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德昌所有作品中，《独立时代》从来不是讨论度最高的一部。它就像夹杂在愤怒少年与年老渐悟者之间，异常疲惫、聒噪的中年阶段，所以才那么接近真实的庸常生活

《独立时代》剧照。

　　如今再看“台湾新电影”，自然不为求新，而纯粹是在恋旧。去年，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修复版上映。今年4月，杨德昌导演的《独立时代》4K修复版也已登陆香港百老汇院线。

　　同为“新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侯孝贤与杨德昌的影片常常被并置观看，作为一种乡土与城市经验对照。侯孝贤用的是古体诗叙事法，运镜又承有小津安二郎之风。而杨德昌上世纪70年代已在美国求学，他欣赏法斯宾德、戈达尔与费里尼等一众欧洲先锋电影，更称赫尔佐格的《天谴》为“唯一的一部最喜欢的电影”。比起顺应自然，他显然更相信理性与欲望的力量。不过，若穿过东方与西方的表象，在诚实地由自身经验出发及对社会“大历史”的态度上，他们实为精神共通的一代人。这促成他们在“新电影”退潮后，随着“解严”到来，各自完成了一份对历史的总结——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悲情城市》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二人也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侯孝贤后来拍《海上花》与《聂隐娘》，是回到了章回小说以至唐传奇的古典里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杨德昌游走于台北街头，则看到被儒家思想长久规训的社会，如何在时代变革中遭遇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