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

类似的，放在当下的阶层变迁视野中，我们或许可以说，幸福的家族都是职业可以传承的家庭，不幸的家族则需要一次次重新奋斗。阶层就是我们在社会中地位，这一地位能否遗传、能遗传多少，不仅仅取决于个人天资有关，也与家庭阶层根基的软硬程度相关。

“长大当行长”vs鸡娃失败的副教授

最近两则近乎段子的新闻，折射了不同家庭的人间悲喜。

一个是农业发展银行继承家业的新闻。起因是某地一个小学生的造句作业被公开，“我长大以后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

媒体报道，孩子是某支行行长的孩子，爷爷是该行退休二十多年员工，母亲也在该行工作，按照官方说法是科级干部。消息一出，不少中产破防。这个孩子童言无忌，他们并不是问题所在，批判他们不能解决问题，他类似无意中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都是属于不小心说出实话的人。

堪相对比的是最近另外一则新闻，那就是北邮15名研究生举报自己导师郑某。在23页的举报信中，学生列举了不少郑副教授让学生干私活的事。其中引爆眼球的是一个细节，北邮研究生下场替导师孩子参与小学生创新比赛，结果却不敌中小学生。郑教授看起来是一个鸡娃妈妈，她让研究生为自己的孩子参与创新比赛调研。所谓创新比赛，是针对全北京的中小学学生，对于升学有帮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批北邮研究生做的项目，都没走出海淀区，郑教授批评“连初中的事情都做不好”。

显然，这不是北邮研究生无能，也不太可能是其他中小学生太厉害，更可能是拼家庭资源的水位又提升了。有人感叹，现在各类比赛背后多么卷，已经进化为代理人之争，都是什么神仙在下场厮杀。

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不能不令人感受其中满满的讽刺感。行长家的小孩虽然身在县城，却底气十足，天然具备大城市中产求而不得“松弛感”，即使引发舆情，其家族也能安然而退。而大城市一流学府的郑教授，对比一般中产已经有了很大优势，但是她的孩子不仅不能自然梦想晋升为教授甚至博士，甚至还要为中学升学百般焦虑，盘剥学生，最后还是一场空。

县城婆罗门vs城市软阶层

资本分为很多种，除了中产熟悉的经济资本，还有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能留下的可能是存款和房子，而社会资本可能带来资源和社会关系，遗传性相对经济资本更强。这也是不少中产焦虑的症结之一，穷得只有钱，而钱还随着股市房市不断缩水。

之前徐瑾经济人专栏做过不少分析，城市中产因为根基不稳，阶层容易滑落，其实是软阶层。不少人问我硬阶层是什么？硬阶层具备权力属性，往往拥有软阶层无法企及的社会资本。也正因此，软阶层一直难以避免焦虑， 面对这类新闻难免破防。

回到上面的案例，行长小孩之所以可以这样松弛，核心就在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如果他留在本地，凭借爷爷、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去银行和类似的岗位，应该不会比父亲难很多。

公开媒体往往会强调干部任用的回避制度，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对于地方政治生态有所了解，那么可知家族继承的情况绝不是凤毛麟角。公开招考的公务员其实还算公平，但是不少小地方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即使有公开招考，一不留神很容易有各种萝卜坑，可能有针对特定对象的优待，此前江西交通系统的周公子之流就是案例。

前些年，有篇论文《中县干部》很火，来自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挂职经历观察。在中县这个匿名的小地方，可以看到不少“政治家族”的现象。一个家族有多少干部，往往就决定了这个家族的能量大小，副科级在县城绝不是普通干部，一般来说，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就可以称之为“大家族”，这样的大家族不过21家；能诞生2人以上的家族就是“小家族”，在中县有140家。可以想象，这些家族之间联姻交往，对于家族之间的成员也是彼此照拂。

现在所谓小镇贵妇或者县城婆罗门，往往就是这个阶层。对比之下，中国中产其实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才有情况。城市中产往往依托市场，他们成功来自于自我奋斗，拥有的社会资本并不丰厚。也正因此，他们不少人自己是做题家出身，也会单方面放大自身做题家的优势，以为依靠努力和教育，就可以改变命运。但是在时代变迁之下，教育回报日渐缩水。中产身份很重要的就是职业与教育，但是多数中产不具备遗传这两点的能力，你上了985，就能保证孩子一定985甚至211么？

平等或许只是一种幻觉

“长大当行长”视频，为什么出圈？

就因为在就业难的当下，它戳中了阶层的痛点。国企被认为也是集体的一部分，人人有份，亏损人人有份，利润分工大家感受不到，那么默认国企最直接好处之一其实就是解决工作。

改革开放前很长时间，就业并不如有些人设想的那般平等，编制内部人消化一直都是惯性制度。甚至几十年前，家人顶替是放在台面上的规则。正是随着市场经济和下岗潮，情况逆转，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国企就业并不被认为是香饽饽。到了今天，形式再次变化，这一新闻之所以引发那么关注，部分也是因为近期就业形势太严峻的原因。

设想一下，如果行长小孩和教授家小孩日后不期而遇，狭路相逢，争夺支行职位，你猜谁的胜算会大一点？答案似乎是明显的。

比较的理想情况，其实是不要假设这种情况存在，比如教授小孩或者中产小孩有了其他更好的就业选择，不屑于去争夺支行职位的时候，也许唯有这个时候，支行行长的小孩未必愿意“继承家业”。

现在看起来这种理想情况，似乎是想象，其实恰恰是二十年十年之前的情况。当时多数人不会觉得进入体制回到县城，一定比起留在大城市进入大厂自主创业更有前途。而这种更好就业选择如果要得到广泛供给，显然需要市场力量尤其是民企的发展，才能通过源源不断创造财富来增加高质量就业。

上述现象也许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如果从宏观来看，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力学原理更耐人寻味。本质上，要求人人平等以及阶层消失，本身都是一种激进的思维。 所谓阶层，就是差异化，实属人的本性。身份政治的瓦解，主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产经济提升，也引发对平等的期待。目前中产焦虑的阶层固化，根本不是阶层固化，而是阶层下滑。所谓固化，只是软阶层一厢情愿的幻觉。阶层是真实存在的，平等可能只是另一种幻觉。

在人类历史，即使在原始社会，大部分时间也是不平等的。在文明历史上，大规模的平等，往往是来自极端事件。所以有学者甚至总结为天启四骑士，出自《圣经》，代表征服、战争、饥荒、瘟疫或者死亡。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极端事件才带来更多平等。对于世界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平等的关键原因，虽然战争动机不同，但是结果差不多，就是摧毁了原有精英，给予后面攀爬的机会，

常态情况下，软阶层很难撼动既定利益格局，最好的方式就创造新的蛋糕。这种情况下，软阶层需要打造的，其实恰恰是一些软实力。何谓软实力？软实力因人而异，比如视野，比如对于具体行业的了解，比如人际网络，比如声誉。硬实力比不过，软实力有可能实现代际遗传，起码可以找到更多人生选项。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ashes-18，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