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一带一路’百人百访”系列的最新一篇。】

斯黛拉•马里斯•贾斯特（Stella Maris Juste）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承担中国/亚洲的研究与合作项目。之前获阿根廷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在阿根廷的胡胡伊国立大学讲授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她目前是复旦发展研究院的访问学者，致力于阿根廷和中国之间外交政策与央地关系的比较研究。她的研究课题涉及地方政府、地方发展、能源转型和中国对阿根廷的影响。

以下是对斯黛拉的采访实录。

问：斯黛拉，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中国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

斯黛拉：在我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我专门研究地方政府（省、地区、市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我完成博士学位后，阿根廷的外交政策议程开始显示出一些变化。历史上，阿根廷各省与智利、玻利维亚、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的跨境省份有联系，从2010年开始，各省纷纷开启新的国际化，开始展望亚洲。与此同时，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展开多层次外交，再加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同时新能源所必须的原料锂矿的开发也进入“高歌猛进”的时代。自2015年以来，阿根廷各省在对华外交政策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使合作领域更加多样化，深化了两国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与中国形成更紧密的关系。中国也有兴趣通过投资、贸易交流和文化合作加强与阿根廷地方政府的联系。同时，阿根廷各省寻求外部投资，支持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促进地方发展。正是这种“相互需要”让阿根廷各省与中国走得更近。

阿根廷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第八大的国家，建设国内的基础设施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此，为公路、铁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提供融资就成为加强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关键因素。这对于那些远离交通节点和消费中心的阿根廷省份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能源项目也是阿根廷各省关注的重点，特别关注可再生能源和锂矿开发。在这些方面，中国是阿根廷各省的主要合作伙伴。中国不仅是光伏、风能和核能项目以及碳酸锂生产的投资者，而且是技术、工程投入和技术的供应商。

之所以中国显得尤为重要，是因为阿根廷各省和国家政府无力为这些关键的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促进多层次发展的合作伙伴，当然未来仍存在一些挑战。

问：阿根廷经济正面临高通胀、本币严重贬值和财政赤字高企的严重危机。导致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走出经济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斯黛拉：阿根廷面临的是一场结构性危机，这是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国民经济及其发展更加复杂。

首先，阿根廷经济在历史上受到外债规模大、严苛的债务协议以及国民经济对外部融资高度依赖等的限制。可以说，虽然阿根廷已经实现了政治独立，但阿根廷的经济独立仍然需要克服诸多的挑战。

一些内部因素加剧了发展的复杂性。阿根廷无法形成稳定的国家发展模式，政府换届对国家发展路线形成了巨大冲击。每一届政府都有或新或旧的发展方案，但缺少发展思路的连贯性，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实现国家发展模式的稳定是阿根廷所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有时我们是一个农业出口国，但后来我们又开始搞全球价值链了，有时我们说，阿根廷需要与巴西或金砖国家等地区合作伙伴进行经济融合，有时我们又说，加入全球分工要靠自力更生。我们与国际体系中各大国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因此，阿根廷没有明确的或持续的发展思路，而总是依靠并推行短期政策。

我认为，较为合理的发展方案是加强阿根廷的生产部门，同时考虑到像阿根廷这样规模的国家所代表的多样性。提高生产能力，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无疑可以改善国内市场状况，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方案。当然，这必须同时减少公共支出，但同时又不消除国家在教育、科学发展、社会服务等关键领域的存在。不幸的是，现任政府正在减少公共开支，这对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的，这里伴随着高失业率、工资恶化、对教育和科学系统的资助减少等等。

对外策略上，我相信加强阿根廷与区域各国的联系始终是关键。南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都是相似的。由于该区域各国的政治变化，我们近年来失去了不断以对话和阐明立场的机会。阿根廷还必须在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中找到平衡。中国现在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米莱总统在各种场合和不同地方发表的演讲，引起了人们对两国关系未来的担忧。新政府任期已有四个月，确实必要根据国家的利益和发展需要，重新考虑一项务实和连贯的对外关系政策。

问：在中国对阿根廷锂矿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议题上，您如何看待中国在阿根廷能源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的投资在阿根廷环境保护、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公平方面会引发风险吗？

斯黛拉：中国是阿根廷能源转型的关键合作伙伴。2010年以来，来自中国的投资让阿根廷各省有能力落实可再生能源生产项目，包括光伏电站、风力电站和水力发电大坝。事实上，在胡胡伊省，南美洲最大的光伏电站高查瑞就建在海拔近5000米的地方，它的建设需要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融资以及中国电建集团和腾晖光伏等公司的参与。这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说是阿根廷最成功的案例。

与此同时，中国也参与了阿根廷北部的碳酸锂生产，碳酸锂是一种制造电池的关键矿物。在那里，中国公司与当地公司合作进行勘探和开发活动。从这意义上说，阿根廷比玻利维亚和智利（构成“锂三角”的其他两个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它允许外国投资并给予一些国家和省级层面的项目特许权。这些项目对省级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能源生产和采矿有助于当地生产能力的多样化。它们是创新项目，各省学会了与国际各方建立联系，从而走上了新的道路。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采矿用水、本地公司参与项目以及外债负担存在一些疑虑。我们都知道，水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资源。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一个缺水的沙漠环境中，开采锂矿每天要消耗数千吨的水，那就更是如此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地居民的警觉，特别是住在盐滩附近的土著居民尤为不安。不过，目前还没有科学数据表明锂生产对供水存在消极影响，因为这些调查尚在进行中。当然，阿根廷也在研究如何在锂生产中更有效地使用水。

在“锂繁荣”的时代，人们认为当地居民会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但这种情况还有待观察。开采锂矿需要熟练的劳动力。如今，锂矿场附近的居民开始为矿业开采项目提供基本的服务，如餐饮、清洁、安保等。但是，获得更好的工作就需要地方和国家加强劳动技能培训，这仍然是地方和国家政府尚未落实的任务。

专业知识转移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关注。中国参与的项目提供了一些知识的转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没有实现，所以，人力资源的新技能培训还任重道远。中国在专业知识转移上有不少初步经验，这突出表现在诸如秘鲁等案例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与阿根廷之间技术和知识的转移可以在短期内落实。

问：如您所述，阿根廷地方政府希望在维护和促进国际关系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对华关系上尤为如此。为什么中国对您所在的胡胡伊省和阿根廷其他省份很重要？

斯黛拉：中国对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地方政府推动地方建设具有关键作用。特别是对阿根廷各省而言，中国提供了融资机会。融资是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且基础性的要素，因为总有一些与交通和能源有关的项目让各省和国家政府无力融资。特别是像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或南部的省份，它们必须将生产环节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的港口。近年来，中国为公路和铁路的融资做出了贡献，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另一方面，中国参与阿根廷等国的建设是非常明智的。中国正在推动多层次外交，既与中央政府交往，同时也与省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商业部门交往。即使面对阿根廷的政治变化，这种维持多层次和多利益攸关方关系的能力使双边联系能够经受考验。中国了解拉丁美洲政治变革的运作方式，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也很有耐心。

即使当我们考察每个省份时，我们也会看到它们与中国合作的议程是多样化的。例如，在胡胡伊省，双方联系始于高查瑞光伏电站的建设，同时扩展到锂生产、大学合作、友好城市关系建设、新能源轻轨和安全监控系统的建设等。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多样化的合作关系，胡胡伊省和中国企业各方都积极参与。

这样，中国正在推动阿根廷地方经济的增长。阿根廷地方政府也意识到这种关系存在共同利益。中国确保了从本地区获得稳定的锂供应，为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物质支持，结果自然也让中国与美国形成了竞争关系。此外，阿根廷地方政府让来自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进入到锂产业链中，目前在阿根廷的重要中资企业包括有赣锋锂业、中国华电科工、中国电力、葛洲坝集团、藏格锂业、青山矿业、西藏珠峰资源等。

我认为，即使面对阿根廷的政治更迭，阿中这种互利共赢的联系是双边关系和合作项目得以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一种多问题切入、多主体参与的务实联系是理解两国关系的关键。

问：许多中国媒体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米莱政府可能会对阿中关系造成严重挑战。为什么米莱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如此激进？您认为米莱的对华政策在阿根廷地方政府和人民中很受欢迎吗？

斯黛拉：阿根廷2023年底的总统选举极大地改变了我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在阿根廷，每当政治有发生变化的迹象，外交政策的方向通常会被改变，这确实是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现象。

要理解哈维尔•米莱的非外交行为，有必要记住，他是一个具有简化主义世界观的政治“局外人”。他对世界的理解带有冷战意识形态视角，然而现在的世界格局比冷战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权力斗争要复杂得多。米莱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政治道路被大大提速了，在成为总统之前只担任了两年的国家代表。理解他的崛起是一项复杂的问题，但在考虑总统自身的特点之前，重要的是要记住，阿根廷已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和社会恶化，这些矛盾一直延续到2023年的总统选举。

显然，米莱及其内阁的外交政策管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业余”状态。同样，米莱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表现出他的意识形态偏见，并且从不担心后果。自从他上台以来，我们看到了几个有争议的事件：阿根廷最终决定拒绝加入金砖国家，尽管之前花了多年时间才拿到邀请；米莱侮辱了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现任总统；外交部长也以意识形态立场而非国家官员身份发表了不当的声明。

因此，阿根廷国家政府的表述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不一致性。中国目前是仅次于巴西的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近年来，阿中两国关系经历了合作和紧张的时刻。不过，我们相信目前的紧张时刻很快就可以得到化解。

米莱这种在外交政策上的激进言论也出现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近几个月来，米莱与省长和议员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米莱指责地方官员和议员存在腐败问题，而真实原因是地方官员和议员拒绝在国会上批准米莱的法律。这些分歧导致在各省和国家政府之间产生了一场危机，目前仍在继续。

阿根廷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国家和省级政府共享权力。我认为，从这意义上讲，国家和省两级政府间的对话和政策协调将是在构建对华政策时建立真正代表阿根廷国家利益的关键。

问：最后，让我们来展望未来。您如何解读阿根廷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潜在机遇？您将在这样的双边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斯黛拉：在2022年初，阿根廷正式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这种新情况推动了许多合作项目，阿根廷各省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阿中双边关系包括强化贸易联系、加强金融合作（特别是落实货币互换协议）、对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文化、教育和科学合作等。这种关系涉及多方参与者：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大学、科学机构、民间社会、公共机构和私人公司。

然而，阿根廷目前的内部政治局势出现了变化，构成了不小的挑战。但我认为，各省将是维持阿中双边关系的关键角色。与国家政府相比，地方各级政府对双边战略关系的机会更加了解。虽然阿根廷与中国国家间对话可能在放缓，但我们可能会在地方层面看到一些进展。特别是在锂资源方面，有一些高端项目将在2024年和2025年投产，这显然将对两国间的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今年4月底，阿根廷外交部长戴安娜•蒙迪诺（Diana Mondino）预计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人们对此期望很高。我们希望推进双边关系发展，通过投资项目纳入更多地方利益进来，并扩大目前贸易的产品范围。我相信，这将是进行真诚对话的好机会。

虽然阿根廷近年来对华关系在政治有不少密切合作，但我们仍有一些挑战需要解决。令阿根廷担忧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自2008年以来对华贸易逆差，而南美的其他国家，如巴西、秘鲁、智利和乌拉圭都有强劲的对华贸易顺差，这为它们提供了实打实的外汇收入。据统计，阿根廷对华贸易逆差超过100亿美元，其中进口略高于170亿美元，但出口仅80亿美元，这清楚地显示了阿根廷对华出口出现了停滞。

另外，阿根廷各省特别感兴趣的是推进合作项目中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转移。目前，虽然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转移得到不少经济倡议和学者的关注，但实际进展有限。许多合作项目是在“交钥匙”模式下进行的，也就是“工程总承包”模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导致对阿根廷运营承包公司的依赖，并妨碍对本地劳动力的培训。克服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为当地产业链增加附加值，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认为，这些挑战将是决定阿中双边关系未来走势的关键议题。阿中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和深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根廷各省在维持双边战略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注：石烁，经济学博士，复旦发展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秘鲁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王英良，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在推动“百人百访”项目，旨在访问全球政商学各界精英人物。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