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需要包容竞争对手的领导力，停止政争，专注于未来议题
泰齐大学校长·前高丽大学校长 廉载镐
第22届国会选举的主题与其说是愿景或政策，不如说是为了给对方定罪而进行的审判。大选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司法界人士。总统和两党的领导人都是司法界人士出身，祖国革新党的代表是法学教授出身。
选举结果有61名司法界人士当选，比第21届议会选举增加15人，占国会20.3%的席位。这还不是代表专业性的比例代表，而是仅地区议员就有55人。李明博政府后的7名总理中有5人是法学院出身。两金时代以后挑战成为总统的人大多数都是法学院出身，最近政权文在寅、尹锡悦总统都是司法界人士出身。
从外国议会的情况来看，司法界出身人士非常有限。英国2019年大选的650名议员中有47名律师，占7.2%；法国2022~2027年任期的577名议员中有28名律师，占4.8%；日本2021年众议院的465名议员中仅有14名律师，占3%。在美国，2023年的众议院中，9.4%的议员曾是检察官。
与其他行业相比，司法界人士的逻辑性更强，在起草和审议法案的过程中，他们会对现象进行分析，并展现出专业性。司法界人士有能力运用形式逻辑来利用对手的弱点。这是因为他们长期接受训练，能够根据客观证据和逻辑分析来评价和判断对手。
与英美法律传统不同，韩国的法律制度是演绎法，以德国和日本的大陆法系传统为基础。韩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辩诉交易制度，被告可以认罪或为控方作证以获得减刑。这是因为法律采用演绎推理的方式，根据一套法律规则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然后对被告作出具体的判决。英美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归纳式体系，允许相对解释而非绝对判断。陪审团制度之所以在美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也考虑到了普通公民的相对判断，而不是法官的绝对判断。
我的本科专业是法律和公共管理，因此我的课程非常注重法律，教授演绎推理，就像数学中寻找正确答案一样。但在研究生院，我学习的公共管理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它教会了我探索替代方案的归纳法。在斯坦福大学，我的研究生导师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教授将制定政策比作“滚木头(log rolling)”，而不是“寻找正确答案”。当一群人在滚动木头时，他们需要合理分配力量，使木头移动，如果一两个人不耐烦地用力，木头就无法正常滚动。
司法界人士政治家们就像量刑一样，在研发预算削减30%、医大扩招2000人等所有问题上都会给出正确答案。或者他们用形式逻辑来掩盖自己的过失，指责他人，利用迷信现象来强化自己的政治立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用独断的政治让人民疲于奔命。
当他们歪曲国家议程时，我们面临的国家危机也就严重了。在人工智能革命的混沌中，基于中美冲突、朝鲜核导弹威胁、全球价值链变化、长寿与低出生率的国际秩序重组，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劳动、教育等全方位的社会范式转变，都将是地壳运动的程度。
难道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没有看到这场斗争，难道他们不考虑进一步发展我们共同艰难实现的高度经济增长和民主化成就，只考虑清算积弊、清算日本帝国主义残余、清算左派卡特尔、审判检察机关独裁等过去的是非问题吗？
普利策奖得主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的《权力的条件》一书描绘了林肯兼容并蓄的领导能力，甚至包括他的劲敌。林肯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律师，他任命竞选总统时的竞争对手担任国务卿、财政部长和总检察长，还任命了三名曾是在野党民主党人士担任长官。尽管林肯的劲敌们起初鄙视林肯缺乏经验和无知，但他们很快就开始尊重林肯，认为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林肯的政治领导力的特点是，他相信要解决包括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在内的重要国家议程，就必须众志成城。
现在，竞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家必须优先考虑未来的国家议程。不要再像民辩出身的人和检察出身的人一样，把国民拉进以司法界人士为中心展开的复仇大血战中。在混乱和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说服对方并就国家未来议程达成共识的包容性领导，而不是谴责和审判的评判性领导。我们希望总统现在就宣布结束冲突，将国家未来议程作为其优先执政议程，并展现出汇聚智慧的包容性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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