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剧院和报纸、杂志就开始致力于培养人们的观影、观剧习惯——1916年北京真光电影院的“观众须知”、1920年的《影戏观众十诫》、1923年的《电影院的一晚》等，千叮咛万嘱咐，试图立起一个规矩。然而，一百多年后，还是有人在影院、剧院里玩手机，好像这些叮嘱都白说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花淇心，编辑：谭山山，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当一个观众在黑暗的座席里点亮手机屏幕时，那种不声不响的破坏力，让人觉得侮辱性极强。

这绝不是单一事件。观众“玩手机”，曾发生在《春逝》《日出》《红楼梦》《白鹿原》《悲惨世界》《蒋公的面子》《恋爱的犀牛》《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话剧、舞剧的演出现场，就像张爱玲笔下对男人的荒唐譬喻：“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

在一个需要全神贯注的黑暗空间里，它亮得那么漫不经心，仿佛其余几百个来剧场的观众都不是人。

很少有像苏打绿“二十年一刻”演唱会那样全程没有手机、摄像、灯牌、荧光棒等其他光源的公共观看空间，几万人老老实实的，焦点只有苏打绿，全部光源都来自舞台，观众席的黑暗被保护得严丝合缝。

不把别人当人的方法，还有很多，盗摄、抖腿、抢词儿、刨活儿、翻旧梗、踢椅背、接电话、吃东西、大谈这个手法“极其的深刻”，没有什么”异样“的目光、批评、警告能动摇他们的自我。

3月9日，豆瓣上一篇《我全程站着把〈沙丘2〉看完了》的帖子引发大量共鸣。楼主因为无法忍受身后两名大姐讨论的声音，在后排除了那两人没有其他观众的情况下，站着看完了整部电影，“我用这两个半小时给你留下阴影，让你在余生中每次看电影时，都不要忘了自己曾做错什么”。

不过，魔法没有打败魔法。楼主发现对方在知乎发了回应帖：“谁规定的看电影不能说话？”

过去的热闹

起初，中国人看戏、观影时，确实是能嗑瓜子、剥花生、抽香烟、吃茶点的。

过去，我们的剧场非常随便，仅仅一座戏台、乐床、扮戏房，人们穿过木门上个坡，闹哄哄地就围着看戏了。宋元时期叫勾栏瓦舍，就像元曲《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里所写，“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谈不上高雅。

不同于西方将戏剧作为一种精神的引领，中国人看戏、观影，总是和杂耍、吃喝并在一起。在茶园、私宅、澡堂、公园、集市乃至水果店、火车站上，都有戏剧和电影出现，现场非常嘈杂。比如1909年一篇记录上海四马路影戏之喧哗的文章写道：

“二更二点月横空。大鼓蓬蓬。呀呀得而噌。耳朵震聋。人山人海门前拥。脚勿动……看客回去，呀呀得而噌。一路鸡啼。想想刚刚看影戏。真拥挤。好热闹呀。吵得稀奇。”

剧场是一个准许叫卖的地方，叫好鼓掌的、朗诵字幕的、吃瓜子栗子的、敲锣鼓梆子的，什么动作都有。老式人力风扇轰轰隆隆地在顶上吹风，木板椅被搬弄得噼啪响，小贩在场内走来走去，口中叫喊着“卖香烟、冰糖、水果、花生米、炒瓜子”，时不时还有人从二楼抛个香水帕子下来。

那时候，看电影也并不严肃。大多数国产片子都不是长故事，比如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只拍摄了“请缨”“舞刀”“交锋”这三个场面，像幻灯片一样，短短几分钟就结束了。观众似乎不必钻到情节里，商人们过来谈买卖，将丫鬟、仆役呼来喝去，“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有文章如此写道。

张爱玲在散文《华丽缘》里写主人公“我”某次正月在乡下看绍兴戏，一个杏子眼的旦角上台，观众噗嗤噗嗤笑声不绝，“怎么这班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面孔都这么难看”；另一个旦角上台，观众则纷纷赞许，“还是这个人好一点！”“就只有这一个还……”，之后不绝口地夸着这个旦角“相貌好”。

当年，戏曲、电影无非是消遣。《华丽缘》里，闵少奶奶招呼在渡头洗菜的老妇人“十六婆婆，看戏文去啊？”，那边也随口应着“去！你们去啊？”。“我”和闵少奶奶同行，老远就听见祠堂里“哐哐哐哐”的锣鼓声。古时候人们就习惯了围着土坡对戏班子叫好，一下子进入近代剧场，也少不了要噼噼啪啪地对谈、喝彩。 

然而，仅仅把戏曲、电影当作一个奇观、背景板，就太埋没它了。

这不是一个放幻灯片的时代

学者戴锦华在《电影批评》一书里提到，“看电影”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

戏曲、电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佐料，给赏花的、赌博的、喝茶的、交易的人作陪衬。当中国人在1913年拍出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时，人们开始懂得沉浸于剧情了，并辨识它、谈论它。

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洞穴寓言”——囚徒把火焰映射的影子当了真，以为墙外人类的窸窸窣窣声是阴影在说话，这和看电影的体验非常相似，人们忘记了现实因素，完全投入另一个想象的、虚拟的世界。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工人月工资才9元，却舍得花1角钱去剧场，就是为了黑暗中那一幅框起来的光。人们甘愿像囚徒一样掉进去——那是幽深的洞口，它昏暗、静谧，不会被打扰。

黑暗性对影戏院来说极其重要，它相当于无形的屏蔽。同时，它也很容易被破坏，只要有一点光亮，人们的眼睛就会捕捉到。而且，这种破坏无法撤回，它就这么发生了，黑暗的完整性荡然无存。

1923年，《孤儿救祖记》惊人地卖座，电影在中国从此有了独立的存在感。可是，咳嗽、啃甘蔗、剥柑桔、吸水烟、谈家事、摔板凳、打架、推搡……诸如此类的声音，还是此起彼伏。

为此，老舍曾写了一篇讽刺性的《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告诫观众，要么带火锅去剧场“毛肚开堂”，要么掀开幕布拿手电探个究竟，“观剧时务须打架一场”，“出入厕所务须猛力开闭其门，演员每说一‘妈的’，或开一小玩笑，必赞以‘深刻’，以示有批评能力”，“鼓掌应继续不停，以免寂寞”。

在孟京辉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的演出现场，迟到的第一排观众，会有极大概率被纳入台上的即兴表演里。演员以调侃的、幽默的、指名道姓但并不严厉的方式来编派迟到者。这场捉弄会从开幕延续到谢幕，演员时不时地、冷不防地点他一下，这部话剧也因此被誉为“迟到要小心的话剧”。在这个情景里，迟到被化解了。

可是在其他时候，迟到纯粹就只是打扰。

法国理论家米歇尔·希翁曾提出“听觉的自我中心主义”概念，耳朵不比眼睛，它无法转移，也无法关闭，没有人能做到不想听某种声音就可以不听。当阮玲玉在无声的黑白银幕里痛哭时，旁边如果有人走动、吐痰、咳嗽、擤鼻涕、谈国事、吐瓜子壳，那观众也只能跟阮玲玉一块儿受着。

民国时期，剧院和报纸、杂志就开始致力于培养人们的观影、观剧习惯——1916年北京真光电影院的“观众须知”、1920年的《影戏观众十诫》、1923年的《电影院的一晚》等，千叮咛万嘱咐，试图立起一个规矩。然而，一百多年后，还是有人在影院、剧院里玩手机，好像这些叮嘱都白说了。

我们很难在一个被迫站着观看《沙丘》的环境里谈“注意力”。注意谁？闪光灯、咳嗽声、快门声、激光笔、抢词、刨活、抖腿、盗摄，没有一个是导演安排的，可它们就发生在电影、戏剧的现场。

1926年，有一首小诗曾在市民之间流行：

“有如暗夜的海坡催入梦中，

咿呀，挣综，

凭着流中的水风欢送，

吹送那梵吸铃和钢琴手的伴奏，

给予沉浸在静默中的观众。”

然而，这种静默，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叮着它、破坏它。

参考资料：

1.《中国早期电影与观众关系研究（1896-1937）》，闫泓琪，2020.4

2.《中国早期电影观众史（1896-1949）》，陈一愚，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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