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债钟揭露，105年5月20日，蔡政府执政首日，中央政府长期（一年以上）债务未偿余额—5兆3,988亿元，长短期债务余额合共—5兆6,431亿元；国人平均每人负担债务—24万元。政权移转前夕，113年4月19日，长期债务余额创下历史新高—5兆9,638亿元，长短期债务余额合共—6兆3,228亿元；平均每人负担债务—27万元。八年来，长期债务增加—5,650亿元，长短期债务余额合共增加—6,797亿元；平均每人负担债务增加—3万元。

在债务余额屡创新高、数字每年攀升（除107至108年度间约略持平外）的情形下，同时间中央税收也创下令人瞠目结舌的超征数字—1兆2,697亿元（105至112年度；尚未计入中央特种基金超征数）；两者齐观，意味著政府支出不断地膨胀。不过总算没有发生流动性问题、也不曾面对政府破产的危机，因此，整体财政表现，堪称「马马虎虎」；但那「轰轰烈烈」的政绩宣传，直叫人三观震撼。

总统与行政院讲了又讲的「财政绩业」中，最被强调的莫过于债务控管—「债务比率」的下跌。根据《公共债务法》，中央政府「债务比率」（一年以上公共债务未偿余额预算数占前三年度GDP平均数比率）上限为40.6%。此比率值自105年底之33%，下降至112年底之27.2%。于是，当各界挞伐「债务余额不断攀升」，执政者却每每搬出「债务比率逐年下跌」当作回应；文宣与网页上，「逐年下跌」四个字体放得斗大、色彩鲜艳抢眼，还搭配向下指引的箭头作为装饰。

究竟应如何解读债务比率的下跌？

首先，债务比率为一比值；在分数之分子与分母同时增加的情形下，比率数值下跌，表示分母的增加大于分子的增加。因此，近八年来债务比率的下跌，表示GDP成长的幅度，大于政府累积债务的幅度，是国内全体劳动与资本等要素集体生产的成果，与政府债务控管何干？

事实是，近年来政府用钱已经「借无可借」；行政院一再以特别条例排除《公共债务法》流量债限—每年可举借债务限制，方才合法。若加计特别条例所排除之举债，有连续四个会计年度（109至112年度）预算所编列之举债数，超过法定上限—总预算及特别预算岁出总额的15%。实在很难理解，蔡政府从哪里生成勇气，自诩债务管理良善，沾沾自喜、洋洋自得？

其次，105年度至今，纵使其间历经新冠疫情的冲击，台湾的经济都还能维持2% 至3% 的稳定成长（对上年同期；year on year）；110年更创下经济成长率6.62% 的佳绩。在总体经济局势稳定发展下，一方面GDP的持续增加，使数值本来就大的债务比率分母变得更大；另一方面，由于税收丰沛、毋须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政府不必透过大规模举债来因应推动政事所需之财源，限缩了债务比率分子的扩增。按此，债务比率数值的下跌，本为经济景气循环在扩张期间的必然现象。

在景气扩张期间，政府应当致力于既有债务余额的缩减；不仅可以发挥「洒水降温」的景气调节效果，也能收未雨绸缪之效；否则一旦总体经济景气反转下跌，在现在看来「遥不可及、远在天边」的40.6% 债限，一下子就会变成「咫尺之间、近在眼前」。怎能自满于债务比率的下跌？

最后，近年来国内外皆有学术研究提出实证证据，以「债限」—绝对金额限制或占GDP比率上限—作为财政管理工具，不论是对财政或整体经济表现，所能达成的改善效果有限。此一发现说明不宜以债限比率下跌，做为债务控管良善的指标。否则，2022年底G20国家中，一般政府负债占当年度GDP之比率，以俄罗斯之18.9% 为最低；按蔡政府逻辑，俄罗斯政府之债务控管，全球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