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12月10日，哈维尔·米莱就职阿根廷新一任总统。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在竞选期间提出了激进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例如削减公共支出、关闭阿根廷中央银行（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de Argentina，BCRA）、用美元取代阿根廷比索等。半年过去，这些“药方”效果如何？
2024至2027这四年里，阿根廷就面临989亿比索和326亿美元本外币到期债务的双重威胁。目前阿根廷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达443.77亿美元。而阿根廷仅有28.03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算上欠巴塞尔银行、中国货币兑换的外汇等，阿根廷的外汇储备为-73.26亿美元，显然无法堵上这个窟窿。
为了还债，米莱政府采取了出售公共财产、削减公开开支等政策，政策一出反对声音如潮。最近的一次是，4月23日，数十万阿根廷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紧缩公共支出的政策。
那么，如何理解当下米莱疯狂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米莱的改革能否解决阿根廷积弊已久的债务危机？本文将逐步展开来谈。
米莱的改革
米莱任阿根廷总统以来，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以重建阿根廷经济和归还巨额外汇债务：停止发行本币、产品出口优先、出售公共资产、减少公共开支，以及将国内重要产品和物资价格国际化等。下面，我们逐一来分析。
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米莱在去年11月的一次竞选活动中，举起一张带有他肖像的巨型美元钞票
A.推行货币美元化停止本币发行
阿根廷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过低，通货膨胀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下令禁止囤积美元，并要求商业银行出售其投资组合中持有的美元，以维持其由于通胀带来的生活水平或为公司利润水平的下降，同时政府可以获得美元。
阿根廷政府资金严重缺乏，因为每当有美元流入时，阿根廷中央银行就会发行本币，但那些出售美元的居民和企业所收到的比索最终又会通过发行公共债券而被国库吸收。这些公共债券以比索为单位，可根据通货膨胀、官方美元贬值或以上两者（双重债券）进行调整，吸收比索，而国库（这一发行公共债券的机构）则利用这些资金从中央银行购入美元，以此来偿还外债。
正因为如此，黑市的比索兑美元的汇率价格都在下跌，而官方美元的汇率价格每月上涨约5%。同时，阿根廷政府债券以及阿根廷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的公司股票收益率也在上升。
国家财政部不需要阿根廷中央银行的直接融资（在当地市场上投放可调整比索计价的政府债券便可获得资金）。
由于阿根廷现在不发行货币，物价又普遍上涨（2023年12月7日至2024年3月22日期间物价上涨了75%），国家实际货币余额减少，这反应在基础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并投入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的数额变化上：在此期间基础货币仅增长了11.8%，而私营部门的信贷增长了17.4%，通货膨胀率为75%。
IMF的《2024世界经济展望》预计阿根廷的年通胀率将达到249.8%
哈维尔·米莱敦促中央银行将比索发行量控制在最低水平，限制其经济职能，这样一来便可通过居民的美元储蓄实现经济美元化。
出售居民“储蓄”的美元现已成为个人、公司和公共部门的主要资金来源。
然而为了确保比索与美元的兑换畅通无阻，阿根廷需要更多的美元流入，因此如今产品出口成为了重中之重，阿根廷大量出口谷物及其相关衍生品，以此为渠道获取国家所需要的外汇。
B.出口优先
这是现在阿根廷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出口商赚到的美元可以按官方汇率（1美元=900比索）结算80%，按h汇率（1美元=1085比索）结算20%；但另一方面，以此结算的最终价格并未达到预期，因而大豆和玉米生产商、囤积商和贸易商等不抛售全部头寸的原因。
另外，阿根廷持续高温，洪水泛滥，气候问题十分严峻。以玉米为例，害虫“类叶蝉”肆虐，罗萨里奥谷物交易所预计2024年玉米收成将大幅下降。去年交易所预计2024年玉米收成能达到5700万吨，而现在的预估则为约4000万吨（按芝加哥市场价格每吨180美元计算，少收1700万吨，意味着少出口约30亿美元）。
2024年3月初，现任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与阿根廷主要粮食贸易商总经理举行了会议，但会议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尽管如此，出口仍会进行，因为与会粮食贸易商之一维特拉（（Viterra）是阿根廷第一大粮食出口商，贝莱德（BlackRock）持有其股份，而贝莱德又是路易斯·卡普托部长和阿根廷央行行长圣地亚哥·鲍西利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安科拉丁美洲”的主要客户。
C.出售公共资产
如今，阿根廷政府急需解决缺乏外汇储备这一问题，而解决方案便是出售公共资产，要确保上述方案可行，政府则需要制定相应法律条文，即米莱上台后所制定的《国家改革综合法案》。
例如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对阿根廷国家银行颇感兴趣，因此国家银行现任董事会聘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研究将阿根廷国家银行专制为一家股份公司。据相关人员称，这套专制方案开出的售价价值连城。
米莱政府制定的《综合法案》还设立了大额投资制度（RIGI），投资额制定为2 亿美元及以上，可以是新投资，也可以是扩大现有发展规模的再投资，投资领域则包括如碳氢化合物、采矿、农产工业、基础设施、林业、技术等有活力的经济部门。
同样，政府还将全部或部分出售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和公共资产，以此为渠道为国家带来外汇。
D.减少公共开支
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承诺，将202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2.17%的起始赤字转变为202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贸易顺差（以比索计，相当于要获得约93亿美元的贸易盈余）。政府需要这笔贸易盈余来偿还不小于GDP3.4% 的债务。
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税收（包括国内税和社会保障税）正在减少，要想偿还债务就要迫使缩减公共开支。因此，2024年3月27日周三正值复活节开始之际，阿根廷不同地区大刀阔斧地以非正规方式进行数千次裁员。
米莱上台后掀起了巨大的“解雇浪潮”。阿根廷国家工人协会（ATE）称，截至2024年3月27日，国家各部委、秘书处、不同部门和地区中共有4969名员工被告知要被解雇。但总统发言人指出，国家裁员的人数将是米莱原计划的20%（米莱原计划将裁撤国家行政机构70000名员工），而现在估计约有15000名员工将被裁员。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部门工人集会“祖国不应变卖”公开表示：“警察多次在没有事先通知或正式沟通的情况下进入公共场所，干扰工人集会。甚至在阿根廷人权事务部秘书处一名官员的随身警卫人员曾试图拿出枪支。我们除了揭露并谴责这些暴力行为之外，还须指出，如今政府的许多解雇行为都是违宪的，这打破了就业市场的平衡，甚至一些工龄超过20年的员工也被波及。”
除此之外，米莱政府制定的《综合法案》还通过操纵养老金流动性指数调整了养老金和退休金的发放，约有720万人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养老金和退休金发放的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再是2023年的9%，而是变为了7%。
公共工程、社会项目、向各省和大学的补贴与资助等也遭受了类似的削减。
E.重要物资价格国际化
阿根廷土壤和海洋资源丰富，开采石油、天然气、各种矿产以及食品的成本低于国际平均成本，但鉴于目前的汇率，政府计划调整水、气、电和食品的关税，与国际价格接轨。
阿根廷使用“基础总篮子(CBT)”来衡量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最低开销，而这一指标会受到大型贸易公司定价的影响。因此，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于3月8日周五及3月11日周一分别和这些大型公司经理及各大超市负责人召开会议，在会上卡普托宣布国内此类商品的国际价格为上限，所有影响“基础总篮子(CBT)”的公司和超市定价均不能超过这一上限，否则政府将开放进口与其竞争。
3月15日周五，卡普托通过阿根廷中央银行向公司和超市发布消息，政府将提供足够的外汇以确保相关公司和超市在30天内完成价格调整。此外，阿根廷政府还决定在120天内暂停对基本食品和用品（乳制品；牛肉、猪肉、家禽、羊肉；耶巴马黛茶；糖；小麦粉；大米；橄榄油和葵花籽油、清洁用品和洗漱用品等）的进口征收额外的增值税和所得税，通过外币兑换和税收调整的方式对进口商进行补贴。
政府告诉这些大型公司，如果生产成本过高，那就裁撤员工并进口商品。这就是对大型公司和超市的建议：进口以及裁员。至于中小型企业，那就关门大吉吧。国家的规模小一点不好吗，这样政府便可以用税收购入美元来还债，同时进口那些国内市场无法生产的商品。
米莱的精神导师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认为，美国应该为国内消费者生产商品，倘若国内卖不出去，那就选择出口，如果还是行不通，就应该停止生产，市场会重新分配资源用于其他生产。
而米莱所采用的模式则是把出口摆在首位，如果国内产品无法出口，那就以国际价格在国内出售，如果仍然卖不出去，就停止生产。米莱政府完全无视阿根廷国内的失业率和贫困率，于他们而言，失业和贫困仿佛并不存在。
米莱政府的规划是尽可能减少国内消费，以增加矿产、能源、饲料和粮食的出口。但是，消费的减少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因为阿根廷生产产品的70% 以上都是在国内市场上销售。消费减少得越多，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幅度就越大。这种模式只会让阿根廷陷入恶性循环，为了偿还外债最终的结果便是商品价格受到控制，进口越来越少，而出口越来越多，农业、金融和出口模式都会受到影响。
“进口替代工业化”曾见证了阿根廷的辉煌
阿根廷的出口依赖型发展模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经济学中，我们将“生产矩阵”模型定义为一个社会如何在给定的时间和价格下进行组织，来生产特定的产品或提供相应的服务；如何利用其可支配的资源（或开发新资源）进行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更大的经济附加值，创造财富，并同时达成共同利益、机会均等与社会进步。
二战后，阿根廷的经济以“进口替代工业化（ISI）”为主导（这种发展模式从1930年经济危机后的“皮内多计划”中便可见一斑）。
1943年至1974年间，阿根廷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4%，越来越多的无业人口和移民变为了工人，在社会和工业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74年，阿根廷成为了美洲大陆上一体化程度最高、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矩阵”模型。
1970年间，阿根廷已经开始通过出售开司米织物、无缝钢管、钢材和铝材来代替工业进口，1973年，阿根廷的汽车公司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售汽车和零配件。因此，“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模式在当时越来越为人所接受，尤其在见证了国家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后更是成为了阿根廷主流的发展模式。
“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旨在加强国内商品的生产，以国内生产的工业品代替进口产品。这样一来，阿根廷便无需再依赖自然资源等原材料出口以获得经济增长。为此，政府为初级产品增值活动减税并/或提供资金，同时对土地和显性财富征税。
“进口替代”模式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要依赖工人的力量。然而，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采掘主义盛行，农业和金融出口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阿根廷只能屈从世界经济的要求：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粮食和原材料，并进口除原材料之外的所有产品。
这一举措让阿根廷负债累累，统治阶级榨取了所有利益，变得越发富有，而阿根廷民众则被迫为沉重的债务买单。资金短缺使得国内生产窒碍重重，国内市场也逐渐低迷，这迫使阿根廷优先将产品销往国外，形成了恶性循环。
依赖型经济导致负债累累
军事独裁期间，从债务中获益的大型经济集团（如Rocca-Techint、Eurnekian、Pérez Companc、Bulgheroni等）、农业出口部门（也与上述集团和外国企业有关联）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三者均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接受军事独裁时期遗留下的约436亿美元的债务，不再就其展开调查，并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支付所有费用。
面对激进派政府坚持接受全部外债的要求，1985年2月18日，时任阿根廷经济部长贝尔纳多·格林斯潘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阿根廷代表华金·费兰从经济部解职。第二天，时任总统阿方辛要求格林斯潘辞职，阿方辛与地方经济团体达成了一致，计划履行偿还外债的义务。
然而外债规模如此之大，利率如此之高（以美元计，年利率约为16%），1985年至1988年间阿根廷的全部贸易顺差（85.3亿美元）都还抵不上债务利息的增长。1988年，外债总额达到了632亿美元。债务仿佛无底洞，不论怎么填补都无济于事。
无力偿还外债意味着激进派政府不得不停止对大型国有承包商的补贴（减少公共工程、限制工业发展、减少税收优惠、增加关税、限制外币兑换等）。这引发了巨大的通胀压力，导致了198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人们饥不裹腹，超市被一抢而空，国家一片乱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卡洛斯·梅内姆于1989年七月提前就职，担任阿根廷总统。
梅内姆上台后颁布了《国家改革法》和《经济紧急状态法》，大力推行公共财产私有化。梅内姆全面开放市场，鼓励外资流入，而国有财产私有化等政策也为阿根廷带来了经济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内姆施行固定汇率，比索按照1∶1的汇率钉住美元。然而这一举措也使得阿根廷外贸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了2001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方面，政府为了鼓励私有化，减免了企业的债务以帮助其发展，然而代价却是公共债务的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同时推行“自愿退休计划”，员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下岗，这当然能够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加收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失业率和贫困率的飙升，无数工人陷入失业，社会贫困阶层不断扩大。
梅内姆执政期间资本外逃现象明显，从中也可判定比索美元1：1的固定汇率制不再适用。2001年，阿根廷外逃资本高达299.13亿美元。那些在军事独裁时期从债务中获益的商人再次在阿根廷市场上签订外币债务合同，并全盘采用固定汇率制，以1比索兑1美元。
然而阿根廷比索贬值已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2002年四月，在平行市场和巴拉圭市场上，1美元可以兑换4比索，这对比索的购买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索贬值的结果便是债务人受益，因为只需偿还原定债务的四分之一。
历史正在重演
之后的十年中，阿根廷的国内市场、生产和就业得到了恢复。政府将债务证券换成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指数挂钩的新债券（用本国货币取代外币证券）以解决债务危机，这一举措成功将外债减少了65%，即613.5亿美元，而政府需要偿还的债务总额为204.5亿美元。2006年1月3日，阿根廷政府用大豆出口积累的国际储备提前支付了95.3亿美元，全额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所有债务。
2015年12月，中右翼“变革”联盟成为了执政党，外债急剧增加。国内市场和比索已无法满足国库的财政需求，因此政府开始通过借外债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变革”联盟执政期间，阿根廷的外债增加了超过1000亿美元。当时任经济部长马丁·古兹曼询问《号角报》（Clarín）员工马塞洛·博内利这些资金都流往何处时，答案显而易见：流往国外。阿根廷上层阶级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中饱私囊，平民百姓却要为此付出代价，被迫承担偿还利息的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阿根廷建立了延期授信信贷，在备用金季度资本分期付款的每次到期时都会向阿根廷提供贷款，并将于2026年支付首笔资金。而达成这一信贷的条件则是2020年8月31日与“外国债券持有人”签订的债务交换协议，协议规定阿根廷将支付债务利息，并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分期摊销资本。
图：截止2024年4月2日，IMF欠债最多的几个国家，阿根廷位居榜首。
2019年，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执政期间遭遇新冠疫情，医疗援助支出加剧了阿根廷的财政赤字。在这样的境况下，阿根廷政府并没有选择对债务进行调查，也没有制定更好的偿债条件，而是通过在国内市场上发行比索债券，但可根据通货膨胀率、美元汇率或两者进行调整（是一种双重货币债券），以此来弥补财政赤字。比索债券总金额达575亿比索，远远超过了阿根廷的外债总额。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第四季度的数据，阿根廷贫困率为44.8%（贫困人口为16,650,000人，主要是儿童和老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3.8%。
2022年8月30日，马克·斯坦利（Marc Stanley）大使在阿根廷美洲研究中心（CEA）的年度晚宴上解释了政府为偿还公共债务所选择的道路：“阿根廷可以向世界提供能源和食物，通过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来帮助自身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乌肯省巴卡穆埃尔塔山区的油田可能会吸引美国的额外投资，促进我国商品出口，稳定我国经济发展，并同时为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提供急需的能源。”
阿根廷找到的“出路”简单明了：将重心放在能源和粮食的生产与出口上，并利用这些收入偿还债务、进口其余商品，这种对外依赖的发展模式在米莱的改革中再一次被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