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部将在7日召开第3次碳费费率审议会议，全国工业总会6日针对这次会议先行提出九大关切。工总呼吁，碳费制度应有环境、经济与社会面的通盘性考量；此外，自主减量计划及指定目标也应有合理设计。工总指出，将在近期邀集相关公协会与高碳泄漏风险的业者，共同检视碳费三子法并提出产业界意见。

工总指出，环境部加速于4月29日预告「碳费收费办法」、「自主减量计划管理办法」以及「碳费征收对象温室气体减量指定目标」等碳费三子法，其中虽然针对纳管对象设计过度转型机制，以及自主减量适用之优惠费率级别，但相关配套细节并未考量产业跨国公平竞争与实务可行性问题，如此将无法协助业者实质减碳，工总甚表忧心，除将在近期邀集相关公协会与高碳泄漏风险的业者，共同检视碳费三子法并提出产业界意见外，也在第3次碳费费率审议会前，提出以下关切：

碳费制度应有环境、经济与社会面的通盘性考量

制度的设计与配套牵一发动全局，相关措施如自主减量计划、指定目标、优惠费率、高碳泄漏风险产业认定处理，以及减量额度扣抵等均会相互影响，然检视目前子法草案相关规定，缺少借镜产业实务减碳经验。

(一)碳费冲击最直接看的就是实质支出对产业影响，因此从费率与配套措施的搭配可见端倪。以自主减量计划、指定目标与优惠费率为例，倘优惠费率给予大幅优惠，但指定目标却是无人能达到，那「自主减量计划」形同虚设，看的到吃不到，对于产业实质减碳毫无帮助，徒增成本而已。

(二)我国为出口导向国家，碳费应考量跨国公平性，确保厂商单位产品负担碳成本与竞争国一致，以免影响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竞争对手国之高碳泄漏风险产业，如水泥、钢铁及石化业，实际上都有保护措施而未实质支付碳价(如欧盟、韩国)，或价格较低(日本)。因此，费率不应该高过我国竞争对手国。

(三)碳费制度应参考背景条件相近之亚洲邻近竞争国设计，而非能源与产业结构与我国相差迥异的欧盟国家。欧盟碳价高的国家，如瑞典、挪威，因地缘优势，其再生能源及核能占其能源结构超过9成，也不以出口导向制造业作为产业发展策略，此与我国能源或产业结构差异大；若检视再生能源仅27%，且以制造业为主的波兰，则无论碳税或排放交易之实质碳成本，都不到新台币100元。

(四)征收碳费对经济与社会均造成冲击，应给予产业充分因应时间，而非贸然上路，如日本自2012年征收碳税，共分三阶段才逐步提高碳税费率至新台币61元；而新加坡碳税费率从2024年起调升，但已提前3年告知厂商，并于相关配套措施完善后再给予1年时间，以利厂商充分因应。

(五)课征碳费是希望透过碳定价引导产业使用低碳原物料或制程技术，但如果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则碳费费率再高，都无法达到造成减碳的政策目的，相对的只会损害国力。

(六)碳费冲击评估应包含产业承受能力及物价上涨冲击的考量，并非任何成本在现实面都能完全转嫁，尚须考虑产品价格对竞争力影响。当碳费成本超过公司净利且无法完全转嫁，则高额的碳费将会是公司沉重的负担，甚至使其转盈为亏，导致公司降薪、裁员，甚至衍生失业问题。钢铁、石化业属产业碳关联性高行业，相关就业人数约150万人，降薪或裁员将影响150万户家庭，近全台20%人口，因此碳费整体制度规画须谨慎。

自主减量计划及指定目标应有合理设计

(一)早期投入减碳的产业，后期减碳更困难；因此，减碳基础的基准年设定非常重要，加上排放量高低会受产量订单影响，减量边际效益会产生递减。环境部拟采2019至2023年的5年平均值为基准年排放量，但该期间适逢新冠病毒爆发及俄乌战争，并非业界常态生产状态，无法反应具体产能及排放量。基准年设定宜保留较大弹性，避免各产业因景气差异，造成减碳难度，建议可以参考空污许可证作法，采2017至2023年任选3年取平均值，以保留弹性。

(二)如果以2019至2023年的平均值为基准年，指定目标皆要求减量30%，若A厂于2019年前已投入减碳，但B厂却尚未开始，则两者减碳30%的难度显然不同。应将产业早期配合政府政策所投入减量成果并入基准年计算，才可以解决产业先减先输的不公平问题。（如产业于环境部及经济部共同见证下，自2006年来辅导产业减量之自愿减量绩效）

(三)减量措施效果无法立竿见影，因此碳费应每年结清。建议前期仅检视减量措施执行进度，不设定每年削减率目标，若该年度符合执行进度，则当年度应适用优惠费率计算并结清，后续不得再要求追缴。目标年同步检核减量幅度时，倘遭遇非厂商可控因素，如全球景气影响、基础建设进度不如预期，以致无法达标，应保留一定弹性。考量厂商确实已投入减量措施并付出成本，建议若减量达一定减量比例，仍可适用优惠费率缴交碳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