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中国学者百人百访”栏目的最新一篇。】

秦立志，目前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秦教授与学生谭皓宇在2024年第1期《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上发表了《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一文，文章具有较扎实的历史脉络、理论积淀和现实启迪，获得中国国际战略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这一文章的学术设计与现实意义采访秦教授，以下是笔者对秦立志教授的采访实录。

问：您这篇论文《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的选题有哪些灵感来源？

秦立志：首先，本文的选题是我一直以来所关注的大国崛起与地缘战略领域的阶段性成果，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博弈是历史与当代的重要地缘政治现实，这不只是地缘政治的复归，而是地缘政治从来就没离开过国际政治舞台，只不过每当经济相互依赖较好的时候，一些人倾向于淡忘甚至有意规避地缘政治的铁律。其次，在我看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虽然解释了国家战略偏好具有模糊性（维持现状VS.修正主义），体现了理论的历史化关怀，但既有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对地缘政治的研究变量和案例考察相对较少。既然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宣称的理论创新是要既能够解释危机决策与外交决策，也能够分析大战略调整，还可以论证系统效果，那么就应该展现出更多对时空约束条件的考察，地缘政治的研究路径有助于补充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再次，地缘政治学也一直有被人诟病理论化不足和地理决定论的滥觞，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大战略分析框架，能够提升地缘政治理论本身的生命力。

问：您文章检验理论的分析案例是德意志第二帝国，请问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大国的案例，包括中国是否也面临类似的崛起困境？它们的底层逻辑是否一致？

秦立志：现在不乏一些“历史过时论”，认为研究当代的国际关系议题并不需要历史工具。然而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理论的实质就是历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在，现在是未来的历史。贬低对历史的理论化价值，实质上是否定一个学科的发展逻辑、也是一种战略短视的表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作为一个陆权传统大国，正在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建设，对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地缘战略案例进行战略推演是必要的。这个世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并不是只有完全一致的历史案例才能进行类比。德意志第二帝国从陆权到海权的战略转型的历史教义以及其他相关的历史类比，如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法国、俄国等历史上的海权战略考察，即使对21世纪的中国崛起仍然有高度的参考价值，虽然制度、技术、国内外环境都有了重大区别，然而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的战略动机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利益、恐惧、荣誉、地位等动机仍然是国家行动的指南，只不过国家制定和执行战略的手段路径有一定的调整。事实上，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还是其他大国战略的历史案例，都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抽象化和理论化来提供启示。而且对这些大国战略史的研究通常也很难穷尽，试想一下，我们对特朗普或拜登政府的内政与外交都能写出一箩筐的论文来，这还只是尚没有历史考证的时政分析。更何况是对已经成为历史案例的，每一个大国的考察跨度都至少是数十年的战略史，我们已经做的甚至远远没有尚未做的研究多。

问：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崛起困境，如何理解“修昔底德陷阱”？应对体系制衡压力下的大国战略是否更具趋同性特征？中国应如何缓和崛起困境？

秦立志：崛起困境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时空条件的差异，但究其本源，就是大国在崛起进程中既担心被霸权国打压、也担心被其他崛起国超过，因此涉及到“崛起国综合症”与“守成国综合症”的问题。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列了16个权力转移案例，其中10个都走向深渊，这种历史规律不是假想和平就能规避的，另外四个案例，两个案例都不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权力体量，还有一个案例是英美为了对付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联合，最后一个没有直接热战的案例就是美苏冷战。我们当然不能认为中美关系就必然重蹈“修昔底德陷阱”覆辙，但如果对陷阱进行过度的风险规避，我们可能也会陷入困境，历史上不乏国家因为寻求风险规避、过度的战略收缩而导致衰落的案例。“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对大国冲突升级风险的大概率事件描述，而不应视为“注定一战”或“注定和平”的过度简化论断。大国应对体系制衡压力由于受到竞争（相似的战略动员与资源汲取）与社会化（效仿强者）的机制过滤，会有一定的趋同性特征，但大国战略也具有自主性与特殊性。中国如何缓和崛起困境有太多的对策建议的文献综述，然而在我看来首要做的应该是防止偏执性的战略思维，例如，应该避免因为对手国家的短期战略示善就盲目乐观，也要避免因为与对手的矛盾就陷入不可逆转的悲观，应充分考虑到“战略不确定性”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

问：既有的关于大国崛起战略的讨论主要是以相对超越时空的较为普适性的研究变量为切入点，本文通过地缘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大战略的结合，您认为有什么特别之处？

秦立志：普适性程度较高的理论有助于解释一些事件为什么反复发生，例如肯尼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就考察了制衡行为的反复出现。考虑时空约束条件的、普适性可能相对较低（但不是没有）的理论框架，能够增进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情怀，历史的短视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硬伤，甚至出现了唯理论是从的一些论调。过度的实证研究可能会陷入精致的平庸，但忽视实证研究是万万不行的，这会让理论创新变得缺少参考价值。当前的研究，我认为还是相对轻视历史案例的实证研究。地缘政治工具本身就有益于实证检验，也能进行非实证的纯理论与思想性推演，这是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相对忽视的。目前对“地缘政治复归”的标签应用文献要远多于地缘政治学的实际研究，一部分文献在没有搞清楚地缘政治规律是什么就在盲目的批判地缘政治，甚至出现“海军作用的下降就等于海权过时”的常识性认知错误。我想这是本文着力避免的问题。

问：您在文中分析了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请问这一地缘类属身份的特殊性到底有多大，是否能够通过巧妙的战略予以克服地缘政治的不足？

秦立志：无论是任何一种地缘类属身份，它都只是像国际体系结构一样会塑造而非决定国家的具体行为，因此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不足以让国家自动按照地缘政治机理来进行战略布局。适度的战略革新确实能够改变地缘政治的不利局面，例如体系中心国家虽然面临两线作战风险，但也可以利用内线作战优势和在其他大国之间的对冲战略来缓解安全困境，这正是俾斯麦德国所做的。

问：文章还从领导人意象、国内利益集团、大众舆论、战略文化等角度论述了崛起国威胁认知的形成过程，进而提出整体的战略行为模式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您觉得我们今天的国际体系是否变得更具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战略的复杂性特征？

秦立志：当代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特征增加，然而不确定性升高不意味着风险甚至战争。比如以战略互动环境为例，战略不确定性升高，往往意味着虽然存在战略互疑，但也并不确定彼此是否应该成为敌人，这种时候容易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虽然体系层面的不确定性上升，出现了兰德尔•施韦勒索描述的“熵增”现象，然而，近期的中美关系的战略不确定性特征开始下降，两国的竞争烈度提升，这与此前的竞合关系有了重大区别。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出现了过度简化逻辑、不愿继续承认中美战略博弈的复杂性，而是试图对中国化友为敌。应对战略的复杂性，应该重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告诫我们的摩擦效应，防止“风险化”与“泛安全化”的过度影响。

（秦立志，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兴趣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地缘政治学、海洋帝国史、大国崛起战略等，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业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地缘政治分析和解释逻辑，是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青年中坚力量。

王英良：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目前正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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