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是目前考古发掘的楚国最高等级墓葬，创造了很多楚墓之最。墓葬年代是战国晚期，墓主人很可能是楚考烈王。战国的王陵虽然之前也发掘了不少，但是该墓的竹木器等脆弱文物保存非常好，非常难得。

1.考古成果

“武王墩”是当地一个小地名，在战国晚期楚寿春城遗址以东约15公里处。经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武王墩墓现保存有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陵园平面近方形，以周长约5千米的围壕为界，面积近150万平方米。陵园内发现有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遗迹。车马坑位于武王墩一号墓西侧，南北长约148米，东西宽约14米，是楚墓车马坑中最长的一座。

发掘前的地表封土，封土底部直径超过130米，高约14米：

该墓1981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2018年发生盗掘。

2020年9月起，考古工作者重点对主墓（一号墓）进行了发掘，确认主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是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一座。仅发掘地表封土和墓室填土就历时三年多。

墓坑近正方形，边长约50米，墓坑东侧有长约42米的斜坡墓道。

墓坑深达19米，底部边长约22米。墓坑底部中央建有“亚”字形椁室，四周分列8个侧室，分别藏有铜礼器、生活用器、木俑、乐器等文物。椁室中部设有棺室，均由长条形枋木构筑，顶部覆盖多层盖板。这是目前国内首次见到的、结构清晰明确的九室楚墓。

自2024年3月7日，考古队开始拆解提取椁盖板。至3月27日，四层椁盖板已全部安全提取完成，共计443根，总重约153吨。

椁室盖板上发现墨书文字，大部分字迹通过红外设备可以清晰辨识。已发现和采集100多句、近千字，是典型的楚系文字。记录有中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排序、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

现已进入椁室发掘第二阶段，即椁室内部的发掘清理。发掘尚未结束，现在发布的只是阶段性成果。

目前，已提取漆木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过千件，包含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俑等珍贵文物。其中漆木器数量、种类都是空前的。东Ⅰ室南端放置的大鼎粗测口径超过88厘米，大于已知最大的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铸客大鼎）。

2.墓主和相关历史背景

楚国历时八百余年，其中最后19年定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楚国的统治核心本来在江汉地区。江淮地区的土著是一些松散的淮夷小国，春秋中期楚国开始吞并淮夷小国，向此地扩张，但经过与吴国的长期争夺，楚的势力暂时撤出了江淮。春秋末，深受楚文化影响的蔡国迁至此地。蔡昭侯墓铜器群及其他零散出土的蔡器表明蔡国拥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下蔡可能已成为此地重要的城市。战国初越灭吴后，楚灭蔡并控制江淮，很快完成了文化的融合，至迟到战国中期，皖南的铜矿也被楚完全控制。从鄂君启节铭文推测，战国晚期这里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已经成为楚国东部的区域中心城市。

作为楚国晚期的最后一座都城，寿春城的城址范围仍未完全确定，不过应距寿县老城不远，这里确实集中着丰富的东周遗存，包括：春秋晚期的蔡国各等级墓葬，出土环境不明的零散蔡器；楚国的黄金货币和零散的高等级铜器，出土环境大都不明；战国晚期的楚国各等级墓葬，特别是寿春城东郊的李三孤堆大墓；柏家台高等级建筑遗址，还有新近发现的“寿滨古城”（下图中的“西南小城”）。

2017年11月，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寿县一带属于黄淮平原的南部，从南宋黄河夺淮入海以来，整个淮河水系的河道因泥沙淤积、河水排泄不畅等原因，地下水水位大幅度抬高，整个地貌景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寿县楚故城的东西两面已成为茫茫水泽，城内也都成为一望无际的稻田，地表基本上看不到战国时期遗留的遗迹。

李三孤堆大墓命途多舛，1933年和1938年两次遭严重盗掘，墓葬形制及墓地布局已不清楚。根据后来调查，封土直径约二百米，墓口近方形，边长约40米，深约12-15米，复原椁室约在160~300平方米之间。第一次盗掘所出约700多件器物，大部分几经周折才存于安徽省博，余者分散在京、津、沪等地博物馆；而第二次所出150多件器物几乎不见。根据其中70余件有铭文器物的解读，该墓中有多代楚王器，多数学者认为墓主是楚幽王（也有学者认为墓主是考烈王后，即李园之妹）。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唯一一座可以认定墓主身份的楚王墓。

根据文献记载，楚自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迁都寿春以来，经历了幽王悍、哀王犹、负刍四世王，至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被秦国所灭。本身这个“时间窗口”就很小，为我们认识墓主提供了很好的限制条件。

哀王犹即位仅两个月被杀，负刍被秦王俘虏，因此这两位楚王被依制下葬的可能性很小。

至于剩下的考烈王和幽王，由于一般认为李三孤堆大墓的墓主是幽王，所以早在武王墩考古成果公布前，综合考虑文献和已知考古工作情况，就普遍根据墓葬规模认为武王墩楚墓的墓主应是考烈王。

当然，以上证据并不直接，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提供更具体的证据。

3.漆木器

目前来看，墓中出土遗物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漆木器。由于该墓曾被盗掘，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已非最理想的保存条件，但即使是早些年追缴的盗掘品中，也有一些木器可以保存下来。

更不用说这次公布的发现了：

很多人对考古的一个误解是，真实的出土遗物应当是破破烂烂的，有所谓“岁月侵蚀痕迹”（如上面列举的被盗的虎座）。看上去很新的出土遗物（如上面的新闻图），要么不是真的，要么本来破旧经过博物馆文保人员修复才变成那样，甚至于看器物照片新旧定年代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基操。

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出土物看起来旧的原因，可能有几种。如果是脏，经过清洗去掉附着泥土就好了。如果是残缺的，考古修复强调可识别性，新补的部分看上去不会和原本部分一样，不可能补全之后变得更新（商业修复或博物馆修复不然）。如果是变形的，为了准确测量和描述器物外形，会通过一些措施矫形。如果是破碎的，拼粘起来就可以。饱水漆木器破碎也不一定显得“旧”，如下图，修复前器物表面其实就是有光泽的状态。

排除掉以上几种情况，真正让人感觉到有新旧差异的是器物表面因风化、侵蚀产生的某种细微变化。实际工作中，很多处于饱水状态的漆器，刚出土或者保存在水中时都是完整的，漆膜和漆胎之间仍然非常匹配、完好，一旦脱水后，漆膜和木胎就容易失配，就会发生变形、变色、脱皮、开裂等这样那样的问题，看上去就没那么“新”了。

外形保存完好是由于地下水环境形成相对封闭的保存空间，抑制了木腐菌等细菌的快速生长，降低了木材的腐蚀速率；容易变形则是由于，饱水木质文物中的水分起着支撑文物、保持原有形状的作用，而饱水木材中水分的任何减少，都会引起木材外形尺寸的收缩，且收缩是不可逆的，此外漆膜和胎体之间收缩率也是不一致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太重视文物现场保护，很多出土文物确实是有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才拿去保护、修复，甚至才开始着手研究什么样的科技手段介入更合适，这方面积累了不少历史欠账。但是，文物出土后普遍面临温湿度骤变、含氧量突增、光照增强、有害生物增多的环境，这些变量其实都可以预见，所以当有足够的经费投入后，今天的考古发掘现场足以准备主动性的预防性保护措施。

出土饱水漆器保护的基本思路是保持出土漆器文物漆膜和漆胎完整性和匹配性，具体来说，无非包括清洗脱盐、防霉杀菌、脱水定型这几项工作，特别是脱水处理这一步非常关键。但这些工作不会、也做不到让已经黯淡的漆皮表面重新焕发光泽。事实上，即便现在最顶尖的脱水技术，也只敢说能够“基本保持”出土漆器原有形状和颜色，你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件文物保存状态不如刚出土时才是正常的。

希望这次发掘有更多直播镜头能澄清一下——出土器物本身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场保护措施有哪些，是否足以使旧物变“新”。当然，以后再去逛博物馆时也可以顺便观察一下，同一件饱水漆木器展览时的状态和刚出土状态，到底是哪个看起来更“新”。

期待未来的考古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