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匪（太平天国起义军）首领洪秀全，于咸丰元年（1851年）在广西开始煽动民众反抗，占领了安平（现永安）州。赛尚阿将军受命镇压此事，双方僵持了一年。
第二年三月，起义军打破围困直逼省城。浙江巡抚邹鸣鹤和向提将军镇荣力守省城，维持了一个多月的防御后突围。同年十二月，起义军攻破武昌，紧接着发生了向南的行动。邹鸣鹤在贼匪撤退后被揭发，丢了官职返回家乡。
到了正月十四日，陆建瀛将军的部队在九江被击溃。他本人在九江战败后回到江宁（今南京），江苏巡抚杨文定从江宁撤至镇江，江南地区震动异常。金陵（今南京）的破坏导致通讯中断，直到二十四日才从锡山驿得知具体情况，从此苏州周边地区的人们纷纷逃离。
二月十四日，有报道称江宁省城已在初九日失守，流言称贼匪不日将至苏州，城中居民大量迁移。到了二十七日，锡令吴时行处决了一名土匪丁阿葸，恢复了一些秩序。在土匪稍有收敛后，地区的震动逐渐平息。但在十二月和次年四月，地区再次经历了地震和暴动，人心不安。
四月十四日，无锡县官前往秦家墓地进行调查。他带领200名乡勇整齐地前进，船只头尾相连，中午时分登上岸边。突然遇到大风暴，匆忙完成了勘查，而那些土匪已经全部逃之夭夭。
五月初三日，天气异常寒冷，大家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
五月十五日，在黄埠墩口设立了一个检查站，负责此事的有原任中书的王言铸、生员孙元楷、六品官华翼纶，还有副贡秦树业、举人汪望求、周汝立，生员钱勖和职员严锡懿，他们提交了详细的申请给县政府。当时的礼部侍郎侯桐受命组织民兵，但多次努力未能实现。周汝立和王言铸提议以军功为依据建立新的检查站，同时与县官吴有亲戚关系，强烈请求此事得以执行，唯独担心资金问题，便邀请孙元楷、华翼纶、汪望求和秦树业到恒善堂商讨，打算使用两地公共资金。恒善堂是当地的官方机构，其中管理者对此计划有所顾虑，但最终决定使用这些公共资金，并成功建立了检查站。但是对于秦树业坚持不提供书院的饭食费，其他的公共资金则未被使用。尽管有人反对，但检查站还是如期建立。
六月十三日，有贼人焚烧了邓提镇绍良营，引起了丹徒镇居民的震惊。检查站提前设立了“同心防守”的标志和尖角旗，在城内外的道路上都可以看到。一旦接到消息，这些标志和旗帜就会被立刻撤走。
六月十六日，突然起了大风，持续了半个月才停歇。
七月十九日，一颗名为“欃枪星”的星星在西方出现。这颗星星随着日落而出现，光芒看起来普通，连续出现了十天。因此，地方官员开始检查可能的奸细。阳湖县的官员带领崇明岛的兵力驻扎在北里的放生池，执行检查奸细的任务，但与当地的兵士发生了争执，引发了一场大混乱。经过上下级的讨论和协调，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后来，崇明的士兵逮捕了一名名叫王大眼的重犯，他因通敌被处决，并在高桥展示其尸首。不久，崇明的士兵接到命令撤离。
八月，盘查局开始收取船只的料钱，但很快就停止了。自从局设立以来，除了收取捐赠之外，还查获了一些被认为违禁的货物，如苏木等，并予以没收。此外，凡是船只载有红色或黄色的绸缎，都被认为可能与贼人有交易，因此被全部扣押并重新定价使用。当地乡间的商船通常从江北来，孙、华两人决定对每只船进行收费，根据船的大小收取不同金额的钱，并发放由本局签发的通行证。这种做法持续了一个月，但乡民开始抗议这种私自征税的行为，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做法过于苛刻。华和周因为处理问题的方式遭到批评，他们并没有因解决问题而感到自豪，反而对批评者怀有怨恨。
关于田地捐税的问题，地方官员曾提议实施，但最终没有执行。此后决定根据前次的救济案减半募捐。当时的无锡县官和金坛县官都参与了这一决策，每亩地捐款五十文，此提议由恒善堂的主要成员提出。周佩安写信给无锡县官，提出了四个不可行的理由，并详细讨论了四个实施难点，因此这一提议最终没有通过。
致吴侯书：
国家已经安定超过二百年，现在因为贼患近在眉睫，民众失业，迁徙频繁，政府已经下令延缓新的赋税到秋天再考虑，提议增加捐税将会给小户带来过大的负担，违背了圣意，对民众的生活力造成极大的打击，这种前朝的坏政策不应再次实施。捐税的提议需要首先清算现有的粮食储备，但由于各种记录的不准确和过时，实际操作非常困难。
此外，已经有大量的税款拖欠，要全部清算是不可能的。在无锡和金坛两县，总共有超过120万亩的土地，如果每亩征收五十文，可以收到六万串钱，但这主要由大户出资，小户则因数量少而难以承担，这会导致收税的不公平。如果对贫困的农民过度征税，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法支付，从而影响他们的农业生产，造成更大的问题。周佩安建议在其他有余力的捐户中增加捐税，以弥补这一缺口，从而减轻贫困户的负担。
上海和青浦地区发生了另一股贼匪活动，引起了当地人的极大震惊。从四月以来，那些曾逃至乡下避难的居民开始陆续返回城镇，但由于新的动乱又有人开始迁移。青浦的贼首周立春很快被捕处置，而上海的贼首刘利（丽）川与外国势力联合，坚守阵地。地方官员许乃钊带兵前去剿灭，但长时间未能成功，甚至考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结果情况复杂化。
十月，地方官员在崇安寺设立征收局，由当地绅士负责征收。由于贼患迫近，尽管县级尚未开始征收，但军需迫切，因此县政府请当地绅士代为征税。每两缴纳的税额为二千一百文，绅士和普通民众均按此标准。十一月初五日，南禅寺举行了公祭，纪念广西巡抚邹鸣鹤等多位在职官员，他们在之前的动乱中牺牲。
十九日，无锡县官处理了一个邪教组织的首领陈汤元，将其公开示众。此前有人在本地传播邪教，并在惠山的离垢庵进行活动。局中人员已经对此有所了解，并捕获了相关人员，最终在证据确凿后处决了陈汤元。之后，针对邪教的其他成员，有争议认为不应全面处决，避免引起新的麻烦，因此只处理了首领。
十二月初二日，有新的官员王侯汝林来接替无锡的县官。在处理了陈汤元之后，原县官自认为地方已经得到整顿，但突然被撤职。
初四日，在金坛的三坝桥发生了抗租事件。由于当年收成很好，但各乡的佃户拒绝缴纳租金，尤其在三坝桥地区，主谋是地主阿庆。在他被县政府拘留时，邻镇的绅士顾凤仞进行调解，请求政府释放他。尽管有调解，但情况愈发紧张，最终发展到聚众劫掠阿庆家族的财产。在无锡的西阳山地区也爆发了抗租事件，当地数千人聚集，有意抢夺大户家的财物，特别是钱勖家。为此，当地请求常州的团练局绅士赵振祚介入处理。
初七日，赵振祚率领一支队伍来到县里，调查非法行为。队伍浩浩荡荡，旗帜飘扬，前往阳山地区展示力量。当队伍经过新渎桥时，有一位名叫吴增寿的人大放厥词，被当场逮捕。增寿的父亲是个士人，也是钱勖的前教师。阳山地区的人听到消息后纷纷逃散，队伍继续前往三坝桥，当地人聚集抵抗，发生激烈冲突，甚至烧毁了村庄。顾凤仞用酒肉来安抚人群，最终队伍平安返回城中。赵振祚骑着马穿着红色的斗篷返回，旁观者误以为他是贼人。
十七日，金坛的三坝桥地区抓获了包括费继祖在内的两名犯人，并将他们公开示众。费继祖是地主阿庆的兄弟，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顶缸”的人。
二十一日，无锡和金坛两地的县官被调任，张侯景渠来接管县政。同月，巢湖船匪聚众持械，袭击停靠在北黄泥桥下的庐州客船，导致重大抢劫和伤亡事件。这些船匪原本以贩卖私盐为生，最近转而在北里四宝桥一带定居，多有非法行为。由于庐州失守，许多商人带着财物逃至无锡，并将船只停在北黄泥桥下。其中一位米商因为米贸易不畅转而贩卖杂货，并借助广东和潮州人的帮助，避免了南局的征税。但局中的华翼纶对这些船只上的可疑活动表示了关注，最终导致了惨重的后果。
不过，当地官员对于如何处理这些涉嫌非法活动的人员，尤其是船匪，存在分歧。虽然有建议简单地将这些被认为是贼匪的人立即处理掉，但侯正色坚持认为，即使是处理罪犯，也必须按照法律程序公正执行，因此他主张将此案上报给省级官员进行正规的审查和处理。
这一事件反映出当时地方官员在执行公务时不仅要考虑如何快速解决问题，还要考虑到法律和道德的界限，确保不因紧急情况而忽略正义和程序的正当性。
七月初一日，地方政府通知商店进行自愿捐助，以帮助解决财政压力。同时，宣布对所有载货船只停止征收税费，显示了政府在处理紧张局势时试图减轻商人的负担。初三日，大宪官下达命令，要求彻底调查盘查局内可能涉及的匪徒活动。按察使吴奉督宪怡明确要求，要隐秘且迅速地进行调查，以免引起更大的动荡。
十四日，巢湖船匪的头目刘正宇及其两名手下被公开斩首示众。刘正宇长期在无锡与各商户交好，对于庐州案件，他坚称自己不是主谋，并且声称所持有的火枪并非自己所有。尽管他试图表明自己的清白，但最终还是因为涉嫌重大犯罪被执行了死刑。
十五日，为缓解地方紧张情绪和减轻商民的负担，地方政府决定撤销南局。撤销过程虽然经过半个月的迟延，但最终还是执行了，显示了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反应和调整政策的灵活性。
十六日，县政府接到省级指示，裁撤北局。省级官员在详细审核后指出，盘查奸细的初衷是为了保卫地方安全，关键在于执行人的公正性。如果处理人员仅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利用公务之名行私利之实，不仅扰乱商民生活，还可能引起更大的内部矛盾，此时外部威胁尚未消除，内部纷争却已初现，因此决定将此局彻底裁撤，以维护地方的和谐与稳定。
八月，金坛县迎来新的县官侯德诚。九月，重新设立了北局，换上了新的管理人员，包括顾凤仞等八人，以期改革之前的管理不善和贪污问题，恢复地方治安和商业秩序。
十月，捕获了一名声称无法自控的匪徒潘正法，并在黄埠墩公开示众。此人以其狂妄无忌的言行而知名，有人认为他可能精神失常。
十一月初五日，地区发生水斗现象，无论是河水还是池水，都出现了如斗状的激烈震荡，持续了约一刻钟。二十六日深夜，发生了地震，震动声从东南方向传来，持续了三到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