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之和刘义隆都很明确的认为（元嘉时期的）北魏基本上就是骑兵强：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谏曰：“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再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上曰：“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美寇自资，彦之中涂疾动。虏所恃者唯马

至于为什么这样，刘义隆依然认为北伐有胜算，用句略现代的话说，夏秋是“泥泞”季节，暴雨倾盆是常事，有利于刘宋水军作战，而大不利于于骑兵的机动，而等到冬季北魏骑兵可以发挥的时候，刘宋可能已经奠定优势了

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

结果果然（第二次元嘉北伐）一开始，拓跋焘就各种避而不战，将战线收缩至黄河，理由大概除了刘义隆说的潮湿泥泞之外。还有马还没养肥，总之要尽量等马养好了再出战，然后到了农历十月（公历11月左右吧），北魏的确就开始全线冬季反攻。。。

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缘河谷帛。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

此外，两次元嘉北伐，宋军可以说都败于溃败，甚至可以说北魏主力（骑兵）集团一出动，都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大会战，当面刘宋军就开始主动溃退，以至于一泻千里：

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乙亥，魏安颉自委粟津济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无粮食。杜骥欲弃城走，恐获罪。初，高祖灭秦，迁其钟虡于江南，有大钟没于洛水，帝使姚耸夫将千五百人往取之。骥绐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粮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虏骑南渡，当相与并力御之。大功既立，牵钟未晚。”耸夫从之。既至，见城不可守，乃引去，遂南遁。

　到彦之闻洛阳、虎牢不守，诸军相继奔败，欲引兵还。殿中将军垣护之以书谏之，以为宜使竺灵秀硃修之守滑台，自帅大军进拟河北，且曰：“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朝廷受任之旨邪！”彦之不从。护之，苗之子也。彦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阳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势也。今虏去我犹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卒必散。当引舟入济，至马耳谷口，吏详所宜。”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动；且将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济。南至历城，焚舟弃甲，步趋彭城。

　　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头，使关内侯代人陆真夜与数人犯围，潜入滑台，抚慰城中，且登城视玄谟营曲折还报。乙丑，魏主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

考虑到宋军步兵也算是身经百战（一笔果然写不出两个宋字），到彦之、王玄谟北伐军虽然将菜了一点，但兵不可能不是主力，也不大可能对方只出动些步兵（哪怕人数很多）渡河就开始主动跑路，可能就是一看对方骑兵的规模料不能当，怕跑慢了被全歼。

此外，这是450年的情况，北魏已经入主河北（397年以后）好几十年时间了，450年以前的北魏（尤其是拓跋珪打后燕那会）只怕只会更依赖骑兵。所以的确可以认为北魏开始更依托步兵作战就是汉化改革之后，毕竟骑兵的成本或许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