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冰求鲤。

真实的王祥确实有孝顺的美名，但绝不会脱光了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

而他要这么编、这么宣传的理由也很简单：

九品中正制，「以孝治天下」，而且这种孝越极端越好。

实际上，孝行确实给王祥带来了切实的政治回报。

我们来看看这背后的权利逻辑。

东晋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正月，大将军王敦从今天的湖北鄂州举兵东下，打败了南京城的皇帝司马睿。

在他与自己的堂弟王导共同执掌朝政后，他们的家族控制了整个王朝，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马」即皇室司马氏，「王」就是两人出身的琅琊王氏。

唐人刘禹锡有诗曰：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中的「王」指的就是他们这个家族。

根据毛汉光先生考证，仅仅是在两晋南北朝这二百多年中，琅琊王氏官居五品以上的族人就有一百六十一人；

而这个时期五品以上的官员累计也就一千七百多人，琅琊王氏几乎占据了十分之一。

宋人《古今姓氏书辩证》也记载，琅琊王氏有五十多人官至宰相，二十五人官至吏部尚书，做到刺史、太守等类似今日省长、市长级别的官员更是不可计数。

更为一般人所知的是，他们在书法、文学、音乐等文化领域人才辈出，家族有一百多人名传后世，比如「书圣」王羲之，他是王敦、王导的侄子。

这个家族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人称「华夏首望」，或者「中古第一望族」。

南朝史学家沈约曾慨叹：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在将家族推上权势巅峰的那一刻，王敦、王导兄弟或许会想起这个家族的奠基人——他们的伯祖王祥，想起他如何胼手胝足地为家族积累起原始资本的故事。

王祥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祖籍琅琊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东南部的临沂市。

三国诸葛亮的家族也发源于此，史称「琅琊诸葛」，但若论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琅琊王氏可能还要远超琅琊诸葛。

王祥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为人所知：

因「卧冰求鲤」而被画入二十四孝图的著名孝子。

历史上真实的王祥却并不是这个模样。

他确实有孝顺的美名，但绝对不是迂腐之辈，会脱光了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

《晋书》载：

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王祥的后母想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河面结冰。

王祥「解衣将剖冰求之」。

据此判断，他只是解开衣服，更好地发力剖冰。

大冬天干活，是否有必要解开衣服又值得怀疑。

至于鲤鱼被王祥的孝心感动到破冰而出，更是过于夸张。

整个故事中唯一可信的，大概就是王祥确实做出了孝顺的举动，即使在大冬天，也会想办法给经常虐待他的继母弄来活鱼尝鲜。

他因为这种孝顺而被乡里称赞，继而被州郡长官邀请当官。

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个人可能因为孝顺而被察举为「孝廉」，进入官府做官。

王祥拒绝了，这是非常清醒的举动，那时乱世方起，进入仕途危险重重。

他带着继母和弟弟离开山东老家，南下安徽庐江一带隐居避乱。

直到六十岁左右，他才在弟弟的劝说下出任徐州别驾。

此时曹魏早已统一北方，曹丕代汉称帝。

这时入世当官在理论上风险更小。

王祥的这个选择，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举措都证明，他不仅不迂腐，反而有极强的务实精神，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并在恰当的时机获取地位。

「别驾」这个职位很重要，是州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首席属官。

州是当时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区。

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刺史，别驾则辅佐刺史管理行政事务，出行时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车驾，故有此称。

对时代背景稍作考察，我们就能知道王祥获得这个职位并不容易。

东汉以来，「世家大族」这种全新的权力组织逐渐孕育成型。

它以家族为枢纽，族中世代有人做官，甚至都官居三公九卿。

比如袁绍出身的汝南袁氏号称「四世三公」，家族的四代人中，都有人官至三公。

其他如东汉司徒王允为代表的太原王氏，曹魏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荀彧背后的颍川荀氏，还有司马懿壮大的河内司马氏等，都是名动天下的世家大族。

他们掌握了上至中央的三公九卿，下到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等核心位置。

与之相对的是，皇权不断衰落，不得不接受与世家大族共同治理天下的现实。

就连以用人不拘一格著称的曹操，在政治上也主要任用颍川荀氏、清河崔氏等大族名士。

唐长孺先生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中，就明确指出：

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

这些家族多是书香门第，通过对知识的垄断控制仕途晋升之道。

我们知道，在印刷术普及以前，知识被限定在竹简、布帛、手抄书等载体上，难以大面积传播。

西汉建立后，设太学，讲授儒家典籍，功臣后代或出身低微的才华卓越者都有机会入学，考试通过后可入仕做官。

东汉后期，太学废弛，知识传授逐渐转移到大家族内部。

正像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的那样：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这些家族不仅藏有典籍，还有能力传道解惑。

而后者尤其重要。

秦朝焚书坑儒后，汉时的典籍大多来自民间私藏、后人传抄，版本混乱，错漏极多，需要进行勘校、考据、解读。

往往几千字的原文，解读多至十万字。

这个专业门槛极高又耗时耗力的工作，往往只有出身大族的知识分子能够胜任。

比如汝南袁氏擅长解读《易》，弘农杨氏则专攻《尚书》。

凭借着这种读书特权，大家族的子弟入仕为官，又为下一代积累更好的政治资源与经济实力，如此循环往复，往下传递两到三代，就有可能成为世代高官厚禄的世家大族。

阎步克教授在《波峰与波谷》中做了精准的总结，他们「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了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

到了王祥入仕的曹魏时代，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趋势已经无可挽回。

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曹魏开国皇帝曹丕颁布了九品官人法，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大家族的当官特权。

根据这个制度，每个州、郡设立「中正」这样一个职位，根据门第、能力、德行三个指标，将该地士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按等级授予官职。

而中正最看中的，也是最能进行量化评价的，就是门第，也就是士人祖辈的官爵、功勋。

与世家大族对应的，则是低等士族，又称寒门。

家族中也有人当官，但多是刺史、太守府中的属官，或者县令等低阶官员，也缺乏世代积累。

家族中的人想要进入仕途，往往先是去刺史、太守府中从低阶幕僚做起，获得长官赏识举荐，才有获得正式官职的可能。

王祥就出自这样的家族。

他的祖父王仁曾做到青州刺史的高位，父亲王融则终身未仕。

到了他这一代，家族已经陷入困顿，以至于连活鱼都购买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入仕，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径就是修德。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魏晋时期，一个人可能因为德行出众而为乡里所知，进而被州、郡长官征辟入府。

而「孝」是当时最被看重的德行。

王祥隐居三十年不问世事，一出山就获得了别驾高位。

这说明在这三十年中，他的孝名始终远扬。

而且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

东汉以来，社会上就兴起一种崇隐的风气。

《汉书》说「是故清节之士，于时为贵」，清节之士指的就是不沾染官场俗气的隐士。

他们越是隐居深山，越被人认为德行高尚，到了最后，也越容易被举荐为官。

王祥的发迹路径正好暗合了这套逻辑。

至于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还是王祥有意为之，今天已经很难判断。

唯一能确定的是，孝行给王祥带来了切实的政治回报。

而且这种回馈还将在司马懿的后代掌权以后，结出更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