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年底到2023年，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了47倍，这是一个奇迹。在这样的奇迹下，我们很快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845美元，而中国现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13000美元，我估计，快则到2025年，慢则到2026年，我们应该可以跨过这个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在过去45年中，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这得益于我们当时改革中推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念，采取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方法，也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当时，有很多大型重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低效问题，虽然它们低效且无自生能力，但我们改革之时采用“老人老办法”，继续由国家提供必要的补贴保护来维持其生存，维护了经济的稳定。对一些原先受抑制但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采取“新人新办法”。政府允许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这些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而且不仅允许这些企业进入，政府还积极地因势利导，帮助其发展。

同时，我们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需要进入国际市场，但当时国内的企业能力不足，我们就招商引资。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而且带来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如此，这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形成的后来者优势，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比自己发明的成本低、风险小。

我们通过“新人新办法”，使很多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就业，而且积累资本、外汇，使我们的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如此进入正循环，不仅使产业不断升级迭代，而且改革初期那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重型产业也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优势，提高了效率，企业有自生能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就可以消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可以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中国和美国有个很有趣的对比：美国经济增长放慢时，通常会把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归咎于日本，现在归咎于中国；当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时，国际学界普遍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不仅国外学界如此判断，国内学界一般也会如此。

中国确实存在由渐进双轨改革不到位而导致的各种问题，但经济下滑很多时候可能是外部因素或周期性因素所致。而国内国际往往倾向于认为是中国自己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同时由于体制机制问题不易改或不能改、不愿改，有的人由此就对中国经济产生悲观情绪，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崩溃在即。

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原来的9%、10%，一路下滑到6%、5%。这是事实，但对于这种持续下滑，国际国内的说法很多。

很多人认为，这是“国进民退”所致。从产权理论来看，一般认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民营企业有效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本上100%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占比只有25%—30%，民营企业从原来基本没有，到现在占到70%—75%。在这种状况下，过去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增长快是因为产权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有不少理论文章也证明这种说法。但是，从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也升高，民营企业在这两方面的比重则同步下降。很多人认为，民营企业比重下降是因为受到政策压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基本无解，因为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政策，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效率就会下降，因此将经济不断下滑归咎于政策。如果持这种看法，就容易产生悲观预期，对于未来发展失去信心。

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和在贷款中的比重确实有所上升。问题是，“经济增长下滑”“国有企业比重上升”“贷款给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这些现象同时存在，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是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慢还是经济增长放慢导致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理不清，对未来的判断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会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在我看来，国有企业占比上升和国有企业贷款比重上升，都是经济增长放慢之果，而不是原因。民营企业的投资少及民营企业贷款比重下滑，是受到外部冲击，对其需求增长放慢所导致。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实际上一直未能全面恢复。同时，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也没有全面恢复。从1978年到2008年那30年，我们每年的出口增长达到18%。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由于国际贸易下滑，发达国家增长慢导致进口需求低，我们的出口就慢，增长率从原来将近20%下降到现在只有5%左右。

在这种状况下，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出口部门，也就是民营企业的部门，现在中国出口产品中97%来自民营企业。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出口增长突然下滑，就造成民营企业产能过剩，而且发达国家的恢复还遥遥无期，甚至还在下滑。在这种状况下，民营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很差，当然就不愿意投资，因而获得的银行贷款就少。

这些现在占主要的、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产能过剩，经营状况不好，不投资，这就给就业带来了影响。就业受影响，收入增长就随之受影响，所以家庭的消费增长就会受影响，整个经济也会下滑。

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当然必须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投资，做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以稳定经济。这些项目都是大型的、具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所以是由国有企业来做，国有企业的比重因此逆周期上升。国有企业做这些项目，当然要跟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也跟着增长。这些基本上都是因为经济下滑，民营企业受到不利影响，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所做的措施。这些投资的各种投入品一般由民营企业生产，并且，这些投资也创造了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和消费，这些消费品也主要由民营企业来生产。所以，政府如果不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民营企业的日子会比现在更难过。

如果对中国经济下滑和相应的因果关系没有准确的认识，就容易产生悲观的看法。只要对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的疲软有清晰的认识，采取必要的缓冲措施，并进行必要的改革调动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积极性，中国仍能维持5%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和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