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进入我的研究和观察视野源于阿里在2014年美国纽交所上市不久，我带领我的团队完成的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案例研究。在这篇后来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的案例研究中，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没有直接发行AB股的阿里通过推出合伙人制度在大股东背书下变相实现了“同股不同权”，完成了阿里合伙人与主要股东软银和雅虎之间从“短期雇佣合约”向“长期合伙合约”的转变，成为公司治理实践的重要制度创新。

这是学术界围绕阿里合伙人制度开展的第一个案例研究。从此，阿里和很多其他重要企业一样，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成为我长期观察的企业之一。从马云退休张勇接棒，到阿里“在香港以第二上市回归亚洲”和“二次上市”，无论是它的企业传承，还是资本市场行为，由于涉及公司治理的元素，都成为我十多年来撰写的经济评论文章的重要题材。阿里长期留给我的印象是，如同马云的花名“风清扬”一样，它是一位愤世嫉俗，特立独行，敢为天下先的“大侠”。

然而，在2022年年中阿里发生了一件让我颇感意外的事。那就是阿里在这一年居然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发布了ESG（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报告。熟悉我的观点的读者也许知道，我是国内凤毛麟角的对ESG持质疑，甚至批评态度的学者之一。从很多年前呼吁“对ESG热现象冷思考”，到对其引发的“公司治理成本问题”的担心，到向公司治理理论和实务界报告公司治理的新动向：从ESG到反ESG。围绕阿里发布ESG报告这一事件，我在FT中文专栏的文章中评论道，“这究竟是走向卓远，还是步入平庸的开始”？出于对阿里的尊重和爱护，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我并没有点名。

完成ESG报告发布的阿里随后迎来了阿里上市以来极为不平静的2023年。2023年3月28日，阿里宣布“一拆六”；2023年9月10日，蔡崇信接替张勇，成为阿里新一届集团董事会主席，吴泳铭出任集团CEO；2023年11月，拼多多市值一度超过阿里。

带着关心和爱护阿里的用户和读者的各种猜测，时光进入2024年4月。随着蔡崇信的专访和马云题为《致改革致创新》内部信的发布，阿里开始直面存在的问题，一个求变的阿里跃然纸上。

2024年4月3日，蔡崇信接受挪威主权财富基金首席投资官Nicolai Tangen专访。在专访中，蔡崇信坦承阿里过去犯了错，他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错误”。4月10日上午，一封署名“风清扬”的题为《致改革致创新》的内部信在阿里内网发布，几乎同一时间传遍整个互联网。在内部信中，马云对蔡崇信在专访中坦率地承认过去错误的勇敢态度表示赞赏。

那么，阿里一段时期以来究竟犯了什么错呢？蔡崇信在专访中提到，“当我们审视内部并反思过去几年的情况时，我们发现我们落后了，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的客户是谁。我们的客户是使用我们应用程序购物的用户，我们没有给他们最好的体验”。如果蔡崇信在专访中只是隐晦地提及，作为创始人的马云在内部信中则直指“大企业病”。

通常而言，大企业病有以下典型症状。如果做一个简单对照，这些症状在阿里近几年发展中确实并不难找到各种蛛丝马迹。

其一，墨守成规、求稳保守。

2009年阿里在张勇的主导下创造性地把当时我的印象中由于看上去像两双“筷子”，一度被成为“光棍节”的双十一（11.11）“人为打造”成网购狂欢节。我这里之所以说是“人为打造”，是由于，如果简单对照，你会发现美国感恩节购物节的形成是早期移民基于对印第安人土著感恩的历史和文化。此后数年，双十一的网购狂欢节不断刷新线上交易记录，动辄超过某大行需要很久才能完成的交易量。很多人一边看着堪比“春晚”的现场直播的双十一晚会，一边以最大幅度的折扣下单近期选中的商品。在双十一的晚会上，马云兴起时还不时露一露面，用他那充满磁性的男高音嗨翻全场。那是阿里作为头部电商最辉煌的日子。

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网购已经很大程度代替逛商场和超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购物的主要途径（我已经N年没有进过超市和大型商场了）。即使打折，除了阿里主打的双十一，京东主打的六一八，其实在主要的节假日，甚至父亲节、母亲节、开学季，电商都有针对特定商品的折扣。谁还会等到双十一才下单呢。应该说，双十一只是我作为用户从外部能直接感受到的变化。我理解，这也许就是蔡崇信在专访中为什么会提到“我们承认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关注用户体验”背后的原因。用户的购物习惯已经变了，而阿里主打的营销策略却没有太大变化和相应调整。

其二，官僚主义，效率低下。

在张勇2023年3月28日主导阿里 “一拆六”过程中，我注意到当时很多媒体展示了阿里一张业务板块图。在那张图上，从作为主业的电商，到新零售，再到阿里云，应有尽有。我当时就想，这么多业务怎么可能集中到一个阿里集团一个董事会，甚至张勇一个董事长去审查裁决呢。那他该有多忙啊？！

现在看来，张勇当时主导的“一拆六”其实就是针对阿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进入大企业病高发期所对症开出的药方。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围绕这一事件的评论文章中，我写道，“通过这次组织架构调整，阿里各个业务集团和业务公司完成了从指哪儿打哪儿的“將”到统兵一方运筹帷幄的“帅”的身份转化。而新设立的董事会将成为“帅”的“参谋本部”和“随营监军”，发挥战略咨询和代表股东监督的职能”（《阿里的分拆与“合伙人制度”时代的终结》）。阿里通过拆分很好地体现了组织变革的“专业化分工”、“权力制衡”、“信息对称”和“资本市场助力”等逻辑和原则（《阿里组织架构调整的治理逻辑》）。

我理解，张勇的做法与最近蔡崇信和马云强调的“从一个决策缓慢的组织重新回到效率至上、市场至上，重新让公司变得简单和敏捷”的 “向大公司（企业）病开刀”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蔡崇信鉴于近期资本市场股价波动频繁、门槛变高和上市时机不佳的现状，并未像张勇那样更多强调“分拆”后的“上市”而已，而是采用更直接的方式，集中力量，聚焦主业，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或者说，与张勇“合久必分”被动选择“分拆”略有不同，蔡崇信选择根据业务需要重塑组织，即他所谓的“不应该组织决定方向，而是方向定义组织”。上述组织重构思想的体现之一是2023年12月20日，阿里集团CEO吴泳铭同时兼任淘天集团CEO后，立即开展大刀阔斧的组织调整，进一步完成了管理团队年轻化; 12月25日 ,淘宝发布新规：支持买家向差评多或违规的商家“仅退款”。

其三，好大喜功，求全责备。

2022年阿里发布ESG报告在我看来就是这方面典型的表征。在监管当局、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千禧代的偏好，甚至学术研究的共同推动下，ESG 运动以规范公司治理为名义，通过ESG评级和信披要求，强制或半强制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付诸行动。在20 年的时间里，ESG 运动已从联合国发起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倡议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公司治理实践的热潮。

阿里放弃了之前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敢为天下先的风格，在围绕社会责任履行的“竞争”中，选择了放弃原本应该的坚守。我理解这其中并不能排除作为电商头部的阿里好大喜功求全责备心态作祟的可能性。当然，这里是否还有其他不足向外人道的苦衷，我不得而知。

2023年3月倒闭接管的美国硅谷银行成为ESG行为演变为符合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的典型。硅谷银行严格奉行ESG投资理念，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成立了许多ESG工作组。在明晟指数的ESG评级中，硅谷银行的等级从2017年到2022年连续5年都是A级。它不仅每年都发布CSR/ESG报告，而且于2021年还按照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WEF（世界经济论坛）的要求做了专项披露。它先后入选《新闻周刊》评选的美国最负责任公司、公正资本评选的美国最公正公司、湾区商业杂志评选的优秀慈善企业等。

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接管是由于在ESG这些无关宏旨的事项上硅谷银行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而影响了原本应该做的更好的资产负债久期管理，但我理解，像巴菲特所说的那样，“当我有钱可以捐的时候，我就会把钱交给那些精力充沛、努力工作、聪明、用自己的钱去做事情的人（比尔•盖茨管理的基金会）。而我自己则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也许更适合包括阿里在内的很多企业。

其实，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会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一样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发生大企业病几乎是每一家企业成长的必然阶段。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没有经历过，反而显得不正常。正像马云在内部信所说的那样，“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在于能否正视错误、勇于承认并及时改正”。能够在挫折和困难中最终走出的企业才可能最终走向基业长青。

这里我想到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身边发生大企业病的民企和国企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只有阿里才会选择直面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求变。我理解这一定程度与“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的国企相比，阿里及其背后的创始人马云蔡崇信始终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有关。这是我对虽然一度遭受挫折但初衷不改，包括阿里、新东方等在内的很多企业未来依然充满信心的原因。

如同两年前我在阿里发布ESG报告事件中敏锐觉察到它也许在“步入平庸”一样，如今，从阿里的创始人和现任董事长坦承错误，直面问题这件事上，我仿佛看到熟悉的阿里重新回来了。它像经历了一场感冒而免疫力增强的孩童一样，重启征程，迈着坚毅稳定的步伐，走向未来，走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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