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历史上，塑造一个不存在的理想国是常见的题材，而这个理想国给人们带来向往的同时，也会给你一种鬼气森森的传奇色彩，这乃是厌世文学的特色，《桃花源记》自然也在此列。

比如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讲述了主人公在航海期间偶遇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和慧骃国等不存在的国家游览。

男主人公十分向往慧骃国的文明生活，对现实世界十分厌恶，《格列佛游记》通篇下来，负能量满满。

再比如最为驰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的作品《乌托邦》。

作为天主教圣徒的托马斯·莫尔有着共产主义思想，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乌托邦（Utopia）本意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莫尔在《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

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

1535年，托马斯·莫尔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

除此之外，法国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中的男主人公尼摩船长，就是一个对人类居住的国度深感厌恶的人，他一心归隐于没有人类痕迹的大海深处。

在《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中，凡尔纳都构建了‘鹦鹉螺号’和‘林肯岛’这样的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厌恶现实世界的情绪也很明显。

尼摩船长最后也归于死亡，他的“世外桃源”鹦鹉螺号也长眠大洋之底。

在描述理想国的作品中，我们都很容易看到过于传奇诡异的情节描述。

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有着类似灵感构架的，就是登上初中语文课本、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短篇《桃花源记》了。

陶渊明的许多田园诗作都流露出厌世的强烈情绪，他渴望归隐山林远离人烟，《桃花源记》就是他这种情结的最强烈表示。

在中国古典志怪作品中，无论是《镜花缘》还是《山海经》，都带有一种鬼气森森的氛围，甚至可以说篇篇皆有《聊斋》风格，《桃花源记》也不例外。

陶渊明的时代是东晋至南北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尤其是三国期间，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致使尸殍遍野，躲避战祸就是当时人们最大的奢求。

但是这种愿望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莫尔的乌托邦也是不存在的社会一样。

人们想摆脱这种痛苦，只有死亡这一条路。

因此很多《桃花源记》的读者，认为晋太元中的武陵渔人所去的桃花源是死者的阴间世界。

疑点：桃花源的墓道结构、禁忌的桃树桑竹以及穿越的服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初极狭，才通人”是古代墓道结构的典型特征，《大汉原陵秘藏经》记载前窄后宽是墓穴防盗的常见规制。

民间出于对死者的避讳，是不会把房屋、村舍的入口弄得前窄后宽的，桃花源的村舍入口明显是有违生者居住地常规文化的。

“忽逢桃花林”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也符合古人选择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建造陵墓（注：《葬经》记载门前有桃桑，为大凶）。

因为桃树和桑竹被认为聚集阴气，民间是不会在家门口种植这种植物。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证实桃花源居民的服饰和晋朝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但，这是不可能的！

从秦末到晋朝有五百年，晋朝的服装受少数民族影响和秦代有较大差距。

因此，桃花源居民的衣着款式跟上了外界的潮流，这对于与世隔绝的村落来说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所以曾有人断言，桃花源是阴间国度，他们的衣服是阳间的人烧给他们的。

不过，这也是说不通的，这些秦末百姓假如真的已经死了五百年，恐怕外界早就没有人认识他们了，就更谈不上烧化什么贡品给他们了。

的确，《桃花源记》中的一些情节与鬼故事中常见的超自然元素相似。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鬼故事，因为其中人物的形象是非常真实的，包括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也是非常真实的。

《桃花源记》乃是一本稍有灵异之感的幻想游记，是一个人在寻找幸福、和谐的旅程，这个旅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探索玄学，或者超自然力量，而是为了追求人类共同追求的友爱、和平和幸福。

桃花源无法再被找到，正如《格列佛游记》中的大人国、小人国不会被格列佛再次光临一样，它们是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地方。

或许，陶渊明和托马斯·莫尔一样，看清了社会的本质，有了厌世的心态，一出口便是厌世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