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定义是这样，自然科学是搞建设的(做增量)，社会科学是搞破坏的(做减量)。所以从获得感上面，自然科学肯定高于社会科学。

所以，文学就是在学文学评论(批评)，历史就是在学历史教训，哲学就是在学哲学史。文史哲，哪个都不像是能做出增量的专业。

就像经常说，你不能真的拿着历史书去跟对手讲自古以来，对手就把土地让给你。还得靠理工科造飞机大炮。

很多人会说，社会科学是研究如何更好地分配。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人类这样的多体复杂系统，放到自然科学都是棘手的难题，我不认为在数理逻辑严重欠缺的情况下能有什么实质性的结论。说白了，一直在摸石头，从未想要过河。

因此几千年来就没有哪个文明哪个时期解决过分配问题，无非是造不同话术给利益受损者做心里按摩罢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的分配问题从来都是靠自组织self assemble来解决的。就跟农人筛糠一样，多抖几下，能约莫筛得均匀点。但e指数的玻尔兹曼分布，永远是分配的总原则，含权(能)量越高，分布的人数越少。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除了心里按摩，也就是限制一下头部能级增长别太快，导致整个分布雪崩。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既有自然科学的成分，也有社会科学的成分，因为它既要做增量，也要定规则，这是其真正难的地方。

中国古代最早是不分文理的。无论研究自然还是社会，你都得做实验，都要分析数据。比如汉代第一次著名的大辩论就是盐铁会议，是对桑弘羊经济改革的全方位总结，几十年大量的社会实践积攒下来的数据，与一群贤良文学面对面坐下来条分缕析，让会议的结论成为后世两千年的模板。

不是一定要在手套箱里鼓捣烧杯试管才叫实验，关键是要有合理的实验设计，预期的实验结果，详尽的实验数据。最重要是勇于承担实验成功与失败的变数，而非预设结论。

自汉至唐，社会逐渐定型，真正有效的社会实践越来越少。先设立场，后找证据，成为宋明儒更喜欢的研究方法，这种漏习一直延续至今。

甚至极大影响了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科学态度最重要就是能承受失败，但在赢学思想影响下，实验失败，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这样的事似乎不允许发生，发生了就是在空耗国帑。于是很多投机取巧者就把已经完成的实验当作课题去申请，又或者只做那些绝不会失败的微微创新。

没有意外的科学，当然不会有什么获得感，这就是理科被文科化的现实。

获得感、投资回报，它们的主要来源是增量，是失败之后的成功转折。马斯克为什么能让投资者看到回报，不是因为盈利多少，而是在不断爆炸中找到了回收的秘诀，是一些从无到有的概念变成了现实。这就是增量。

社会科学致力于做减法，是预设好的概念不断被修剪、被稀释。在社会关系的掣肘下，做成一件事很难，破坏一件事很简单，谁不想挑简单的做？

国内有一些理工科老师，很年轻就转向了文科的方法论，说知识的时候没兴趣(也不懂)，说搞关系，那话题就长了。毕竟，公式和数据又难又枯燥。

但，搞关系也许会利于个人，却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干扰。社会终究是一个费米液体，社会关系再怎么晃荡，那也是费米面以下的事，不影响液体的本质。只有跳出费米面，才是对社会真正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