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24年5月7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加特纳剧院首演。几乎完全丧失听力的作曲家并未像往常一样指挥自己的交响曲，而是改由他人代劳。两百年过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这部作品的热度和意义不减当年。

关于“贝九”的艺术价值，历史意义，唱片版本，两个世纪来音乐学家、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奋笔疾书，著作等身。然而一些事关“贝九”的有意思的冷知识，可能少为国内读者所知。在此不妨借此百年一遇的机会，抛砖引玉。

排名第二的“洗脑歌”

英国《BBC音乐杂志》擅长以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排行榜而长期占据乐迷注意力，2016年9月刊亦是如此。当期杂志邀请151位全球知名的指挥家，其中不乏西蒙·拉特和马琳·阿尔索普等名家，投票选出自己觉得最伟大的交响曲。杂志继而根据每位指挥提交的榜单，总结梳理出有史以来20首最伟大的交响曲，依次排名。

BBC音乐杂志评选二十大交响曲

猜猜“贝九”排第几？

排第二。杂志对这部作品的伟大特质言简意赅地评价道“只有最厉害的天才，才会想到把慢乐章放在第三乐章而不是第二乐章，这样的话就能更加衬托出随后的高潮，这招被马勒就借鉴过去了。也就是说，头三个乐章已经奠定了作品的伟大。然后就是第四乐章《欢乐颂》，绝对属于十九世纪的‘洗脑歌’。归功于第四乐章，贝九的影响力才直至今日”。

顺便说一句，排在第一名的是贝多芬走出阴霾的《第三交响曲》。看来，能打败贝多芬自己的，只有贝多芬。

50英镑委约

那贝九是怎么来的呢？英国皇家爱乐协会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1815年，时任英国皇家爱乐协会董事之一查尔斯·尼特（Charles Neate）从伦敦远赴维也纳，和贝多芬见了一面，还带回了三份贝多芬给他的“见面礼”，分别是《雅典的废墟》作品113，《史蒂芬王》作品117，《命名日序曲》作品115。如果你从来没听过这三部作品的标题，完全不用惊慌，因为这确实不是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产出。

尽管如此，这些音乐已经足以让英国社会为之倾倒。于是协会董事局拟邀请贝多芬于1817年到伦敦指挥自己创作的两首交响曲，可惜谈判没有成功，计划破产。尽管如此，为了向协会支付的50英镑委约费表示感谢，贝多芬于1824年将第九交响曲的一叠手稿寄给协会，并在封面亲笔题词“为伦敦的皇家爱乐协会而写”。

贝多芬献给英国皇家爱乐协会的第九交响曲封面题词

这份手稿如今珍藏在大英图书馆。

算上通货膨胀，1824年的50英镑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五十万元。

1826年，当协会得知贝多芬卧床不起，急需用钱时，又汇了一百英镑给作曲家“以用做不时之需”。汇款一路辗转，作曲家辞世前两天才收到款项，他在病榻上让自己学生代为转达，对慷慨的协会表达了感谢。

委约和接济贝多芬成了英国皇家爱乐协会成立两百多年来最大的KPI。

辞旧迎新

贝九是一部开天辟地的作品，它终结了维也纳古典乐派，叩开了音乐史通往浪漫主义的大门。作品辞旧迎新的意味后来被人们以一种更为简单易懂的形式发扬光大，那就是：辞旧迎新。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人们总是习惯于在三拍子的圆舞曲中度过。通过电视转播，拥有全球数亿观众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个中先进。

与此同时，有一种与圆舞曲分庭抗礼的新年音乐会传统，那是演出贝九。每年当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金色大厅奏响“蹦擦擦”时，维也纳交响乐团都会在维也纳音乐厅演出贝九。于是，贝九作为对舞曲的正面硬杠，宣告着新年音乐会的另一种声音，既严肃又庄重。

日本乐团惯以演出贝九迎接新年

这种做法在日本更为流行。新年档期演贝九在日本广受吹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18年，由德国战俘在德岛市的战俘营演出此曲。决定性的时刻在1940年12月31日。那一天，指挥家约瑟夫·罗森斯托克指挥日本新交响乐团演出了“贝九”，一方面是庆祝日本建国2600周年，也无心插柳地奠定了此曲在日本迎新必演的地位。日本将“贝九”尊称为“大工”（意为大祭）。

辞旧迎新的意义还体现在贝九在重大历史节点，在重要音乐场合的出镜率。

埃斯特班·布赫的著作《“贝九”政治史》，精妙讲述了自1824年首演以来这部作品在关键时刻频频现身。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音乐会，到2014年的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音乐会；从1872年瓦格纳为拜罗伊特节庆剧院垒下奠基石音乐会，到1951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在战后的废墟中浴火重生的开幕音乐会，都有此曲身影。

继而，2009年7月杭州爱乐乐团成立，2019年8月基里尔·别特连科上任柏林爱乐乐团的就任音乐会，上演的曲目都是贝九，象征着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贝九马拉松

日本可以说把在新年档期演出贝九做到了极致。人们在东京的三得利音乐厅，可以从圣诞节开始听贝九现场，一路听到除夕夜。

从三得利音乐厅的档案有记载起，这种传统就显而易见。1995年12月25日，吉拉德·波塞指挥新日本爱乐乐团演出了此曲；次日，让·富尼埃指挥东京都交响乐团接过接力棒；28日，十束尚宏指挥东京市爱乐乐团再下一城；29日，秋山和庆指挥东京交响乐团为当年的贝九马拉松画下句号。

更为夸张的是2018年12月22-27日，指挥家马略克·雅诺夫斯基一连指挥乐团上演了五场新年音乐会，曲目清一色全是“贝九”，足见人气。

如果想一口气把贝九听爽听饱听撑的乐迷，不妨在圣诞节前后去一趟东京，相信会是一番终生难忘的经历。

激光唱片

贝九对现世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正能量爆表的寓意，也体现在人们熟知的激光唱片格式中。

当录音工业从模拟格式的磁带向数码格式的激光唱片转型时，一个重点就是建立标准，比如激光唱片的大小，厚度，最关键的是容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索尼和菲利普发起的激光唱片直径为11.5厘米到12厘米。但两家厂商都知道，想要让自己的产品被业界接受，最重要的是被当时乐迷追捧有加的指挥家卡拉扬认可。卡拉扬开出的条件，便是激光唱片需要让乐迷一口气听完当时演奏时间最长的贝九。一查下来是富特文格勒1951年指挥的版本，播放时长为74分钟。

由此，激光唱片的“额定”容量便为74分钟播放时长。

唱片里的贝九

在这一为贝九应运而生的录音载体上，乐迷能找到成百上千的录音，继而进行版本比较从而选出的最爱。

然而我们怎能忽略来自中国的贝九录音？

至少有四套录音可供感兴趣的乐迷鉴别收藏，他们都来自中国指挥家和乐团。中央乐团曾经在五位指挥家执棒下录制过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包括贝九。录音以磁带的方式发行。

指挥家陈燮阳是推广贝多芬的功臣，他有两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第一套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唱片厂录制；第二套源自上海星期广播音乐会，为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现场录音，有激光唱片问世。

上海爱乐乐团亦有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录音，由张亮指挥，均为现场录音，时逢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之际在上海以激光唱片和黑胶的形式发行。

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灌录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唱片

由此，这四套全集录音中收录的贝九，代表着中国之声，传递出人类的普世之音。

(作者系澎湃《上海文艺》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