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是积极防御派开山第一人。

熊时代和后面还不一样。

熊第一次做辽东经略时候，辽东原明朝地盘基本都还在手里，只丢失了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四个城而已。而且这四个城，后金也不是完全派兵占据的，而是更多作为缓冲地存在的。这个战略局面是后世的将领不敢奢望的。这种情况下，明军只要准备足够到位，积极防御还是相对容易的，而且一旦机会来了还可能反攻。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时期的布置，全是冲着积极防御走的，也确实让努尔哈赤一次试探性进攻（灰山之战）最终对峙后即收兵。

熊廷弼第二次次经略辽东时候情况变了，明朝已经基本没有反攻机会了，连积极防御都困难了。此时经历辽沈之战，明朝从全国调来的最精锐的客军全军覆没，沈阳、辽阳等七十多城都丢了，辽南大片优质耕地都归后金。后金有了更好的相持资本，明军战斗力也很长时间不可能恢复元气了。所以熊提出的三方布置，说未来反击是给天启听的，本质依然是积极防御。希望通过扼守广宁和辽南水军袭扰，保证能稳住对峙局面。

在熊廷弼时代，是明朝搞积极防御最合适的时代，但这个时期的明朝不可能满足于防守，这也导致熊在朝廷陷入孤立，第一次被罢免，换上不知所措袁应泰，辽沈之战明军全军覆没，丢了七十多城；第二次又被激进进攻派王化贞架空，最后广宁之战，明军又全军覆没，丢了四十多城，整个关外几乎全丢了。

所以熊廷弼的战略很好，所处时期也最好，但是当时环境下，根本不可能落地成功。

王在晋是比较迷糊的消极防御派。

消极防御不是完全不对，但王在晋本身军事能力太差，所以弄出问题就比较大。

王在晋的思路是扼守山海关即可。但是山海关一个单独的关肯定防御力不足，而王在晋不敢推进拉纵深，所以就打算在山海关前修一个八里铺，作为山海关的纵深犄角。

这个思路非常外行了。因为这种相聚太近的两地根本没有纵深意义，反倒八里铺一旦破，溃军直接会冲击山海关，自己把自己先冲乱。

所以当孙承宗看到山海关问题后，直接质问住了王在晋。

另一方面，王在晋时代还面临一个新的防御问题，就是东蒙古各部怎么办？此时后金已经占据几乎整个辽东，完全直面东蒙古各部，蒙金矛盾必然激化，且部分蒙古部落已经开始臣服于后金，怎么处理好蒙古盟友关系对于下步防御也很重要。王在晋基本延续了王化贞政策，对林丹汗无原则岁赏，但对东蒙古各部情况了解不到位，所以不可能组织好蒙古对后金的战斗。

在王在晋短暂的经略辽东期间，整体就是这么比较迷糊的消极防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抚虏堵隘“。不过这套操作并不比王化贞强多少。

但是王在晋对辽东影响很小，因为很快被孙承宗赶走了。对他个人来说倒是好事，他难得善终了。

孙承宗是比较混沌的积极防御派。

孙承宗也是两次负责辽东。

第一次是在王在晋负责时期，他明白王在晋的守法不行，但是他有大概思路，却具体方案上主意并不太定。

孙承宗到辽东时候，当时关外修城主要有三派思路，一是王在晋坚持的八里铺（中后所）方案；二是阎鸣泰的觉华岛方案；三是袁崇焕的宁远方案。这还只是大的区分，细节上还涉及修城推进多块等问题。

孙承宗明确反对一方案，但其余选择并不坚定，而且在推进速度上非常保守。这是其有总的战略思路但具体军事能力不足的体现。

但孙承宗这个人最大优点还是在于识人用人。最终当袁崇焕一定要坚持修宁远且自己开始动手干时候，孙承宗选择接受和支持。而且一旦支持后并不会过于犹豫，他摈弃张风翼等人干扰，虽然推进速度还是有限，但最终支持袁崇焕修成了宁远。

而且，孙承宗对当时的前线根子问题看的很清。意识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朝廷不知兵的人指手画脚，前线不懂军事的文官拍脑袋最决定，所以他最先提出“今天下当重将权”的意见，建议朝廷不要过于在乎前线的小胜小败，需要给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来布置大的方案。

孙在蒙古防御问题上改变了王在晋的做法，对蒙古各部抚赏都极其谨慎，甚至尽量不给了。孙意识到抚赏蒙古对于和后金作战时候的帮手价值不大，但是他对蒙古同样不了解，所以缺乏蒙古战略意义上的认识，这是其局限性。

不过讽刺的是，要求朝廷不要在乎小胜小败的孙承宗，因为此时朝中党争原因，恰恰因为柳河之战这个仅损失四百多人的战斗，就被赶下台了。

孙承宗第二次主政辽东是己巳之变后，这一次孙承宗依然拿不准关外到底应该防御到哪里。而他对邱禾嘉和祖大寿都没有对袁崇焕那种信任，所以在邱、祖争论时候，不敢拍板决定，对新修的大凌河既不坚决反对，也不明确支持，导致了后来大凌河被围。而孙承宗亲自指挥的救援战又一败涂地。最终大凌河之战惨败后，孙引咎辞职。

综合来说，孙承宗这个人属于有大略但缺雄才，能看出明军问题，能有大概思路，但把握不准具体落地方案。好在其本身威望高，也努力给部下遮风挡雨，所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很强。如果遇到袁崇焕这种有能力他也信任的下属，自然能出现较好的化学反应；如果是大凌河这种对下属不够信任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选择困难，导致出现战术上的严重失误。

袁崇焕是逆风情况下积极防御派。

袁崇焕去辽东时候就是辽东崩坏时候。他一上来就反对王在晋的“抚虏堵隘“策略（实际上王袁袁私人关系不错，王本身重用袁，袁死后都基本还是赞赏他，只不过袁认理不认人那种）。后来更是提出比孙承宗设想的还激进的修宁远推进模式。

袁崇焕前期推进策略先后得到孙承宗和阎鸣泰的支持，宁远城的布置足够加强，这为宁远之战胜利打下基础。

在袁崇焕任辽东巡抚后，继续自己这种修城推进策略，趁皇太极大意、后金主力在朝鲜时机又修建了中前所、锦州等城。希望能够采取逐城推进模式对广宁首先实现链式绞索。但因为皇太极的快速收拢主力进攻，继续推进大凌河的目标没有实现，双方就爆发了宁锦之战。

宁锦之战明军的胜利，证明这种积极防御是可能实现的。

而袁崇焕到负责整个防守体系时候，已经是崇祯时期了。这时期他对蒙古的理解比王、孙都进一步，能理解到打仗不能指望蒙古人，但蒙古的屏障作用同样重要。但这时候蒙古的局势已经崩坏，袁崇焕努力抢救最后一个原盟友喀喇沁的想法也得不到有效支持。最终问题恰恰出在蒙古地段。

袁的守边战略是逆风情况下可能的最佳方案。不过他实际上全盘负责辽东时间太短，包括宁远、宁锦两战时期，都不可能管理全盘战略。这也导致即便他在军事高光时期，对蒙古战略还是孙承宗、高第、王之臣等人的意见，这是他战略没有全盘贯彻的可惜之处。

另外，在整军问题上，袁崇焕缺乏孙承宗那种情商，但是更接地气。所以袁缺乏孙那种容人之量，没法做到选择最大公约数，能对马世龙、满桂、赵率教、祖大寿等人都重用；但是袁重用的人，确实得到得到的尊重支持度更高，所以关宁军战力提升更明显。某种程度来说，袁比孙更贯彻了孙说的“今天下当重将权”思路。

袁崇焕死后，他的战略思路基本被祖大寿等人全盘执行。但随着大凌河之战的惨败，形势逐渐变化，同样的战略，原有是积极防御，现在也逐步变成消极防御。主要在于祖大寿不具备战略创新能力，所以没法在形势变化情况下想出更好方略。

而洪承畴来辽东，因为辽东形势已经到了最难时候，所以努力坚持的依然这种此时已经变成消极防御的战略。

等到松锦大战失败后，辽东无所谓战略了，就是苟活了。

总结来说

在萨尔浒之战后，明朝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攻守之势异也，尽早积极防御才是最好战略。但这时候的明朝是不服气的，所以防御派不可能得势。熊廷弼这个积极防御第一人，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悲剧。

辽沈之战、广宁之战后，明朝所谓进攻派只有朝堂上完全不懂的拍脑袋决策者了，一线官员都知道能防御就不错了。这时候主要分为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区别。积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拉开纵深，靠修城逐步恢复；消极防御就是立足山海关附近。消极防御此时有市场的关键在于，后金因为自身统治问题，在广宁之战夺得整个辽东后，主动后撤放弃了广宁以西大量地区，所以明朝暂时安全，消极防御派赌的是后金不可能到山海关附近驻扎，所以就算进攻也只是打一下就回去。

这一时期积极防御派主要有孙承宗、阎鸣泰、袁崇焕、邱禾嘉等人；消极防御派主要有王在晋、张风翼、高第、王之臣等人。

而积极防御派里，关于推进到哪里、推进速度该如何，又有不同看法。

而且必须注意，这些人物的个人关系，并不能以派别划分。

比如袁崇焕作为积极防御派，与消极防御派里王在晋关系并不差，和高第也行；但同是积极防御派，孙承宗和阎鸣泰关系不佳，忠于袁崇焕的旧部也和邱禾嘉长期关系不好。

而且，不管积极防御还是消极防御，指的都是大凌河之战前。在大凌河之战后，已经没有了继续推进的可能，苟住既有之地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