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建交到现在历史看，除去特殊节点下美国府会两党对中国采取了“一边倒”地制裁政策外，对中美关系冲击最大的莫过于“特朗普-拜登”执政近八年的时间，无论从哪个角度和方向看，这八年在整个中美关系中都是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特朗普执政初期有意延续中美在奥巴马时期那种友好，而中国亦释放出了善意。特朗普就任初期展开访华，中国高层希望继续延续中美友好，随着中美两国元首互访达成，包括在贸易及直接投资、人文交流领域中美达成了广泛共识，尤其在直接投资领域，中国对阿拉斯加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签约计划展开高达千亿美元的能源投资以及近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采购协议。然而，随着中美关系旋即出现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的持续时间以及烈度是此前中美关系30年中未曾出现的，美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外交转变，而中国政府包括高层在内谓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此，中美两国的外交与内政均实现了巨大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在贸易议题上美国强硬的姿态从内外部受到软化。2002年1月1日，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正式生效，中美开启了“外包——承接外包”的贸易分工。特朗普主导的贸易争端源起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时，宣称“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并根据美国国内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商品总计高达600亿美元以及设置其他贸易壁垒，旨在迫使中国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指称这些行为导致扩大贸易逆差、强逼技术转移到中国。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中国商务部同日作出反制措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美国输华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其中包括美国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农产品大豆。而尽管中美贸易税额上出现了波折，中国从美国第一大出口国地位被日本赶超，但中美无论如何依然能保持千亿美元级的贸易流水。

除贸易外，美国政府积极反思过往中美关系的路径，界定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这种对华认知以及互动身份的转变后果之一在于美国更倾向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层面进行动员，并在不放松制裁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兑现对美大宗采购承诺。中美关系恶化使中国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经济内生动力建设。由于疫情加持，这更加刺激了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全面爆发。特朗普时期是中美关系从信任走向关系“碎片化”，从合作走向冲突的过渡阶段。中美关系需要从经济合作自然地构建相互依赖为主转向经济、安全与发展复合对接，其中安全分量尤为突出。在这一阶段，让各方舒一口气的是中美两国最终“斗而未破”，且双方为实现己方目标预备并做了大量的政治动员，其中部分现在看起来完全属于“沉没成本”。

如果说特朗普时期代表了中美关系历史的低谷，那拜登执政的对华政策就意味着升级化但更加“精巧”的对华博弈。拜登整体上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进行了承继，且更加集中于国内产业与经济安全建设，在国外实施地缘政治主要设计人坎贝尔所提倡的“印太战略”，并将战略威慑前置，主要表现为“武装”菲律宾、增强海洋动态感知等手段力求进一步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围堵。但是，拜登与特朗普差距最大的一点在于并不排斥中美高层对话，尽管中美两国高层均已经认识到中美关系业已逆转，但两国均已从特朗普时期激烈的冲突中汲取了部分教训，即即使面对冲突也要保持对话与部分领域的协同。但在涉美国国家安全以及贸易和就业等方面，拜登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展现出以“美国为中心”，同时在最能反映两国关系实际的直接投资领域，美国对中国的设防出现了新的动向，即拜登政府在总体延续特朗普执政期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严重受阻和走弱的同时，亦积极汲取国轩高科、宁德时代等战略性企业对美投资，同时推动对特定社交软件的“本土化”。中美关系出现了高竞争与选择性合作的复合情境。

实际看，拜登执政的最大的特点是承认中美存在经济相互依赖并维持经济要素的流通性，在利用这种依赖关系拓展美国利益的同时，积极构建美国政府可控制的产业链，在特定产业支持下力图逆转过往的“外包”政策，在涉及到安全的产业链上尽最大可能地排除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可能施加影响和控制因素。

比较而言，特朗普代表的是一种激进风格，这种激进风格在此前的美国对华关系中并未持续地出现，这种风格或政策的结果对中美两国都构成巨大的损失，但整体上并不违背特朗普既定的对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定位。拜登针对中国的政策显然更加“柔”更加“精巧”，更为中国所接受，冲突更有协调的空间，给各方更有期待感，这也是中美对话不断但是诸多事务议而难断的动因之一。但拜登政策只是对特朗普政策的一个“再设计”和部分“纠偏”。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奥巴马时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国内产业政策已经出现变化，美国政府对全球化出现了新判断，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塑全球化走势，而非任凭中国通过贸易出口等经济手段加强对各国政府政策与政治的影响（比如“一带一路”已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对此，美国政府不惜调整产业政策，甚至出台明显违背美国一贯坚持的经贸自由主义政策。当中国被界定为美国“竞争者”或“对手”之际，美国国内政策的调整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与拜登奉行了一脉相承但风格显著不同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目前出现的对话现象是中美两国政治精英都认识到了过往的“竞争”与“隔空喊骂”无法为继，矛盾还必须解决，世界需要中美对话，保持有限合作。面对矛盾与冲突，但中美高层常来常往，说清楚各自的欲求和看法比隔着太平洋持续对骂、输出怨恨更加有效。中美关系自建交前的“陌生人”到建交后走向熟人，从熟人走向“理性人”还需要很多的对接和尝试。中美关系走向未来肯定会经历诸多不同类型的“特朗普”与“拜登”，即激进路线与理性主义路线最终会在多波次的中美对接中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中国或美国任何一方所界定，而最终会由历史所界定，当然这里无法排除偶然因素。“特朗普-拜登”周期会呈现出一种反复螺旋，可能会激发更激烈的冲突，但最终中美要走向对接与合作，但两国的民族主义（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主权意识、国家自主性等会很自然地在不断对接中实现重塑和调试。

现实看，“特朗普-拜登”周期已经不是普通的选举周期造就和自然塑造，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新式逻辑，即在现实主义主线上，美国对华政策会始终徘徊在激进主义与理性主义路线之间，中美关系并非这一个周期而是诸多的周期反复。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设计好与中国的相处之道，而是通过权威的政府文件大体界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实际如何应对中国的竞争，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先例可循。当然，中国政府也没有明确与美国的相处之道，因为一切过往的经验好像都难以有效解释目前中美的复杂性，在高竞争环境下，中国所提出的治理观，美国都可能不置可否。

美国不需要像取代英国那样与中国展开对霸权国地位的竞争和公开的军备竞赛；中美关系也无法像美苏竞争那样奉行军事为纲、武力为盾的军备竞赛螺旋。任何过往的国际关系实践均难以解释复杂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与美英关系、苏美关系存在“质”的不同。在特殊的经贸依赖下，如何在保持高合作的同时维持“国家自主性”尤其避免在安全议题上出现中美激烈对抗，这是双方需要注意的。未来看，中美关系不可能像两个齿轮那样有一定的凸起凹陷嵌套耦合般无缝对接，而是要在高不确定性、低耦合性下如何做好对接与合作。但短期看，美国政府塑造的“特朗普-拜登”周期是中国需要面对的现实挑战。

（注：王英良，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研究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百人百访”栏目采访人，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