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右眼之外，我的身体基本上已恢复。”76岁的印裔英国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出现在大屏幕上，右眼蒙着深色镜片，面带微笑。

2022年夏天，拉什迪在纽约一家教育机构的演讲台上遇刺受重伤。此事震惊文坛与社会，也再度引发全球范围内对言论、创作以及作家安全问题的关注。上周末，拉什迪在纽约家中连线伦敦南岸中心，向现场和线上的观众讲述那段噩梦经历，并由此事件激发写下回忆录《刀》（Knife）。

拉什迪遇刺案目前还没开庭，但他三十年来屡遭死亡威胁的源头，可追溯到其1988年出版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在这部入围英国布克奖提名的小说中，拉什迪虚构了一段关于“先知穆罕默德”受启示的经历，情节被视为是对伊斯兰教教义与历史的亵渎，并引发了伊斯兰教徒的愤怒。这部小说的出版不仅遭到了伊斯兰教徒的广泛抵制，还直接导致了多起针对拉什迪的威胁和暴力行为，前伊朗最高领袖甚至下过悬赏暗杀令，媒体曾报道过数起在世界各国发生的刺杀拉什迪未遂事件。拉什迪在过去三十年里持续面临人身安全威胁，但他同时也成为西方社会“自由创作”的象征。此次他连线伦敦，描述遇刺回忆录《刀》的内容，拉什迪令人想起他在小说《胜利之城》结尾中的表述：“文字是惟一的胜利者”。

拉什迪出生于印度孟买，在英格兰受教育，具有英国和印度双重国籍，目前定居于美国纽约。他迄今为止已出版10多部小说，其中包括获得英国布克小说奖的代表作《午夜之子》，以及入围布克奖提名的《羞耻》、《撒旦诗篇》、《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和《奎科特》，他的创作受到印度神话的影响，风格多见为糅合魔幻现实主义和历史小说的写法。拉什迪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2023年，他跻身《时代》杂志年度“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同年发表遇刺前已写好的最新小说《胜利之城》。

拉什迪在微笑着说，当多位军医告知自己基本已全面康复时十分惊讶。他说，自己后来在媒体报道中得知，自己遇刺的整个过程只有27秒。拉什迪的脸、脖子和腹部共被捅十几刀。在那段时间里，拉什迪记得自己并没有失去意识，他知道自己倒了下来，持刀人就骑在自己身上，直到有人将他拉开，然后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血，还是从自己身体里流出来”。后来旁观者告诉拉什迪，当时他一直在发出痛苦的喊叫，可是他自己的记忆却以为自己是沉默的。他模糊记得周围的人聚集得越来越多，人们迅速跑上台来，试图将刺客控制住，而在等急救时，有人一直用手指按住他颈部的大动脉。然后直升机来了，接着是八小时的大手术。

在受伤后的半年里，拉什迪说自己根本无法去想写作的事情，更没想到去写遇刺的经历。然而某一天，当他重新坐到书桌前，忽然觉得“要是现在去写一些别的不相关的虚构情节，也太荒谬了。人们、我自己都会觉得我是在回避问题”。

在《刀》中，读者能读到拉什迪一如既往的笔锋：“我无法警告自己，已经迟了，我只能叙述这个故事……当这人沉睡时，未来朝他扑来，然而奇怪的是，真正扑来的却是过去，是我自己的过往朝我扑面而来……在死亡中，我们都成了前一天的人，永远被困于过去时态之中。这就是刀子想要将我囚禁其中的笼子。并非未来，而是复活的过去，试图将我拖回去。”

但除了这样文学式的内省，读者也需要面对作者对自我伤势和手术冷酷的细节描绘，部分阅读体验可比《急诊室故事》。对于这部分的坦白详实，拉什迪解释：“既然要写，就全都写了吧。”他认为，自从卢梭以《忏悔录》开启了自传写作的先例，他同时也立下了尽可能坦诚这一规则：“事情真相即使令人很不舒服，也没什么关系。那确实有点像是当众脱衣……我细枝末节全写到了，就是想让读者经历一遍我所经历的”。

但在写实为主的回忆录中，却有30页的例外：在这一章节中，拉什迪运用想像虚构了自己与刺客“A”的一场对话。他解释，这人已经有了27秒钟的名人效应，他不会让其在书中也占有席位，因而只用了一个字母作为指代。拉什迪说，自己甚至想跟这持刀者一块坐下来，问他几个问题。他记得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曾在巴黎街头遇刺，后来还去旁听了这名刺客的审判，并当面问他“为什么”，可是对方只含糊其辞。

拉什迪觉得光是一句“对不起”实在无法了事，他想不如自己虚构一场对话，试图钻进刺客的脑子里，从中或许还能得到更多的答案：“在我看来，这件事缺了点什么：这人24岁，没有前科，不在任何恐怖主义观察名单内，只是新泽西的一个小伙，后来说是只看两页我的某本书，觉得我‘虚伪’。从这里发展到杀人企图，还有很远的距离。如果我在小说里这样去铺垫一个角色跑去谋杀一个陌生人的动机，出版商肯定觉得不够说服力。然而现实里却就是这样发生了。他明知谋杀会毁了我也毁了他自己的前途，还是去做了，究竟是为什么？”

拉什迪遇刺案大概将在今年秋季开庭审判，拉什迪说自己不怕直面刺客出庭作证：“该害怕的是他。”

在回忆录中，拉什迪还写到了在康复过程之中，其第五任妻子、美国作家蕾切尔•伊莱莎•格里菲斯（ Rachel Eliza Griffiths）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不肯到就近的酒店里休息，一分钟都没离开过我的病床，医生护士对她做汇报，警察和联邦调查局也要向她汇报。另一方面，她从来不让我目睹她自己的情绪崩溃，我欠她太多”。拉什迪承认有她在身边，自己感觉更坚强：“在事件发生之前已相爱五年半，从没想过言情小说会发展成谋杀小说。如今爱情又回来了，这本书也算是有了个圆满结局”。

拉什迪说，写这本回忆录，并不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他引用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观点，认为写作归写作，治疗则另有专业人士协助进行。但写完这本回忆录后，拉什迪感觉自己至少夺回了叙事权，而不是躺在血泊之中无能为力的人：“现在我是书写那个躺在血泊中的人的人，那是我自己的故事”。

尽管如此，开头一章描述遇刺的过程十分艰难，拉什迪每天只能写一点点，每次从工作室出来，他太太都会说“你气色好差”。可他说，从遇刺到等待康复的过程中，自己一直没感觉到过愤怒：“我从第一天开始就全心想着要赶快养好身体，尽量往前走，而不是往后看。愤怒只会把我拽回到我想逃离的那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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