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地院李姓法官之死，点燃基层法官对过重工作量的怒火，更掀开这几年大法官为基层法官、检察官增加大量案件的实际效应。不管是为贩毒者减刑、放宽再审事由、增加上诉三审理的案件理由，都让法官的工作更重。

检视近两年来的宪法法庭判决，包括109年宪判字13号，大法官要求贩卖一级毒品但情节轻者须减刑，并跳过立法程序，直接要求在该判决公告起，到修法完成前，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除依刑法59条规定减刑外，可以再依该宪法判决二次减刑。

大法官说得轻松，但涌入法院声请减刑的案件却难以计算，贩卖多少数量的海洛因应该减刑，一公克算少、那五百公克该算多还是少，海量的案件，认真的法官却都得费尽思量。

不只为毒贩减刑，有法官指出，把辩护人与被告间秘密自由沟通而生之文件资料排除在搜索与扣押外、放宽再审事由等，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都增添了作业步骤。有法官说，「正义无价」挂在嘴边容易，但漏说的是「实现正义需要成本」，累垮的是真正在办案的法院法官。

法官论坛上有人指出，法官过劳，很多根本上的乱源就是宪法法庭的大法官所造成，不用管现实上是否确实有足够的资源，只会自诩人权美名，乱慷法官之慨，什么程序保障、什么减刑，都可不用经过立法程序，国会监督，高兴就司法造法，反正不是大法官自己做，高兴就随便开个小门小缝，法官就要做到死，真的很可悲，最后只能期待过去美国动不动就把正当程序保障抬出来的华伦法院一样，在走到极致之后，就马上面临原旨主义的反扑，钟摆的摆荡效应，反而使原本享有的堕胎人权，立刻倒退到几十年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