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美术博物馆名誉馆长｜王炜
摘要：综观黄永玉近百年漫长的艺术人生，他是一位特立独行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灵，被世人称为“鬼才”“老顽童”。他酷爱文学、诗、音乐、木刻、书画。他多才多艺，涉猎广泛，具有多重身份。本文通过对黄永玉艺术人生片断情景的记忆，希望可以让读者领略黄永玉的人格魅力及作品风采。在与黄永玉的灵魂对话中，让我们走进黄永玉的艺术世界。
面对苦难
他表现出罕见的幽默
他用他的爱、他的怜悯
战胜了苦难
他就是黄永玉
我与黄永玉（1924—2023）相识于1947年的南京玄武湖畔，他与我的父亲王琦都是“木刻青年”。黄永玉在当时的“木刻青年”中年龄最小，被大龄的“木刻青年”称为“鬼才”和“小顽童”。每当他到来，就会给我们全家带来欢乐和笑声。有一次他背着一个大画夹，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与我父亲相约一起到黄苗子、郁风家去“收账”，因为郁风和黄苗子预订了他的几幅木刻作品，还没有付稿酬。那天他格外高兴，兴致勃勃地与我和弟弟王仲合影留念，当时我们都以“黄叔叔”称呼他，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今天。这个称呼叫了66年，时年我5岁，他23岁。“小顽童”到他晚年仍童心未灭，成为人见人爱的“老顽童”。
在“黄永玉八十艺展”的庆典上，他拿着我送给他的那幅老照片，兴奋地对众人说：“哈哈，50多年了，当时他们都还是小毛孩儿。”黄叔叔在外面欢声笑语、幽默风趣，但他在“木刻青年”中属于另类，属于一个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木刻青年”。当年邵克萍在“木刻函授班”曾与野夫共同给黄永玉回过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对黄永玉的作品给予了详细的评论，他后来在回忆这封信时这样写道：“收到他（野夫）和邵克萍同志寄来一封很诚恳的长信，把我寄去的整个一大卷木刻每一幅都提出详细的意见，我又高兴又感到自尊心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我觉得太不客气了，为什么不留有余地呢？应该说很多的好处嘛，我已不是小孩子……”一个“野”惯了的“木刻青年”，在艺术上一开始就桀骜不驯，保持了一种无拘无束的“野性”，他受不了任何的“约束”和“禁锢”，这或许正是“鬼才”黄永玉的天性。
黄永玉《瓶花》纸本设色 104.5cm×102cm 1974年
作为“木刻青年”的黄永玉，与生俱来的一种漫画式的幽默基因。在抗战时期，木刻与漫画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同一个战壕中的亲密战友。黄永玉当时十分敬仰漫画界的前辈张光宇、叶浅予、张乐平等人，他跟随着他们画了大量的漫画，一直沿续到他的晚年，乐此不疲。他的美术生涯可以说是从漫画开始的。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央美术学院，有3个著名的教职员工宿舍，分别位于火神庙、五老胡同、大雅宝胡同。这3个胡同的宿舍大院，只有大雅宝胡同名声远扬，原因是这个宿舍大院中有黄永玉。1953年，黄永玉携夫人张梅溪和儿子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第一站就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这个院里住有李可染、李苦禅、张仃、彦涵、董希文等美院教师。自从黄永玉来到这个大院，就增添了一个大“活宝”，很快他就成为了孩子们喜爱的“孩子王”。有了黄永玉，这个大院才有了生机和欢乐。我当时住在五老胡同16号院，院里也住有不少美院的老师，有李桦、陈晓南、郑可、艾中信、冯法祀等，但没有一个像黄永玉那样好玩。所以，我经常到大雅宝胡同大院里去玩。在那个大院里，我与彦涵之子彦冰、李苦禅之子李燕、李可染之子李小可、张仃之子张郎郎、董希文之子董沙贝相识，成为了亲密的小画友……
黄永玉《苗舞》黑白木刻43cm×28cm 1947年
1961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后，黄叔叔的称呼便改为“黄先生”了。当时他是版画系第二工作室的主任教师，他的宿舍与美院仅一墙之隔。我熟悉他那间“斗室”，在那间“斗室”里，他刻了不少经典的木刻作品，画过不少荷花水墨画，也接待过不少知名人士。夏衍曾到过他的这间“斗室”，是夏公把这个“斗室”取名为“罐斋”。他后来迁居到苏州胡同京新巷宿舍，依然以“罐斋”命名。
版画系第二工作室是当年中央美院版画系最活跃的一个工作室，黄永玉吸引了全系的同学到第二工作室旁听。能现场感受到黄先生独有的艺术风采，当年美院的学生是多么幸福。白天在课堂聆听老师的教导，晚上还要到老师家中去接受艺术熏陶。每当走进黄先生的“罐斋”，我们就会迎面感受到一种浓厚的艺术氛围。我坐在光滑柔润的梨木条凳子上，抚摸着身边那可爱的小宠物，身边回荡起优雅的古典音乐，墙上挂着的那幅《肖邦像》仿佛在和我们一起聆听……黄先生的“罐斋”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我们心中的郁闷和压力瞬间得到了释放。
黄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对学生真诚率直。他曾私下对我说过：“你是科班出身，多好，我不是啊，我成不了大师！”我立即回答他：“您不是科班出身，但你现在却在教我们科班的啊，况且，科班出来的未必能成为大师啊！”他听后无言回答，最后笑着说：“你真会说话。”黄先生一直对他未能有机会进科班学习深感不安，直到晚年他仍对记者发出这种感慨，这是一位纯粹艺术家本色的感叹。
他深知，艺术上要想达到自由王国是一条多么艰苦的历程。作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家，既要释放自己的才华，又要约束自己的才华，只有掌握了艺术上每一个细节后，才能真正在艺术上获得自由。
1953年，黄先生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中央美术学院，踏上了美院教师的讲台，一方面，他是凭真本事走上了这个讲台的；另一方面，他又深感有必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按徐悲鸿院长的要求，他努力补上素描基本功这一课。他很快懂得了“三大面五大调子”“明暗交界线”“虚实”“反光”这些道理，但他并没有盲目陷入纯技术的泥潭，仍坚守自己喜爱的“以线造型”的理念，在教学上同样坚持传统线刻训练的课程。他在荣宝斋学习传统木版水印技术，回到学校便传授给学生，他要求学生临刻中国“版画插图”和民间年画。
黄先生在美院教学期间，创作出了一批经典的木刻作品。这个时期也是他木刻生涯中的高产期，譬如《齐白石像》《阿诗玛》《森林小学》《植树》《春潮》《小鹿你好》《葫芦信》《雷锋像》《毛泽东韶山故居》……其中，《齐白石像》《春潮》《阿诗玛》是黄先生线刻木刻的经典，他完全用单刀线刻法和水印套色完成，灵动潇洒的线与刚毅的刀法相互碰撞，奏响出黄永玉木刻艺术特有的华彩乐章，尤其是《阿诗玛》这组木刻插图，堪称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1970年，中央美院全体教职员工到河北磁县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时年黄永玉46岁，王琦53岁。冬季到了，为了安全，连队规定每天夜里要有两个人值班巡逻，防止坏人破坏。其实真遇到坏人，这些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一天，轮到王、黄2人夜巡，2人在年轻时都是能打善斗的热血青年，自觉有自卫能力，那天晚上两位“木刻青年”畅叙友情，畅叙中国新兴“木运”的往事，回忆起在上海、南京、香港那段峥嵘岁月，两个人心潮澎湃兴奋不已！次日，王琦诗兴大发，作打油诗一首赠黄永玉：
八年木展震沪滨，大新楼头我识君。
宁都聚首谈艺事，港湾重逢话乐经。
书画艺事称能手，更有诗文小而精。
天文地理动植物，博学多识贯古今。
谈笑风生兴起时，海阔天空誉满厅。
热心助人乃所愿，大小事务求必应。
借问梅溪爱者谁，世间只有黄永玉。
黄先生看后，立即将诗寄给在北京的夫人梅溪。梅溪回信中说：“这是王兄与我们多年友谊的真实感情的流露。”接着，黄先生也即兴赋诗回赠一首：
巴蜀多奇树，吾兄独昂轩；风雨如晦日，初识在江南。
博闻惊友辈，文章霹雳鞭；一夕穷通论，五月不见山。
笑谈嘲狂且，斜眼唾邦闲；踏歌玄武湖，谈艺荔枝湾。
廿载烟云事，抚首忆华年；魏武铜雀地，齐写凤凰篇。
胸怀寰宇志，方懂斗私难；汗滴似春雨，挥锹如移山。
胸有朝阳红，挥手万顷田；白发有期乎，清流万里远。
王琦看后十分感动地写道：“永玉的五言诗比我的打油诗好得多，他的古文学根底很好，创作显露出才华。”黄先生是一位善交诤友的人，也是写作高手，在香港时曾以韩梅友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过评论王琦的文章。黄永玉与王琦在农场那3年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患难中结下的友情难能可贵，值得永远怀念！
黄永玉《“阿诗玛”插图之织布》套色木刻 29cm×23.5cm 1956年
1973年，中央美院许多教师到户县农村开门办学，唯有黄先生很幸运地被调到北京饭店，去为宾馆画画。他带着“一味霸悍”的风骨，拿起了水墨画笔，放笔挥洒！即使在他画的《猫头鹰》被作为“黑画”典型而受到批判时，他也不屑一顾，仍我行我素地照画不误。他的《猫头鹰》伴随着他的荷花水墨画，反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和关注。后来在上海为宾馆作画期间，他与林风眠相遇重逢，林风眠问他，北京有没有像他那样画画的人？黄回答：“除了你，还有我！”黄永玉画国画是从白描水仙开始的，他从写生专研白描国画，对别人的非议从来不屑一顾，从来未承认过自己画的是国画。他和林风眠都是中国20世纪美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画家，他们的画风独树一帜，林风眠和黄永玉都是从西画出发，走进中国的水墨画，一个是从油画走进中国画，一个是从版画走进中国画，把油画笔、刻刀转换为毛笔，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向传统的回归，相反，他们各自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艺术天地。
我有幸目睹他在高丽纸上用排笔作水墨画的情景。他将高丽纸铺在废版纸上，用排笔蘸满墨汁，在纸上横涂竖抹，用笔洒脱灵动，然后又很小心谨慎地在那朵白荷上画一只透明的红蜻蜓。在墨色背景的衬托下，整个画面顿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另一幅《鱼戏莲》采用朱红重染荷花，在浓墨的衬托下荷花光彩夺目，一群小鱼横穿畅游其中，最后用工工整整的楷书题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还有一幅《月是故乡明》，画的是凤凰山月夜，在朦胧的月光下，凤凰山城灯光闪烁，沱江中有一小船在夜航。黄先生借用杜甫诗句抒发了他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20世纪70年代以后，黄永玉进入了水墨画的高产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水墨画创作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他的“荷花”系列极具诗性特征，从标题中就可以领略到这种诗性的魅力。比如《赵孟頫诗意·只恐前呵惊白鹭》（1977）、《东风夜放花千树》（1976）、《白荷》（1975）、《大风歌》（1978）、《李商隐诗意·留得残荷听雨声》（1981）、《刘攽诗意·一雨池塘水面平》（1980）、《红莲·欲问红蕖几苍开，忽惊浴罢夕阳催，也知今夕来差晚，犹胜穷忙不到来》（1980）、《梦中沧海孤鸿影》（2006）、《荷花·千载江山风月我、百年身世去来鸿》（2006）、《苏轼词意·起舞弄清影》（1992）、《见花非花》（2003）。
黄永玉《白荷》纸本设色 97cm×97cm 1975年
他的题款也极有幽默感，在《花路》这幅大画上他题了不少字，最后写道：“……人们陶醉在简单的艺术规律里，规律是永恒的，或者你不要，或是你不懂，……艺术创作者和听众、观众不停地换口味，无所谓进步和落后，要知道，这不是科学，而是好玩的文化啊。”他对《十万狂花入梦寐》情有独钟，多次反复创作这个题目。在《独孤》（2012）一画中他这样题道：“世上无此花样，而吾笔下有之……”的确如此，世上没有黄永玉的荷花“花样”，在他笔下的荷花，没有一丝八大、白石、大千的影子，他将强悍的线、强烈的色与现代构成相融，奏响出自己独有的荷塘乐章。他不属于任何门派，他自成一家，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自由飞翔。
黄永玉的艺术世界五彩斑斓、五光十色。他的才能触及艺术的各门类，凡是能触及的领域，他都要尝试一下。除了酷爱漫画、木刻、写作外，他对建筑、雕塑、邮票、陶艺、书籍装帧都十分感兴趣，黄永玉像海绵那样不懈地吸收各种艺术营养。他善于发现各类艺术门类的长处和闪光点，他的篆刻刀法严谨洒脱，令人叹为观止。他平生只刻过两枚印章，一枚是1950年为其妻梅溪刻过金文藏书印“梅溪藏书”，另一枚是为画家石鲁所制。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可以在几分钟内用小剪刀把一个人像活灵活现地剪出来。
他与文学的情缘贯穿了整个艺术人生。他全部的艺术植根“楚文化”的土壤，同时又源于他丰富而传奇的人生阅历。他一生都在写作，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这些忧郁的碎屑》《老婆呀！不要哭》，其中在送给友人的《这些忧郁的碎屑》扉页上，他写道：“细细咀嚼我们共同的苦难吧！”其中《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谨以此文献给可染先生、佩珠夫人和孩子们》这篇文章，以真挚、善良、幽默、诚恳的心态，写了各位大师及其子女们的生动故事，可见黄先生是一个多么重情重义的人。只有我们读懂了黄先生的这些著作后，才能真正走进黄先生的艺术世界，才能真正深入他的灵魂中去。
黄先生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在全国各地巡展了“入木——黄永玉百岁版画艺术展”。他在《入木八十年》的序文中，深情地写道：“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在这里了，可能四百块左右。”“我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大背囊，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被人笑话讲的十几斤重的磨刀石。一听到枪声、炮声，背起背囊跟人便跑。千山万水，八年抗战，这些木刻板子居然还能聚在身边，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不离不弃地过了九十六年”。
黄永玉，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一生都在阅读、观察、聆听，他睿智的幽默是其艺术生命历久不衰的源泉。（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