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有一则新闻，说一位“双名校”毕业的研究生去送了外卖。社会大众对此多是表达了扼腕叹息之意，相关高校的宣传部门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和应对。

这几年，在我生活的这座外来人口不多的北方城市中，也出现了不少“长相斯文”的“外卖小哥”或者“外卖小姐姐”。他们大多普通话标准，说话客气有逻辑，应该受过一定的教育。

在我工作的高等教育领域，也偶尔听到部分管理者或者教师在一些公开或者私下的场合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很多都去送外卖了，那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有问题的。”还有北方某省985高校的同行进一步补充道：“如果学生今后都能成为各种‘某某长’，那才说明我们培养成功了。……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国家和家长。”这样的说法虽然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显得有些“不够正确”，但也不无道理，甚至代表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态。

2024年3月20日，太原，外卖骑手扎堆取餐。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因为毕竟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要投入极大的人力和物力。尤其是在重点高校当中，“生均投入资源”非常之高。这些高投入如果不能换回相应的效益回报，那从经济的角度讲显然也是不划算的。另外，社会大众对于大学生，尤其是名校学生，总还是有一些“精英化”的期待，希望他们可以真的学以致用，去处理、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做一个可替代性非常强的工作。从学生自己的角度讲也是如此，很多学生寒窗苦读多年，也希望自己可以获得一份听起来比较好听的“体面”工作。就像前些年上海很多名校生都有一个“陆家嘴之梦”一样，很多北方重点大学的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体制内”，获得一份“有上升空间”、至少是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以上观点不但较为普遍，甚至可以说也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这种普遍看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体制内的工作毕竟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太多的人都进入其中自然会加重财政负担。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现在很多北方的小城市，体制内工作人员与所谓的“社会从业人员”之间已经形成了非常惊人的数量比例，地方财政的负担越来越重，大量依靠转移支付和借贷。但这两种从业人员之间的“身份差异”却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在老百姓的心理上。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相对普及化的今天，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再那么“精英化”，甚至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现有的所谓精英型岗位。很多高校毕业生却依然坚持不去“灵活就业”，就在家全职考研或者全职考公，甚至以各种方式变相延长自己的应届生身份。在此种情形下，如果我们的教育从业者再有意无意地向学生灌输这种“体制内工作优先”的想法，那必然会加剧这种结构性的矛盾。

第二，高等教育的目的除了培养专业能力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立德树人”。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需要我们将其贯彻在每一个教育环节之中。我们姑且不论外卖小哥等灵活就业群体为社会解决了多少的就业负担，单从“道德水平”来说，也没有证据显示外卖小哥的平均水准要低于体制内公务员的平均水平。更有甚者，笔者在同一天看到了两则非常具有对比意味的社会新闻。一则说某女子在雪夜加班后回家打不到车，一位外卖小哥就骑着电动车把她送了回去，然后还拒绝了金钱方面的感谢；另外一则新闻是说我国某项运动管理领域内的多位重量级官员、教练因为贪腐问题落马，而这已经是该项领域在近20年来第三次“反腐风暴”了，落马高官的数量和行政级别也不断增长。作为教育从业者，我们在向学生宣传“不同职业的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理念时，重要的是要用这种实例说明，不同职业的人在人格和道德水平上是平等的，因此职业的选择也应该是平等的。我想，这也应该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人不能尽其才”的现象，是因为一些结构性的矛盾（集中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而非仅仅是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问题。但是高等教育从业者依然需要认真反思和行动，让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发展能够同频共振。

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更多的还是面向“大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设计。这种教育理念的模版就是工业化初期的“普鲁士教育”或者苏联教育体系，它非常强调细致的专业化分科教学，培养目标是工业化社会中在某一个细节领域非常精通的工程师或者产业工人。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今天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即使是法学这样的文科专业，学科划分也是非常细致的，通识教育的相关内容很难挤进高等教育各阶段的课程当中。而学生们的“向上渠道”也十分内卷，只有通过不断提高考试分数来打败同专业的竞争者才能实现社会流动。这种教育理念通常推崇“刺猬式”的专业人才，而非“狐狸式”的所谓“通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可能越来越难以满足复杂社会的需求。

第一，因为市场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综合式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发展需要，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充满了不确定性。有美国学者做过统计，越是精英学校的毕业生，专业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就越小，在这些学校，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在毕业若干年后会从事跟所学专业非常相关的工作。专业化的“匠人精神”或许可以满足一些需要长期积累、打磨的领域需求，但是对于那些受市场周期和社会变迁影响较大的行业来说，如果一味强调专业能力而忽略了通识素养，那么其不适应性就可想而知。在某些年份很“火”的专业，可能因为一点点的政策变动或者市场变化，再过几年就成了就业冷门专业。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的专业设置也很难进行过于细致的长远规划。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在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一些仅靠刷题、背书进而“熟能生巧”所掌握的专家型技能，会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工智能的社会需要人们调用各种信息进行综合的、批判的、创造性的思考，进而提出准确的问题并向人工智能发出指令的能力。这显然不是过于细致的专业强化式教育能带来的。换句话说，在人工智能都能够利用神经网络算法进行发散性和批判性思维的时代，人如果只能调用一小块“专深”的知识来解决问题，那显然就会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

传统专业细化的高等教育模式，在面对社会变化带来的多样需求的时候，往往是通过“做加法”的方式来应对，就是设立更加精细“对口”的新专业来满足要求，或者至少是在“一级学科”下增设各种“二级学科”。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符合“内卷”一词的原初含义，就是“在土地面积不增加的情况下，不断地在其中更密集地加种不同品种的农作物。”只不过这里的“土地面积”我们可以理解为人才需求总量。所以，这种做法一是未必能及时、准确，高校很难提前若干年就预见到市场和社会上有什么专业人才需求、需求量是多少；二是可能会带来既有教育资源的浪费。当然，它一定程度上可以方便管理和资源分配，因为只有在专业设置上条块分割清晰、上下贯通，才有助于管理手段的畅通。但我们依然要进一步想清楚，这种基于管理思维出发的办事逻辑，是否能真正能解决上面提出的两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大学毕业生，甚至名校毕业生，究竟能不能去从事外卖小哥这样的灵活工作？我的答案是，其实也未尝不可。根据市场需要，这可能是权宜之计，也可能是一种长期选择，但只要他（她）做出的选择是基于自身成熟的思考，并且对社会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就是可以接受的。社会应该包容这些做出“不内卷”选择的年轻人。就像国外一些“后工业社会”中的青年学生，他们在经历了高等教育之后的理想通常也是开一个咖啡馆，或者做一个“Youtuber”。我也曾在我的00后学生中做过就业意向的调查，灵活就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受欢迎。一位男生甚至跟我说，送外卖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我想，这种拒绝“内卷”的多元化选择也许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在育人方面的成功标准应该有两个：一是在道德上让受教育者明辨是非，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做有害的；二是在前一点基础之上，让受教育者掌握可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思维能力，而不仅仅是学习到某个细致领域的专业知识，更不是让多数人都为了同一个内卷化的目标费尽心思。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有很多的高校毕业生都选择了灵活就业，那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专业教育确实跟社会的真实需求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在人才培养上的高投入可能被过度内卷的事项耗费掉了（比如重复性地搞类似的“竞赛”或者“评估”），没有用到“刀刃”上；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上储备了一定量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人如果在选择灵活就业的同时，能够坚持综合式的、批判式的思考和学习，将来未必不能为社会做出更加创新性的贡献。

（作者为“双一流”高校年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