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婴儿时期被“贩卖”后，这些生在韩国并被收养的孩子们正在为他们的身份寻找答案。
Loading...彼得·默勒（Peter Møller）认为自己已经50岁了，但他无法确定。
他指着自己短发上的点点灰色说：“我可以从头发上看出自己不再是20岁了，但如果能知道自己的年龄就好了。”
彼得不知道自己过去五十年庆祝的生日是否是正确的日子，他对自己的身份也有其他疑问。
他于1974年从韩国被收养到丹麦，他现在认为这是一起非法收养。
大约13年前，当彼得第一次联系他的韩国收养机构为自己寻根时，他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劲。
彼得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驻外记者》节目：“我的社会关系史实际上说明了两件事。”
“第一，我是个孤儿，这意味着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但我的文件也描述了我的生母。
“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文件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可能既是孤儿，没有父母，又描述了你的生母？”
彼得说，他的收养机构霍尔特儿童服务公司也给了他两个不同的城市名称作为他的出生地，而且关于他的出生日期也有相互矛盾的信息。
如今已成为一名丹麦律师的彼得问自己：“这怎么可能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彼得也开始怀疑是否有其他被收养者也发现了类似的文件差异。
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有了空闲时间，他便联系了丹麦的韩国被收养人群体。
他说，有些社会关系史“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而另一些则日期不符。
还有一些情况是，被收养者被列为孤儿，但后来发现他们的父母仍然健在。
彼得说：“一切看起来都很奇怪，所以我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这些描述都不符合情况’。”
“我们收集了所有的故事，然后决定去韩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并提出]正式申诉......希望他们能调查此案。”
“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知情权”
韩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过往的侵犯人权行为。该委员会同意受理这些被收养者的案件。
彼得与他人共同创建的丹麦韩国人权利组织（DKRG）最初向委员会提交了51起丹麦案例。
随后，消息不胫而走。
彼得说：“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封电子邮件，因此我们决定公开我们向该委员会的申诉，让尽可能多的被收养者参与进来。”
“我们还看到了来自美国的案例、欧洲其他地方的案例、澳大利亚的案例。”
现居首尔的彼得最终协调了来自11个国家的韩国被收养者提交的375个案例。
他说，他也不断努力从收养机构霍尔特那里获得有关自己案例的信息，但一无所获。
他说：“当然，我想大多数被收养者都会尊重出生家庭不与我们联系的意愿......我们实际上质疑的是，我们的私人隐私信息是否可以成为收养机构的私有财产。”
“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让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权知道。”
对婴儿的供需
自71年前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约有20万名儿童从韩国被收养到世界各地的家庭。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孤儿院里收容了数以千计的战争孤儿和外国士兵所生的婴儿。
韩国领导人将此视为一个社会福利问题，因此将这些儿童送往国外。
1955年，一对来自美国的基督徒夫妇哈里·霍尔特（Harry Holt）和贝莎·霍尔特（Bertha Holt）收养了八名婴儿，此后，世界对收养韩国婴儿的兴趣骤增。
随后，霍尔特夫妇成立了韩国最大的收养机构，并不断登上头条新闻。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更多的收养机构相继成立，国际收养成为他们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
与此同时，韩国几乎没有社会福利支持：未婚母亲羞愧下交出新生儿，贫困家庭别无选择。
还有证据表明，一些孩子是被偷走的。
韩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1985年是收养儿童的高峰期，当时有8837名儿童被送往国外，平均每天24名。
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注：当时首尔称为汉城）期间，当时全世界的媒体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婴儿描述为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
从那以后，海外收养韩国婴儿数量逐年下降。2022年，142名韩国儿童被海外收养。
“一切都无从证实”
长大成人后，许多被收养者对韩国产生了向往之情，于是踏上了回国之路。
他们想与一个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国家建立联系。
并不是每个韩国被收养者都想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很多人会这样做。
1982年，玛丽·鲍尔斯（Mary Bowers）在婴儿时期被收养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
出于对韩国生活的好奇，她于2020年搬到了首尔。
现年42岁的玛丽说：“绝对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建立了很多联系，感觉非常好。
“但也有一些日子，我只能平躺在地上，无法呼吸，无法动弹，什么都处理不了。”
玛丽说，她的养父母被告知她的生母是一位单身母亲，因为太穷而无法抚养她。
然而，玛丽搬到首尔后，去东方社会福利会收养机构查看她的档案时，却发现了“相互矛盾的信息”。
“我的养父母以为他们[收养孩子]是在做利他的事情，但他们得到的说法完全是假的，”她说。
“美国移民要求的所有文件都将我归类为孤儿，[没有]我父母的记录。
“但在同一份文件的英文翻译中，有两个人被认定为我的父母......我母亲也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切都说不通。”
Loading...玛丽说，在过去几年里，她曾多次回到东方社会福利会试图澄清这些差异，但从未得到任何解释。
她说，工作人员最终告诉她，他们曾试图联系她的生母，但没有成功，她的案件现已结案。
“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的文件中列出了我母亲的两个名字，他们联系了谁？我不知道，”玛丽说。
“或者说，如果我被列为孤儿，那还有什么父母可以寄信去呢？
“我要求他们提供寄信的证据，但他们不给我任何收据，我要求他们提供经过编辑的收据，他们也不给我编辑过的收据，一切都无从证实。”
收养故事中出现的“令人警惕的模式”
玛丽在首尔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但她一直在为自己身份的困惑而苦恼。
当她听说彼得·默勒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投诉案件时，她知道自己也必须提交自己的故事。
她加入了一个名为“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AUSKRG）的组织，这是一个由通过东方社会福利会被收养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人士组成的团体。
“找到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让我的经历得到验证，就好像‘等等，这也发生在我身上’，”玛丽说。
“你并没有失去理智。你没有发疯。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让我感到更加自信和有理智。”
在听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接受了丹麦的案例并愿意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案例后，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于2022年底成立。
距离委员会规定的最后期限只有三周时，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提交了16个案例，此后又收集了更多案例。
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在提交案例时说：“虽然每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出现的令人警惕的模式让我们相信，我们发现的问题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
“早就应该开展调查，揭露过去和现在收养行为中的真相和伦理。”
澳大利亚被收养者“问题多于答案”
几十年来，共有3,600名被收养者送往了澳大利亚。
从韩国被收养到澳大利亚的蔡（Chae）就是将其案件提交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成员之一。
蔡的收养档案中列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是单亲母亲所生；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已婚，但在婚外情中怀孕，迫于压力放弃了孩子。
蔡说：“当你试图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试图找到自己的家人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线索让你很难调和。”
2023年，当蔡前往首尔寻找他的亲生父母时，他走进了他的收养机构东方社会福利会，试图查看他的档案。
他说，工作人员把一个装有他的文件的大文件夹拿到办公室里，但有一半内容都不允许他看。
他说：“这让我很沮丧，也很难堪，当我试图向东方社会福利会澄清事情时，我带着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离开了。”
现年33岁的他渴望得到答案。
他说：“在我作为一名被收养者的生活中，我一直苦苦挣扎于自己的身份。”
"身份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通过调和我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幸福感和归属感。”
翻阅数十年的档案
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案件的被收养者对调查工作寄予厚望，希望能找到韩国收养历史背后的真相。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跨国收养小组的首席调查员艾米·郑（Amy Jung）说，她和她的同事们对此深有体会。
“我们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我们并不介意这种压力，”她说。“这促使我们更有责任感，并以最谨慎的态度开展调查。”
郑女士说，到目前为止，由于“包括媒体在内的外部影响”，韩国的四家收养机构“别无选择，只能与她的团队合作”。
“尽管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某些要求有些犹豫，但他们还是愿意与我们合作，”她说。
“我们的调查人员进入收养机构的档案室亲自查找记录，我们检查了他们的文件归档系统和存储方式，并逐页扫描并存储了申请人的文件。”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在明年之前提交调查结果。
郑女士说：“调查结束后，结果将显示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人权是否受到侵犯。
“我们将向可能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或收养机构提出建议。”
“我们几乎是被卖掉牟利的”
提交了自己案例的被收养人希望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也能关注这些钱。
玛丽说：“我想，也许在朝鲜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人们可能出于人道主义需要为孩子们寻找家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养机构发现人们愿意花大价钱收养孩子。
“我们几乎是为卖掉牟利的。”
海伦·罗（Helen Noh）是一名退休的社会工作教授，曾在1981年受雇于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担任了一年的社会工作者，她也认为其中存在着利益驱动。
罗教授说：“在我工作的时候，[收养家庭]为一个孩子支付3000美元（约合4609澳元）。
“对于像我这样的社工来说，这比一年的工资还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收养应该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但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而是以收养机构的利益为出发点。”
罗教授在霍尔特的工作是为这些儿童与西方家庭牵线搭桥，她说当时她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
在随后的几年里，当她开始对韩国的跨国收养做法进行学术研究时，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我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研究得越多，我看到的问题就越多，”罗教授说。
“母亲被逼迫将孩子送人收养，有时亲戚、祖父母、伯伯、婶婶会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孩子送人收养。
“收养机构会拜访医院或妇产医院，留下名片并告诉他们‘如果你有某个孩子的家庭可能有问题，请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收养机构也会为了一个孩子交给这些医院和妇产医院一些钱。
“据我们所知，在很多案例中，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被告知，当孩子出国后，他们会定期收到照片和信件，当孩子长大后，他们就会回来。
“但一旦孩子走了，[收养机构]就拒绝与他们交谈了。”
韩国的清算
《驻外记者》节目多次要求采访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和东方社会福利会，并向两家机构分别发送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但均未得到答复。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韩国政府表示正在等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指出了近年来取得的进展。
声明说：“除了对过去案件的调查之外，韩国还继续努力加强在收养方面的国家责任，并一直在为批准《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海牙公约》做准备。”
“韩国认为，必须坚持儿童应在其家庭和原籍国得到最佳保护的原则。”
《海牙公约》是一项国际条约，规定跨国收养是最后的手段。
任何案件都将由政府根据国际标准进行管理，而不是通过私人收养机构。
被收养者权益倡导者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但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该公约是否得到遵守和执行。
他们还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议能带来更多改变。
玛丽说：“我希望看到对所发生事件的历史性承认、政府的正式道歉以及对所发生事件的某种补偿。”
彼得说，他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将“导致停止从韩国收养儿童”。
他说道歉“太容易了”，相反，他希望得到答案和真相。
彼得还说，他对非常同情养父母感，认为他们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我的养母非常抱歉，有一天她对我说：‘彼得，我想说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他说。
“我说，‘你当然不知情。这不是你的错。这是贪婪的人为了钱而做的’。
“很多很多人问我，‘你在丹麦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不忘掉这些事情呢？’我想，我是在丹麦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好与侵犯人权和买卖儿童是两件事。”
在被收养者群体中找到新家庭
蔡说，他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密切关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他说：“我个人希望澳大利亚对跨国收养进行调查。
“不仅是韩国，还有其他来源国，它们也有侵犯人权或类似做法的嫌疑。
“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始调查以来，[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对跨国收养进行独立调查，我很希望看到澳大利亚政府也能做些什么。”
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于说，它将“静观委员会的建议，但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它“意识到人们越来越关注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的时间范围内发生的以前从大韩民国收养儿童事件的合法性”。
社会服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说：“社会服务部承认，跨国收养受到非法或违法收养行为的影响，这些被收养者终生都会面临挑战。
“澳大利亚没有立即展开调查的计划，但将密切关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如果采取任何后续行动，将与各州和领地的政府密切合作。”
澳大利亚将继续为从韩国收养儿童提供便利，“如果《海牙公约》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包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义务得到遵守的话”。
对于许多来自韩国的被收养者来说，试图找到自己的根并了解自己到底是谁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他们说很少有非收养者能够真正理解这一点。
蔡说：“被收养者已经长大成人，有了亲身经历，我认为在我们展望未来时，重要的是我们要回顾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并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被收养者和他们的亲生父母。”
他说，他在被收养者群体中找到了“家”。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们是最不可思议的人，我知道他们会一直支持我。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但我现在仍为自己是一名韩国被收养人而感到自豪。”
制作团队
记者: Mazoe Ford
制片人: Victoria Allen, Matt Davis
照片与视频: Matt Davis 和 Phil Hemingway
网络制作: Megan Mackander
制图: Shakira Wil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