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压力与冲击，“强美元”下多国货币对美元的大幅贬值无疑名列前茅。印度卢比、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行，连韩国和日本货币的对美元汇率也未能幸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0日元兑1美元，再次刷新1990年以来新低；韩元对美元汇率也跌至近1380韩元兑1美元。

即便经济发展实绩突出、普遍被视为“优等生”的东亚各国都感受到了压力，遑论经济远不如东亚、社会凝聚力落差更为显著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了。但从长远来看，与1980年代不同，今日之“强美元”冲击给亚洲，特别是中国带来的不过是暂时性压力，带给美国的却是长久风险。

从输入型通货膨胀高企到资本外逃压力，货币汇率显著贬值对许多国家经济、民生造成冲击。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决定了亚洲经济体最优负债率高于美欧，如果这些国家的骨干企业乃至国民经济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水平较高，持续的“强美元”可能在这些国家引爆债务危机，撼动其宏观经济的根基。从1980年代，执掌美联储的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紧缩货币政策，引爆的国际性债务危机席卷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到1997年，曾经不可一世的韩国财阀在金融危机中因美国加息、美元对韩元升值而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倒下，我们已充分见识过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强美元”对别国经济可能造成的杀伤力。

尽管如此，今日之美国，早已不是沃尔克时代的美国，也不是1998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时的美国；今日之东亚，更不是1980年代的东欧、拉美重债国家，也不是1998年的东南亚。如今的“强美元”局面，源于2022年下半年以来美联储的持续暴力加息，以及今年原本预期中的降息难以落地，本质上是美联储两难困境下“损人不利己”的副产品，而不再是美国打击、收割别国时收放自如的工具，体现了美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长期风险。

美联储暴力加息，意在抑制美国2021年至今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目标与当初沃尔克的紧缩货币政策相似，但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经济环境：美国经济供给侧已大大削弱，导致同样是暴力加息，沃尔克时期货币减少而商品增多，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虽减少了货币，但商品供给出现问题，抑制通胀自然成效不彰，高利率政策也只得延续。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沃尔克时代的美国仍然是世界制造业第一，里根推行的大幅度放松、取消管制政策客观上又激励了美国国内产出增长。且当时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阵营和多边贸易体系正处于扩张期，许多国家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世界九大工业市场上制成品加权平均关税率从7%下降到4.7%，发展中国家也对进口关税实施了减让……在这样的环境下，沃尔克紧缩货币政策减少的货币供给与国内外两条渠道增长的商品供给相结合，才成功终结了1970年代的“奔腾式通货膨胀”。

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制造业产出几乎只有中国一半，拜登政府的各项政策又不断给美国经济、产业增添新的枷锁，打压了其国内供给；在国际上美国又不断以制裁等举措割裂全球市场，阻碍来自国际渠道的供给增长。鲍威尔暴力加息虽然减少了货币，但商品供给磕磕绊绊，如何能迅速有效抑制通胀后早日降息？

美国经济苦高利率者久矣。美银行业资产负债表风险每日剧增，政府债务负担高企，上至拜登政府宣称的“再工业化”和大基建，下到美普通民众的债务还本付息，都急需降息。如果形成长期的“高利率+高通胀”组合，美国经济可能就走上“拉美化”的道路了。在此基础上的“强美元”对美国经济怎么可能是长久福音？

对中国而言，美联储暴力加息和“强美元”也令我们一度承受了沉重压力，国内A股、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动荡，相当程度上都是受此影响，以至于美国某著名投资人曾公开称，美联储暴力加息的首要目标就是打击中国。但事实证明，中国已熬过了这场冲击的波峰，虽然局部的财政金融风险可能无法避免，但系统性财政金融危机的风险已被消除。同时，国内目前也没有日、韩等国家那样的通胀压力。“强美元”余波给我们带来的有限影响，更多地增强了中国出口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削弱乃至对冲了美国限制中国出口的效力。这场国际竞争的持久战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到了比拼耐力和内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