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卡列宁站在道德高地上。

卡列宁的行为越“圣人化”，对安娜的“道德审判”就越密不透风。安娜找不到为自身不道德行为脱罪的出口。这个出口，本应由卡列宁的报复行为提供。如果卡列宁做出歇斯底里，无能狂怒，疯狂报复等行为，安娜的负罪感就会消失。

卡列宁没有这么做。起初这在安娜看来，也是卡列宁的一种虚伪表演，她生了弗龙斯基的孩子后发现，卡列宁是个真·好人。这让她产生出一种恐惧，她惧怕卡列宁，卡列宁就像圣人一样，映照出她的道德缺陷。

用通俗化的视角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本应是一个女性意识解放的故事。与原配的婚姻情有苦衷，丈夫是个体制内工具人，刻板、无情趣的伪君子，对安娜没有爱只有道德绑架，使她活在上流社会虚伪的氛围中。

比如国产的文艺作品大概会这么写：少奶奶和家里的长工相爱，老爷则被设定为淫邪可恶的压迫者形象，描述封建礼制压抑、束缚人性等等。

这种设定为读者和观者提供了“道德舒适区”，让他们放下道德不安，可以心安理得地欣赏如歌如诉的爱情。

但托尔斯泰偏不这么写，他对于卡列宁的设计尤为高妙。卡列宁不是伪君子，而是一个真君子。道德高地他不只是站一站，他真是高尚化身。

而这种“圣人”又被塑造的有血有肉，非扁平化人物。卡列宁从小寄人篱下的，形成了自卑、刻板的性格，这有点像契诃夫《套中人》里的那个大学老师，但善良和责任始终是他的底色。这种设定让人相信，世上有可能存在卡列宁式的人物。

卡列宁对安娜的态度，也并非开始就很“高尚”。他也有嫉妒和愤怒，想要报复。但当他看到安娜的私生子时，他被感化了。他的“宽恕”不再是对安娜的审判，而是真正为安娜着想。

他的行为甚至感化了浪子弗龙斯基，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弗龙斯基开枪自杀，正是一种情敌之间的“对抗”，意为：我特么不是偷奸的小丑，我也是真爱。这一系列设定，非常反常规。

托尔斯泰将道德坐标，设定在一个微妙又危险的位置。不仅让安娜陷入困境，也让读者如坐针毡。也只有在这种境况下，才能探讨更深刻的“上帝的道德”。

安娜最后卧轨自杀，充满了宗教氛围。这里隐藏着两个问题：

1.人是否拥有僭越上帝去寻找最高形式幸福（包括出轨）的权力？

2.最高形式的幸福，是否可以超越上帝的道德？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设计一个宗教徒和怀疑主义者，去抽象地讨论这种灵魂问题，他要在现实的土壤里推演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二的问题“假如上帝不存在，那么道德也就不存在，人类做什么都可以”非常相似。

我们来看这个逻辑：假如没有上帝，就不存在道德，那么安娜就不会对卡列宁有负罪感。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到列文线中的去找。

列文和安娜是一体两面，他从始至终都在质疑上帝，他最终顿悟到的答案是：上帝是否存在不重要，也搞不清楚，但“善”这种东西，天然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这种善，接近于上帝的启示。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安娜的心中存在“善”这种东西，她也领悟到了这一点。假如她像其他上流社会女性一样，对于卡列宁，她不会产生负罪感和恐惧。正因为安娜心中有“善”，才会得出“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死”这种想法。

安娜的一系列行为，受这种想法驱动。

而这种善，是来自于上帝式的道德绑架，还是每个人心中天然存在的，这本是个谜。这一点，才是整部书的真正风暴眼。

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有一点倾向于后者，但不绝对。到了晚年再写《复活》，直接倒向了后者。《安娜》中的这种暧昧态度，让这部书具有多义性，艺术魅力也更加圆融、丰沛。而《复活》因为直接给出了结论，被很多人诟病为“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