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中国学者百人百访”栏目的最新一篇。】

黄裕舜是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聚焦在地缘政治、政治和道德哲学以及技术的交叉点，尤其是非民主政权的治理伦理及外交政策、如何应对历史和殖民的不公正现象、以及人工智能自动化对劳动力和人类的影响等主题。

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作为香港特区2019年“罗德学者”，可以谈谈在牛津大学的学习对您的学术人生的影响吗？

黄裕舜：我在牛津共待了八年时间。三年本科，两年硕士，三年博士。牛津导师制极为重视学生的思辨能力，经常强调我们对知识掌握的不充分与片面，坚持要我们透过直接表述并间接反复推敲的方法论，以辩证作为检验真理的基础。本科时，每周两篇论文作业的要求使我建立起成熟的批判阅读习惯，得准备在课堂里为自身立场充分辩护。这也让我发掘到在特定领域内，包括政治与哲学等，我的相对专长。研究生时期，开始获邀在不同校内的工作坊对知名学者新论文发表回应，也担任过本科生导师，教学过程让我思想得到沉淀，同时也领悟出，在授课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开辟新的思考与学习方向。

一直都感受到自己介乎在中西之间那种“尴尬”身份所带来的有机张力。一边厢，在香港长大的我自然与不少内地到英的同胞在文化与习惯上有所区别。另一边厢，初到英伦不久后，我很快便发现：因肤色与歧视，华人在这里是异客，难以融入当地，更难以被英国本地人一视同仁。我并没有尝试遗忘自己，而是欣然迎接了我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不受所谓的固定形象所困。无论是在历史悠久的辩论学社（Oxford Union）担任资深辩论培训官及理事会成员，还是创办独立杂志牛津政治评论（Oxford Political Review），让我跟超过30名国家元首与高级部长展开对谈。我尝试说明：一名来自于香港的年轻华人，也可以在西方舞台上以理由，以文明说服别人，道出一个与主流声音不一样的个人故事。

问：您长期在全球主流媒体发声，并在香港主流媒体写作专栏发表政见，您的观点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从您的写作与社会活动中你也表达了对香港未来的设计与期待，作为新生代舆论领袖,您如果“由学转政”会重点推动香港做哪些变革？

黄裕舜：我并没有兴趣“由学转政”。我猜想“转政”的狭义这里指的是直接参与在行政或议会政治之中，站在执政第一线，为老百姓服务。说实话，我自认不是适合的人才。若换广义角度来说，“政治”本身便涵盖了各种对现实不足与不公的批判，对更好未来的期盼与倡议。能就着这些问题与建议提出自身想法，不人云亦云，也可说是一种间接而思想上的“政治参与”，没有谁比谁更高尚。我希望能通过理论的构建与剖析，在更宏观层面上为我所关注的领域——包括非民主政权的管治逻辑与外交模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中小国家的外交自主权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作为一名中国香港人，我认为香港必须维持其作为中国最国际化、最敢作敢为的实验性色彩，在推动全球北方对中国认知、提高全球南方人力资本素质、强化亚洲诸国思想与政治话语权，以及让每一位留下来的香港人皆能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亲切感。不要固步自封，更不能陷入民族主义的约束。要让年轻人看见这座城市有希望，体制必须对广大声音作更多的吸纳与用心的交流，切忌堕入“回音室陷阱”，必须要让少数或非主流声音得以对香港未来轨迹作出积极进言。

问：您是研究地缘政治与政治哲学学者，您认为目前中美关系下美方奉行的是什么哲学？在现实主义依然主导国际政治的背景下，您认为中国可以设计何种涉国际伦理的方略应对美国带来的压制？

黄裕舜：所谓的“美国”是一个多重性的载体。一名身处加州矽谷的初创工程师，与一名在国会山庄上浸淫深久的政坛老将，社会价值观肯定有其区别。年老的特朗普狂粉，与年轻的AOC支持者，对中国取态也有关键区别。固然美国政治体制主流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为战略威胁，但绝大多数中美人民之间并不存有必然的敌意。中国要防范的，是那一小撮把其定性为意识形态与管治模式方面对头的机会主义者与美国优先者，而并非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我们依然得就气候变化、抑制核与生化战扩散、人工智能治理等国际治理难题达成实际共识。

古语有云，治国安邦之道，可以“王”、“霸”及“强”作笼统归纳。相对于强调武力与军事实力的“霸”道，“王”道更为看重抓紧道德话语权、以和平手段（包括贸易、民间交流、非意识形态主导的思想传播等）争取邻居与别国的认同与支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邓小平先生的实干主义领导下得以飞跃，彰显出14亿人口的创意与生产力。现时外围环境固然不再容许我们韬光养晦，但我们必须慎防外部势力挑动战争，即军事化陷阱，以消耗我们实力。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巩固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角色、促进管治体制化与透明化、提升对外（包括全球北方与发达国家）的开放、把不必要的极端民族主义论述减低，方能改善中国在外的软实力，他日必然能成为世界和平大国。

问：如果有机会与坎贝尔就印太战略展开对话，基于地缘政治角度，您会从哪些方面设计这一对话？

黄裕舜：比起共和党部分新晋对华赤裸鹰派，坎贝尔较为实干及老练，也深谙把中美关系推至破裂点，对美方皆无好处。若有机会跟他交流，我会首先尝试确立中美执政一方（先抛开在野而深受特朗普所主导的共和党）以及外交体制主流对对方的期望。美国在位者根本并没有清晰的“最终愿景”（end game），也没有认真思考过一个中美平起平坐的世界，两者应当如何管控分歧。这一来与他们对自身制度优越性与悠久民主传统的韧性自信有关，二来也是因美国从来都不习惯与他国“共享”世界。同时，无论是战略底线较为清晰的中国，还是经济与军事实力占上风的美国，也要学会世界不只中美两国这一点。包括印度与欧盟，东盟诸国与阿拉伯半岛的国家也想拥有自己的自主权，为自己精英或广大人民谋福利。中美不应盲目聚焦在所谓的“大国博弈”框架，而忽视其他区域与中小国家为持中立，对压迫说“不”的权利与意欲。

具体议题来说，就着台海与南海，我会向坎贝尔指出，所谓的“威慑”理论（deterrence theory）具备两个部分：一为“代价增加”（cost-raising），以说服对方不要僭越所设下的界限。二则为“正面肯定”（assurance），以说服对方在不僭越界限前提下，自身也会对其合理要求有所配合。如今美国就着中国沿岸局势的“正面肯定”在中方眼中并无说服力，更令中国与美国盟友陷入“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之中，长远而言有擦枪走火的风险。这绝对令人堪忧。选举过后，拜登政府是否应当向中国就着这些关键区域问题释出鲜明的讯号，“正面肯定”过去一年多的“防撞栏”建立？

问：您建议港区政府多吸收中东以及东盟国家人才，目前港区政府也在加大对内地人才的引入力度，全球人才的引入是否需要港府推动新的治理秩序和治理战略的重构？如果是，您认为如何推动？

黄裕舜：无需涉及“治理秩序与战略”。道理其实很简单。港府应当把作为大湾区重要支柱之一的香港人口20年后的理想目标定为900万人（配套得以起码20年时间方能建成），积极通过包括签证、子女教育补贴、初创配对与投资、“产学研”的旋转门等方法，吸纳大批优质外部人才。也不能药石乱投，而要对症下药地找到现时新工业政策所需的专才，把他们吸引来港落地生根、消费投资。思想开放、对香港文化有深刻贡献的内地同胞，我们当然欢迎。而来自于欧洲、大洋洲、东南亚、印度、中亚等的新血，我们也得接触。

同时，港府也不能遗忘本身在港出生与长大的港人。面对全球所泛起的本土主义与身份政治思潮，香港治理者必须沉着应对，让本地港人看见在大量移民下，依然具备在职场上发奋图强的技能与空间。吸引外来人才与保障本地人才发展权益，从来就不应是必然的统一。若公共政策及私人企业诱因往人才输入单向性倾斜，则会埋下社会矛盾的种子，令香港这个得来不易的平静再次出现撕裂性暗涌。中国现在面对颇为鲜明的人口老化问题。若香港，甚至大湾区整体，能成为中国在吸纳外来劳工的桥头堡，这相信也是中央乐见的成果。

问：目前，有声音认为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在走弱，甚至可能被新加坡赶超，您怎么看这一舆论？香港对亚洲的价值是否存在变迁？您认为香港要保持国际竞争力还需要做出哪些战略性的设计与调试？

黄裕舜：我们生活在的这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单极仍强、准两极化、多极冒起的形势。首先，美国在金融、军事、综合实力而言依然具备颇为鲜明的优势。香港有必要利用其更为灵活与柔性的国际形象及积累甚深与美国商界（包括华尔街）的关系，促进商业与人民为主导的二轨外交，并善用顶尖智库，为世界提供理解中国相对开放而中性的一道窗口。中国不需要香港成为另一个（同样无可取代的）上海。我们要多跟美国州分、学术与媒体界、年轻人建立起有机接触，舒缓与化解两国之间的思考误区与偏差。这一点，套用在香港与欧盟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也同样适用。

同时，就着仍在崛起的中国，香港必须继续强化与巩固普通法法治，维持资讯与资本高度流通的优势能长远地坚持与确立。在治理、法制、媒体传播、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这座特区有必要利用其言论自由、开放多元的舆论空间，积极争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至于香港曾长年所忽略的东盟、阿拉伯世界、印度，甚至拉丁美洲与北非，我们都应当确实地提高在这方面的人才。举例说，本地中学教育是否应当设置印尼语与阿拉伯文的课程，让有意“走出去”从而“带回来”的人才提供应有的文化与语境装备？

只要我们记住，不妄自菲薄，更不自满自负，香港绝对有未来。

（王英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在推动 “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和动态，读者交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