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石峁古城一经发现，就被一众考古学家冠以“石破天惊”“横空出世”式考古发现。

这不仅在于石峁古城拥有宏大的建筑规模、多层结构的社会组织体系，更在于其在历史文献上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却成为中国上古史当中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BUG级存在。

从考古发现来说，中国发现的史前城市遗址有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但是从规模上来说，是石峁遗址的规模最大。

1976年中国的考古队在陕北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石峁遗址。石峁遗址的发现震动了历史学界，给中国人提供了无限遐想、猜测的空间，有人提出石峁遗址是黄帝之都，有人提出是夏朝之都。

在2012年，专家们从石峁外城墙的东门开始，作为遗址的第一个重点发掘点。

就是这一次发掘，考古学家发现遗址的整个城门呈S形，由城门、马面、瓮城、城阙、角楼等组成。石峁遗址一下子“石破天惊”，发现了古代城市建造的一个奇迹，把瓮城、马面、角楼的历史直接从春秋时期提升了2000年，直接追溯到4300年前。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闫文明甚至直接表示：“它是中国城门的老祖宗，后世城门的所有要素它都有了。”

2012年、2013年，在石峁城址东北角的外城东门址，除了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还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玉璋、陶器、壁画、纴木和石雕等大量重要遗物。而在石峁遗址中出土的一幅壁画，也把中国的壁画史向前整整提前了数百年。

2019年9月，相关科技人员通过碳14年代测定，初步确定了石峁遗址的皇城台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200年-1900年之间，使用的时间跨度大约为300年。

而石峁遗址的面积大约为425万平方米，相当于6375亩（大致相当于6个北京故宫），是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夏代之前）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遗址有外城和内城，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石峁遗址作为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考古界誉为“中华文明的前夜”。

无论是5000年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城双槐树遗址和良渚古城，还是与石峁城年代相当、被当前考古学界确定为“尧都”的陶寺遗址，规模都要比石峁城小很多。

因石峁城超大规模的面积，西北大学丝路研究院副院长席会东教授称赞其为史前第一城，他表示，“这是4000年前中国第一大城，有完整的城市防御体系，奠定了后世城市形态。”

从城市的布局来看，这是一座“王城”。国王居住在皇城台，周边有比较完善的军事工程设施。可以说，石峁遗址应该是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或者国家的首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陶器、玉器、石器等数百件，其中的玉器尤其精细。可惜这些玉器大部分都已经流落在世界，大约有4000件之多。

石峁城与其他同时期的古城遗址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当时其他地域的古城多以黄土夯筑、土木结构为主，而石峁则是修在高高的山地之上，由石块垒砌而成的金字塔式的石城，墙体里边藏有大量的玉器。石峁城址以黄城台为中心、内外城半包围环绕的环套结构，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的先河。

据悉，石砌墙体内极为特殊的大量藏玉现象，凸显了东亚地区古人崇尚“玉石”辟邪御敌观念，石峁城址或许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玉门”、“瑶台”等相关。

石峁遗址瓮城、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的出现不仅表明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阶段，中国北方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及武力战争的频繁，也成为东亚地区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最早实物资料。

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通过族群融合和地缘整合而形成，龙山时代是“邦国林立、满天星斗”的文明格局，石峁是黄河中游河套地区乃至北方第一城，体现农牧融合特征，大量羊骨、草原石雕、斩首剥皮、头骨酒器与其后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匈奴人一致。

考古结果表明，石峁遗址系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形制完备、结构清晰、保存良好，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而在考古学界，黄帝部落居邑说、帝挚都邑说、新石器玉石工业城市等上十种考古学说的争论与研究，让人对遗址上究竟生活着怎样的一群古代先民充满了遐想。

石峁遗址自1976年被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发现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它不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入选了“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和“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2019年，石峁遗址更是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22年12月，石峁遗址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进一步体现了其在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地位。

探秘石峁起源

石峁的起始年代略晚于晋南的陶寺遗址，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石峁和陶寺形成了双峰并峙的格局，成为黄河中游最早具备国家雏形的两个超强聚落。

但到陶寺晚期时，陶寺的大型建筑被毁，大墓遭到人为破坏袭扰，考古证实，陶寺的衰败与石峁文化的暴力入侵和强势渗透存在直接关联。

换言之，被公认为是尧都的陶寺遗址，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遭遇了石峁人的武装入侵。但到了公元前1800年左右，强大的石峁也走向衰亡。继之而起的，是豫西崛起的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址，在二里头二期以后，二里头文化扩展到了晋南、陕西东部、河南大部和湖北湖南，终结了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成为涵盖中原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共同体，这表明，二里头的确整合出了一个王权共主的新型国家体系，印证的正是文献中所提到的夏朝。

可见，石峁所处的年代空间横跨在唐尧和夏朝之间，其远超尧都和二里头夏都的规模和宫殿建筑群，决定了石峁绝非是上古文明“满天星斗”背景下的一个普通部落方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研究中国上古史，石峁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

古DNA捕获新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为我们理出了头绪

根据2020年吉林大学生命科学科研团队的研究显示，石峁遗址非祭祀坑提取的两例父系古DNA分别为C2e1b2（C系南支，在现代汉族占比10%）和O2a2b1a（现代汉族主流类型），母系线粒体DNA则分别是G2a1（华北偏西）和D5a2（华北偏东），这表明，石峁古城当时生活着至少有农耕和游牧两个不同部族，这也与考古发现相吻合。

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称“古脊椎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合作对陕北、山西的史前遗址人骨进行了DNA研究，发现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和中国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汉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

2023年的最新信息又出来了，人类学家成功在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级古墓中提取到了一例DNA样本，经过建起，其父系为N1-F963，其母系为A-a1。这个检测结果震惊了众人，因为N1-F963恰好是N-F1998（西周姬姓）的上游，也就是意味着石峁的贵族有西周姬姓的祖先。

石峁人源自南方人群的北上（仰韶人），其基因在现代汉族中的高频，又表明石峁此后重新南下参与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并一度成为历史长河的胜利者。

中科院古DNA实验室的研究则显示，在9500年前，南方人群和北方人群基因出现分化，8000年前时，南北方人群基因出现双向影响（交流融合），但到4000多年前时古南方人群基因比例下降较多，古北方人群成分占据主导，这意味着，在石峁所处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大量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群向南迁徙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考古学视域，石峁出土的陶器已经证实与西伯利亚欧亚草原的陶器不存在任何联系，但石峁所出土的牙璋却被二里头所传承，并成为了夏文化的标志物。

综上可知，石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在体质人类学上与陶寺更为亲近，其超强的防御体系主要是为了防御东北方的族群（欧亚游牧族群），并在此后上演了与陶寺的“南北朝时代”，此后一路南下，直接参与了夏文明的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