由流动，德国能从俄罗斯得到相对廉价、稳定的能源供应，依靠低成本能源生产的高附加值工业品能出口到广阔的欧洲和海外市场。这个时期，全球化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讲求降低成本、效率至上。只是，这样的发展模式要以平稳的地缘政治为基础。

“但在疫情等非传统风险冲击、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经济逻辑越来越多被置于安全优先的逻辑之下。德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强调‘去风险’、‘防止过度依赖’，能源危机、断链风险、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也由此出现。比如德国近年不得不进口价格偏高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压力传导到制成品，也会削弱德国出口的竞争力，”丁纯点出，“德国经济困境背后，是其所谓的‘时代转折’。”

其次，德国经济也为转型迟缓所困。

丁纯分析称，尽管德国制造业实力雄厚，但在信息技术和产业这轮大潮中明显滞后，虽然在默克尔时期有鉴于此，提出工业4.0的转型战略，但对比美国的高速创新、中国的密集投入，德国在智能化转型上还是相对落后，一定程度来讲德国错过了布局信息通信产业布局的黄金期。

胡子南表示，长期来看，德国需要完成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双重转型。一方面，德国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旨在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过渡。这一长期转型过程不仅需要巨额投资，还可能导致能源成本在转型期间上升，给企业和家庭带来负担。另一方面，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制造业，尤其是汽车行业，但近年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德国需要加快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在数字化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投资。

“德国需要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拉茨彻表示，“德国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未来两年，而是未来10年，需要重塑其行业。”

论及当前德国的整体经济形势，丁纯总结道：“德国确实处于增长迟缓或者说复苏停滞的时期。理论上，用连续两季度负增长就是‘技术性衰退’的标准衡量，德国去年经济总量0.3%的负增长，表明有陷入收缩的风险。但并不是说整个经济体就一蹶不振完全陷入长期衰退，主要还是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的外生冲击所致，而是在经受冲击之后，正在进行一定程度的回调。当然也不能指望短期能快速迎来迅猛的复苏。”

若要预测2024德国经济的前景走向，多种不确定性依然遍布。

丁纯指出，2024作为全球大选之年，左右政策和经济走势的变量也在增多。即将到来的6月份，是欧洲议会选举，虽然重要性不及国内大选，但也会影响欧洲各派政党力量的再分配。到年底11月份的美国大选，结果或将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及欧美关系，从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亦会影响欧洲与德国经济等。

值得注意的是，支撑德国经济走出停滞的有利因素也在浮现。

首先是能源安全。3月底欧盟天然气储存量达到容量的58.72%，比去年高出约3个百分点，其中德国的天然气储备更达到64.4%，对比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时的26.27%，能源危机已经显著缓解。“德国能在遭受冲击后，较短时间完成能源结构的转向，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调整力度不小，经济适应性或者说韧性颇强。”丁纯指出。

其次是通胀水平。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2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3月德国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为近三年来最低涨幅。一方面，通胀回落缓解了德国生活和生产的高物价之困，利好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也为欧洲央行的降息铺平道路。

再者是企业预期。3月份，德国Ifo商业景气指数升至87.8，创下九个月新高。ZEW经济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回升，当月录得31.7，为2022年2月以来新高。近来劳动力市场及工资上涨表现均颇亮眼，利好消费与经济后势。

惠誉三月发布的评论文章指出，欧洲央行降息、全球贸易复苏以及能源困局影响的消退，应能支持德国经济在中期内止跌回升。

丁纯表示，高利率必然会压制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而现在通胀水平已经在回落，德国的经济增速对比美国日本明显偏慢，所以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或在年中启动降息，一定程度上会带动经济增速的回升。

胡子南看来，德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将由多种因素决定，既包括内部的结构性调整也包括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即能源价格和供应稳定性、通胀控制和货币政策、国际贸易环境以及结构性改革的进展。未来，德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或蕴藏在可再生能源和环境技术、数字化和技术创新、医疗健康和生物技术几大板块。

“未来的局势依然复杂，之前各方都在调低德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但至少德国还会保持增长，”丁纯说，今年1月德国将2024年政府预算总额缩减到4500亿欧元，恢复了疫情前的“债务刹车”制度，还有一系列着重气候变迁、清洁能源的动作，都证明德国政府对后市没那么悲观，不急于实施量宽等大规模救市政策，“德国还是有较强的经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