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变革史，更是一部战争史，几乎无人能够逃脱硝烟的熏染。谈到战争，人们的关注焦点通常在于战略战术的部署、兵员武器的输送等。至于士兵衣食住行的需求保障——这一最末端、最基本的军需后勤组成部分，在后人的观察中却极易被忽视。然而，对于投身行伍的士兵而言，行军作战虽是刻骨铭心的战争经历，但非常状态下的吃穿用度更是挥之不去的军中日常。对于军队将领来说，保障士兵的穿衣吃饭也是最基本的统帅之责。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环境中，流行于中国南方民间的草鞋，曾被中共军队作为最基本的行军战斗用鞋，陪伴士兵征战大江南北，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战争图景。穿草鞋、打草鞋成为每个士兵的军事装扮和从军技能，“草鞋经”也是军需供给部门必须要做的盘算。而将最大的鞋厂委托给妇女群众，则体现了中共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智慧，更为中共的组织运作机制与群众动员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此外，士兵从战争中获得的有关草鞋的个体记忆，在中共文化的塑造下，也汇聚成一种集体记忆，并在革命活动中被不断重组与加深。在这一过程中，士兵个人的战争体验与广阔的革命实践建立起联系，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底层表达与国家叙事得到贯通。而草鞋这一原本仅具功用性的器物，也升华为一种革命象征与红色记忆，被融入各种艺术形式之中，并在硝烟散尽后被代代传承。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共军队的草鞋穿着、获取与革命文化塑造等相关问题，由细小处审视中共革命与战争。
江西赣州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由80双草鞋组成的“草鞋墙”
战争图景下的草鞋穿着史
在战争年代，行军作战是士兵行伍生活的常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军队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吃饭，另一个就是穿鞋。红军老兵在回忆时谈道：“那时不怕牺牲，不怕流血，不怕高山河流险地，不怕艰苦困难，几不怕，不闹个人主义，就怕生病、怕掉队，怕没粮食干粮吃，怕没草鞋穿，其他什么都不怕。”在抗战时期的反“扫荡”期间，争取一切时间与条件恢复部队战斗力，及时解决士兵的睡眠、吃饭和鞋子需求，同样是每个军事干部必须随时注意的问题。针对鞋袜供给，八路军前方总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曾强调说：“战士在反‘扫荡’战斗中，赤足作战成了见惯不惊的现象。正因战士鞋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却大大的增加了战场上动作的困难，随着会影响到战士杀敌精神，有某些程度上的降低。”因此，军鞋供给不仅仅关系到士兵的穿着需求，更是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
据曾志回忆，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战士们在没收大店铺时，面对各种橡胶制品，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心仪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胶鞋在当时无疑是罕见的奢侈品，即便是布鞋也一双难求。红军时期，中共军队被服物资紧缺，衣服五花八门，“除花衣服不外穿外，其它衣服都穿”，打土豪得来的花布则留着做草鞋。那时红军的军服虽难以统一，但脚上穿的都是草鞋。每人除穿一双外，背上还要背两双和一些布条，有时间就自己打草鞋穿。
在中央苏区，战士鞋子的一部分由设在瑞金沙洲坝的鞋厂提供，一部分来自群众劳军与打土豪的获取，但最主要的还是靠士兵自己打草鞋穿。据亲历者回忆，在中央苏区多年，“没穿过鞋袜，都是穿的草鞋”，“南方山多，溪流多，遍地是水田，穿草鞋便当，很适合南方的地理条件，也适合战斗要求”。
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离开苏区时走得匆忙，许多战士因草鞋备得少，逐渐开始赤脚行军。朱德随即指示，将没收自土豪的衣服、布匹，除发一部分给群众外，主要发给战士打草鞋或做布袜用，以减少烂脚的情况发生。1935年1月，朱德、周恩来等再就部队供给工作致电林彪，要求将没收来的烂布分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每人须准备三双。2月，中央军委为节约战争经费，虽决定每名战士减少2分钱伙食费，但仍按月保证草鞋的发放。
1935年7月，中央红军开始向北移动，气候逐渐寒冷。中革军委总司令部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做毛窝（式样另发）。”8月9日，徐向前在关于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出击阿坝给林彪的电报中也谈道：“每人应尽力准备一件皮衣或棉衣，无棉用羊毛，两只〈双〉草鞋或皮鞋及包脚布。”8月20日，周恩来、李富春在对红一方面军北进前的工作指示中，亦要求部队寻找皮子和羊毛做两双草鞋、一双包脚布。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前，每人也准备了两至三双草鞋，布的、麻的、牛皮的各种材质均有。
红四方面军战士在回忆中谈到，长征时每人都离不开三件包袱，即武器弹药、干粮和几双草鞋。1936年3月，部队抵达西康甘孜地区北上过草地前，上级要求每名战士赶制六双草鞋。在川南时，战士大多用稻草、梭草、竹麻、烂布筋等打草鞋。而行至西康后，由于原料缺乏，他们只能将拾到的一些破毛皮割成小皮条，编成“皮草鞋”。但皮草鞋不好穿，天晴时穿上脚打泡，下雨时皮子泡涨走路滑，站不住脚，易摔跤。有的战士八九天穿一双，有的四五天穿一双，还有的一天一双也走不到宿营地。由于草鞋重要、稀缺，还成为当时部队间互赠的慰问品。为迎接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动员每人拿出一至两双草鞋慰问兄弟部队。
草鞋本属中国南方民间的穿着特色，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这一传统带至北方。抗战时期，中共官兵在训练与工作之余总会打几双草鞋以备急需。一方面，因南方人早已习惯穿草鞋。八路军供给部会计科科长范子瑜曾回忆：“从庄里镇出征也还是穿草鞋。到了太原，每人发了1双鼻子鞋，穿起来感到不如草鞋舒服。”同时，打草鞋不像做布鞋那样费工费时，“它只要有一点草或一些布条，加上几根麻绳就可以编成。草鞋结实耐穿，夏天穿上，凉爽不捂脚，方便舒服”。此外，草鞋在行军作战时还具有轻便、防滑等优点。刘伯承在总结平型关战役的经验教训时就谈道：“山地利我不利敌，敌技术兵器减少效力，草鞋比皮鞋好走，快。”另一方面，中共军队在抗战时期继续保持穿草鞋的作风，也是由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军需供给困难等因素所致。聂荣臻回忆晋察冀军区成立时，虽是深秋初冬季节，但五台山区已经开始飞雪。许多指战员不仅没有棉衣穿，更是赤脚穿草鞋。同时，草鞋也便于雪天轻装行军、翻山越岭。日军就曾因高筒马靴在雪地里无法前进，而放弃“扫荡”计划。
草鞋虽具有较多优点，但士兵终日穿着行军作战，通常会导致血液循环不良。草鞋又极易造成脚部创伤，继而引发溃疡。据统计，在红军时期闽赣军区的500名病员中，患溃疡者即有311名。红17师政治部发布的卫生注意事项规定，士兵出发前必须先试穿草鞋，“不要太窄也不要太硬，否则恐怕破了足，最好预备一点白布片，遇有足上破皮或草鞋硬着不快的时候，立刻用布片包裹起来，以免越弄越大，甚至发生烂脚”。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联合制订的卫生常识也明确提出，“注意草鞋绳子勿使磨破了脚”，以防止下腿溃疡的情况发生。各部队为保证士兵的行军卫生健康，在抵达宿营地后，“各班总要想法烧些热水让大家把脚洗一洗，穿破脚泡，用酒把痛的地方擦一擦，活活血，或收拾一下草鞋，找双包脚布用来保护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限于南方气候环境与军需供应短缺等因素，红军将草鞋作为最主要的行军作战与日常穿着用鞋。而到了抗战时期，活动在北方的八路军部队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变与根据地生产建设的逐渐巩固，开始做到普遍发放和穿着布鞋。1940年12月，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后勤工作会议明确了军鞋供给标准，即冬春两季发放布鞋四双；夏秋两季向士兵发麻，自做草鞋四双。1942年，129师与太行军区对军鞋的发放标准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冬春两季发布鞋：战斗部队每人共发两双，师、旅、团各级司、政、供、卫及后方机关，每人共发四双，通信员、侦察员、运输员每人六双，布袜不论任何人均发两双。夏秋两季发麻草鞋：每双发麻十二两自制，战斗部队每人共发六双，师、旅、团各级司、政、供、卫及后方机关，每人共发四双。通信员、侦察员、运输员每人共发六双。”
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经济困难。八路军前总后勤部缩减了1944年服装供给标准，全年仅发放草鞋四双，每双发麻十二两，布鞋则减为三双。以1942年的标准为例，八路军战斗部队夏秋两季每人多发麻草鞋四双，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草鞋被作为战斗用鞋，布鞋则是供日常普遍穿着的军鞋品种。由此，八路军中也就出现了按战时与常时状态对军鞋所做的功用区分。
抗战时期，身处华中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也穿着草鞋。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中，很多新战士没有鞋子穿，彭雪枫就动员老战士打草鞋，并在欢迎新战士的大会上，将草鞋当作礼物亲自分发给新战士。张爱萍也曾要求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和工作机关的生活行动均应游击化，须落实毛泽东的“每个同志应准备好草鞋和板凳两个法宝”指示，即穿起草鞋好走路、好打仗，放下板凳好办公。由于新四军部队穿着草鞋的形象特征深入敌心，日军在“扫荡”时曾采用“着灰衣，穿草鞋，假用我军番号”的伪装方式，袭击新四军孤立部队及政权机关。
1944年，新四军二师的供给制度规定：“1.凡连以下各级人员布鞋三双，草鞋两双；2.营级干部布鞋四双（草鞋不发）；3.团以上干部布鞋三双，棉鞋一双（草鞋不发）；4.采办员、管理排长、上士警卫员、徒步通信员、运输员、饲养员布鞋三双，草鞋四双；5.侦察员布鞋六双（草鞋不发）。”其中，为使侦察员装扮普通化、防止暴露起见，则仅发给布鞋。
穿草鞋虽是中共人士的普遍装扮，但如果不合时宜地穿着使用，也会影响革命工作。陕西省委统战部要求公务人员在对外环境中不搞特殊化，尽量学习国民党人员的作风，避免陕北作风，穿衣说话均须注意。例如，“一个公务人员因穿草鞋而被认为是民先、西青救而撤职，这都是由于特殊”。因穿草鞋会给人一种身份属性特征，阻碍与潜在同盟者交朋友。为此，中共的隐蔽精干政策要求党员在外应做到社会化，具体的指示便是禁止穿草鞋、开口即讲演等行为。
总体而言，红军战士虽将穿草鞋的习惯随长征一并带至北方，但气候环境与军需供应情况的改善，加之抗日战争局势的不断发展，北方人逐渐成为中共军队的主体力量，官兵对于草鞋的体用感呈现淡化趋势。大多数时期，草鞋被作为布鞋供应紧张时的短暂替代品。而在解放战争进程中，这种由所处环境改变引发的军鞋穿着变化体验再次显现。当中共军队面临由北向南行进的空间逆转时，“穿草鞋、吃大米、走小路”成为“北人南地”的三大困难。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因南方雨水多，布鞋不耐穿，各连队发起打草鞋运动。战士们起初虽对用稻草做鞋子产生过质疑，但不到两天，每人都编好四五双，有些人起初穿不习惯，脚底打了泡，穿了一两双后也就习惯了。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中共军队在各个阶段穿着草鞋的行军战斗足迹，恰是中国近代战争时空轨迹的另一种呈现。
红军使用过的草鞋和纪念章
“打草鞋”与“草鞋经”
红军时期，中共军队在有相对稳定的后方支持时，可通过建立工厂或发动群众劳军等方式保证草鞋供应，从而减轻士兵在战斗间隙自己打草鞋的负担。例如，红一军团曾在军事工业局下设草鞋厂，厂址位于瑞金南。然而，部队一旦离开根据地开始行军作战后，由于流动不定，加之对鞋的消耗量急剧增加，打草鞋便成为每个士兵的必备技能与行伍生活常态。
1934年11月，长征开始后，为解决部队草鞋问题，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防止士兵赤脚行军，邓小平曾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专文，提出三项具体办法：其一，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其二，将没收自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斗员、运输员打草鞋；其三，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的同志。此时，草鞋问题虽已受到上级重视，但一些战士仍对情况估计不足，存在思想懈怠。
例如，红六军团第17师野战医院要求每人准备四双草鞋，有人这样盘算：“一双布草鞋，不下雨，天天走路，能穿个二十天，一天六十里，一双草鞋就能走一千二百里，四双草鞋，走尽天边都穿不了。何苦打那么多背着压骆驼！”医院政委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即使不吃饭睡觉，每人也必须在两天内打出四双草鞋。医务科长潘世征回忆：“我把参军时发给我的背了三年的一床夹被撕成四块，一块仍留着当被单用，一块向老百姓换麻，两块撕成布条条，坐下就搓绳子。搓了两三丈长，找来一根柴火棍，连夜就边摸边学地打起来，打了又拆，拆了又打，快天亮时，打成了一只。”随后，潘世征还学会了将猪血涂在鞋底上以使草鞋更加耐穿的技巧。
在红军中，无论前线或后方、战士或干部，每人都必须掌握打草鞋的技能，即便是周恩来也不例外。据勤务员回忆：“我参军不久，刚学会编草鞋。编的草鞋总是不合脚，穿在脚上不是肥就是瘦，还把脚脖子磨去了一层皮，行军走起远路来，脚被磨得总出血。”周恩来见此情景，亲自向他示范如何打草鞋：“草绳子不能太粗，草根部的草茎一点也不能混在里头，草茎要多了就会磨脚。”周恩来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很快就打好了一双草鞋，并从褥子下拿出一件破得不能再补的衣服，撕下几条布编在草鞋口上，以防鞋沿磨脚。
红军活动在南方诸省时，根据各地物产、气候与地理环境变化就地取材，不断改良草鞋制作原料与方法，创制了各式草鞋，可细分为布草鞋、竹草鞋、麻草鞋、皮草鞋等种类。在闽浙赣苏区，战士们最初穿的是用稻草编的草鞋，不耐磨且遇水易烂，损耗很大，一旦供应不上，就只能打赤脚。部队经过反复实验，创制出遇潮不烂的“竹丝草鞋”。具体办法是将春天出土的嫩毛竹在小满节气砍下，劈成长条放在石灰水里浸泡松软，取出在清水里捶打后，剥去竹皮再放入锅中煮熟，抽出竹丝编制草鞋。此外，战士们还积极从群众中汲取制作经验。中央红军停驻在广西秀水时，当地群众看到战士在大木板上钉几根钉子就直接开始用稻草拧成绳打草鞋的错误方法后，便向红军传授经验：“编织草鞋最好要选用糯米稻草，并且要先把稻草锤软，再用来拧草绳编草鞋。编草鞋时，在稻草中夹带一些黄麻绳，这样编织出来的草鞋才又紧又牢又光滑。”
红军战士积累的草鞋经验，解决了长征途中的穿鞋问题，更将之带到北方，使得抗战时期草鞋传统在八路军中得以继续推展与发扬。1938年7月，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抗战后，留守兵团决定开展生产运动，要求在该年9月底前，做到全部战士能够打草鞋，除现用外，每人要存一双以上；尽量发动士兵做布鞋，在11月底做到全部自给，且要再多存一双以上。习惯与技能的养成往往与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士兵出身的地域差异便从各自所掌握的技能中反映出来：“南方人会打草鞋，北方人就不会；陕北人会打毛袜手套，其他人就不会；要做布鞋那更是困难。”对于一些实在无法掌握打草鞋本领的士兵，则通过与他人“换工”或互助的方式获取草鞋。留守兵团就涌现出一名年轻战士，半个月帮助他人打鞋70多双，“打到手上流血，还不愿停止”。在那时，“草鞋都是自己打成的，很少有人买它，也没有人卖它”，帮助他人打草鞋也成为一种助人为乐的美德。
自中共军队抵达晋陕地区后，在战士来源与生活习惯等方面开始北方化，官兵掌握打草鞋技能的必要性也逐渐减弱。太行第六军分区曾反映战士不会打草鞋，打出的鞋子松懈不耐穿。为此，1944年，太行根据地成立七家草鞋厂，工人320名，月产草鞋7320双，每双质量可保证穿一个半月至两个月。部队每年还向群众发放材料和工资，约可代做草鞋20万双。随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不断巩固，军需生产步入正轨，布鞋已可做到普遍供给，官兵仅需夏、秋两季穿着草鞋，且大部分亦由工厂或群众代制，各种因素均使得打草鞋不再是从军的必备技能。待到解放战争时期，北方部队南下广西作战，布鞋供应不上时，军中南方籍士兵提议打草鞋，全班仅两人会打。班长只好将全班分成两组，由会打的人当组长，并要求包教包会。
红军在南方时，主要利用柔软且有韧性的糯米稻草打草鞋。到了北方，因物产与地理环境的变化，草鞋制作原料也随之改变。在晋西北，用麻与碎布制作草鞋所费高昂，部队开始发动士兵利用漫山遍野的马兰草打制草鞋。有些连队每人打的草量不仅可做五双草鞋，还可将富余的马兰草送给造纸厂使用。用马兰草做草鞋通常先将草晒干，用水浸泡后蒸制，再挑选长的草打成绳子，拧成三股打草鞋。马兰草有韧性，战时一双可穿十天至半个月，常时则能穿一个多月。而在太行山区，能用来打草鞋的草不多，士兵就改用麻做原料。又因山区石头多，麻鞋易破，士兵便在鞋底上缝两条带子做成新式草鞋。
当草鞋原料无法就地获取时，部队只能花钱购买草、麻或直接从市场购买成品。红军时期，部队不设薪饷制度。条件好时，多发零用钱与草鞋费；条件差时，则少发或甚至不发。1932年，中革军委规定废除草鞋费：“因零用费可包涵〈含〉买草鞋用，少发若干草鞋费，即可多发零用费也。”但此后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并未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例如，1932年广东东江的红军、常备赤卫队与游击队，每月发放伙食费6元、零用费2元、草鞋费5角。红一军团在龙岩、漳州两场战役中，就发给每名士兵草鞋费大洋1角。对于承担战时运输工作的工农群众，中共也会视情况发给草鞋费。
1934年1月1日，中革军委重新制定红军供给标准，再次明确零用费是发给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工作员本人的零星使用之费（草鞋费在内），由军委按照经济状况临时决定发放。因零用费发放的不确定性，战士日常开销时常需要依靠各自家庭的帮助。彭德怀在致中央军委的一封信中谈到，在苏区扩大来的新战士有些带有二三十元或十余元钱，而外籍战士普遍带钱则在十元以下，且外籍战士的鞋子、草鞋还无法得到家庭的支援，条件很是艰苦。1936年12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恢复发放鞋袜费，统一标准为每人每月大洋5角，若由公家发给鞋袜时，则照价扣除鞋款。
自1937年4月起，中共军队全部取消鞋袜费，采用实物供给制。就草鞋而言，所需稻草可直接就地取材，所需之麻则可发动部队自行种植。120师359旅警1旅就曾一年种麻7000亩，每亩产麻10斤，全年收获7万斤，除供给全旅打草鞋和制作绳子外，尚余4.8万斤。以1941年太行根据地物价计算，黄麻每斤3.2元，一双麻制草鞋需麻12两（一斤为16两，即0.75斤），每双需2.4元。1942年时，太行第六军分区每人全年发放草鞋、布鞋各四双，分别共需15元与48元。草鞋价格不足布鞋的1/3，可谓物美价廉。
活动于华中地区的新四军情况与八路军大体相似。1937年时，华中麻价为每担30元（每担为100斤），即每斤0.3元。至1941年时，麻价涨至每担200元，即每斤2元。若每双草鞋同样以需麻12两计算，则在华中每双麻制草鞋需费1.5元。1942年至1943年，新四军由于受日军“扫荡”与国民党封锁影响，经济陷入困难。华中局针对各部队所处环境和斗争任务的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生产要求，如在环境相对稳定的新四军军部、淮南二师、苏北淮海三师和淮北四师，部队每人种植青麻三斤，打草鞋两双。1944年，华中局统一要求：“无论部队、机关、学校均须做到种青麻两斤，以便自给草鞋两双。”淮南军区通过计算得出，每百人单位需青麻200斤，只用一斗种子即可满足需求。若以最好的土地和肥料计，从下种到收获只需21个人工。由此可见，草鞋虽为军需物资中最细微者，但各部队都为此盘算了一本“草鞋经”。
草鞋与妇女动员
在中共军队中，虽然士兵都被要求掌握打草鞋的技能，但行军作战无暇顾及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苏区时，为保证士兵的穿着需求，红军曾设有草鞋厂和草鞋连。例如，鄂西特委和鄂西五县联县政府在湖北石首桃花山漆家铺村，创办江右军红军草鞋厂，工人近200名，日产草鞋约1500双。但草鞋属于易耗品，加之行军作战频繁，军中生产能力远不能满足士兵的消耗。因此，中共将最大的草鞋厂建在群众之中，通过发动群众制作，实现及时补充。基于女性的社会分工与特长，中共明确将草鞋制作任务分配给妇女群体，为红军供给草鞋成为这一时期苏区妇女的生活常态。
起初，草鞋由部队依照所需直接向地方募集。1929年，红四军曾请江西宁都县代筹草鞋袜子各7000双。随后，中共党团组织加紧了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尤其考虑到青年妇女的制作与生产能力，由各地青年团承担起发动青妇慰劳红军、制作草鞋的重要任务。自1932年4月起，各级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简称“妇改会”）相继成立，慰劳红军成为该会的主要工作，而草鞋则是当时最急需募集的军需物资之一。截至该年10月，江西各县妇改会共为红军汇集布草鞋15137双、麻草鞋9904双、布鞋4194双。
1933年1月底，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正值寒冬，战士冻坏脚的情况频发。中央军委要求后方在冬闲时，动员群众多做草鞋、套鞋以供部队发放。2月8日，苏区中央局指示在“三八”节前必须发动妇女群众制作草鞋、套鞋各5万双运往前方。7月5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又在各地发起劳军运动，要求在“八一”前征集5万双草鞋、套鞋送给工人师与前方红军。对此，各地妇女积极响应，仅江西万载县就在一个月内为红军编制草鞋1万多双。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全苏区再次发起大规模劳军运动，号召群众为红军制作30万双草鞋。劳军任务的分配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行政命令发放任务，另一种是由各地干部自行认领。此次草鞋募集大致采用后一种方式。在1933年10月召开的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各县代表共认领30万双草鞋任务，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时各县承担草鞋慰劳数（单位：万双）
草鞋任务分配完毕后，中共首先面临的是妇女动员与组织问题。为此，1933年12月，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召开。邓颖超在会前撰写专文，要求全省女工农妇将完成30万双草鞋列为中心工作。在会上，蔡畅也强调在当年年底必须完成全省扩军3.5万人、做鞋30万双的目标。最终，大会将“鼓动自己的老公儿子和亲友上前线”“完成30万双草鞋的慰劳品”确立为江西省每个劳动妇女的战斗任务。扩军与草鞋看似是红军工作的本末两端，难以相提并论，但其中存在着紧密联系。红军规模的不断扩大，意味着部队对慰劳品需求的增加，征集草鞋也就成为扩大红军的工作之一。因而，扩军与草鞋是当时苏区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
然而，各地草鞋劳军运动最初开展得并不顺利，大多经历了由迟滞到高涨的发展过程。例如，湘赣地区就因女工农妇代表会组织不健全，几次劳军任务均未如期完成。1932年7月，湘赣省委发起全省妇运冲锋季活动，向各区县分配做鞋任务，并强调“在自愿条件之下劳动妇女普遍的做鞋子草鞋慰劳红军，但须加紧宣传鼓动工作，绝对防止强迫命令的办法”。9月，冲锋季活动结束后，全省共计制作鞋子11万双，做到了“湘赣红色战士八军和独立师以及各地地方武装穿鞋子草鞋不要自己买，多是由群众慰劳”。
湘赣省委还掀起了革命竞赛的风潮。各县妇委书记联席会将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设为竞赛期，计划制作鞋子10万双。各县通过签订竞赛条约，承担相应做鞋任务，并需每半个月互相报告一次工作成绩与经验（见表2）。
表2 湘赣各县在竞赛中承制布鞋、草鞋数量统计（单位：万双）
1934年2月，湘赣省委曾决定在“三八”节慰劳红军第18师、“三一八”纪念日慰劳全省红军部队。各县在“三一八”之前，必须制作出2万双布鞋、4万双草鞋及袜子。省委发布任务时已是2月28日，因情况紧急，各县区委专程派人深入基层领导运动。各乡则立即召开女工农妇代表会，由代表按照分配数字，组织妇女发动乡与乡、村与村、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赛。此外，省委还特别强调要将做鞋运动与经济动员、查田、查阶级的斗争密切联系，“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那些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代表和指导员无情的撤换，提拔工作积极艰苦的劳妇来担任，以健强本身的组织”。草鞋支前的频繁发起与常态化，促使各级妇运机构的组织体系得到完善，形成一套妇女动员模式，中共更有意识地将草鞋动员与基层经济工作、干部选拔等问题相结合。
从江西兴国县的“三八”节草鞋支前工作中，则可清晰地看到由“省—县—区—乡—村”五级构成的妇运动员组织架构。首先，县妇女运动委员会详细讨论省委布置的草鞋任务，随之召集各区妇女部长联席会议或活动分子会议，制定各区革命竞赛规则，按照各区实际情形具体分配工作任务。其后，各乡召集女工农妇代表会和村群众大会，充分报告“三八”节的意义与中心工作，发动妇女群众完成战斗任务，同时联系解决妇女的生活问题。通过兴国县的情况，可知当地的草鞋劳军已非单纯的军需物资募集活动，而是被作为妇女运动的切入点，并尝试向外延伸出更多的政治功用与内涵。
在草鞋征集过程中，各地较为注意工作作风。湘赣省委就曾要求各县在报告中需写明：“送了多少布鞋多少袜子多少草鞋去慰劳红军有无收条为凭？用什么方法鼓动妇女做布鞋草鞋慰劳红军？有无摊派命令现象？”但不少地区在执行时也出现过一些偏差：“有些地方有少数青妇慰劳红军还不是自动的，而用着命令主义的残余尚未肃清，同时做慰劳红军的鞋子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不能做到给自己老公穿的一样好。”各县在向下落实任务时，为争先争优，通常还会逐级递增指标数字，以便超额完成目标。例如，作为多次反“围剿”主战场的兴国县，在全省党代会上认领了3万双草鞋，但县妇女部在推进任务时，则将草鞋制作量提高到3.5万双，一举夺得模范县称号。
草鞋动员任务过于繁重，给苏区妇女的经济与生活造成一定负担，导致草鞋质量每况愈下，某些地方甚至出现“用纸账底”敷衍的恶劣现象。前方战士写信给后方时抱怨道：“大批的草鞋慰劳前方的红军，天天都是一担一担的挑来”，“穿的时候走不到一天路（三十里）就烂了，不能再穿了，特别是草鞋鼻和草鞋蹲烂得最快（因为草鞋鼻和草鞋蹲的布不好，并且缝得不密的关系）”。为此，战士向妇女呼吁：“做给我们的草鞋务请打结实一点，草鞋鼻和草鞋蹲要好一点的布去做，并且多缝几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1934年9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发表文章，号召苏区群众制作20万双草鞋支援红军，并要求在10月10日部队出发前全部完成。这是中共在苏区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草鞋征集活动。长征途中流动不定的红军战士基本只能靠自制草鞋“武装”双脚。当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立即着手恢复军需供给，以解决士兵鞋袜短缺的状况。此后，抵达陕北的中共军队因气候环境改变，军鞋生产与动员工作的重心也逐渐从草鞋转移至布鞋之上。
草鞋虽是军需事务细项，但在中共的群众组织与动员机制下，从草鞋制作、征募到供给各环节，形成了一个涉及前方与后方、士兵与妇女等社会各方面的战时军需后勤体系。苏区时期的草鞋劳军运动，由此成为中共将妇女群体融入战争与革命的有效切入点。在此过程中获取的妇运经验，更为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由南方向北方、由穿草鞋向穿布鞋过渡时，提供了有效组织动员群众的经验和路径。
“革命伴侣”：草鞋文化与记忆
“一双草鞋背包插，战士看见笑哈哈。爬山越岭穿脚上，行军打仗需要它。穿上皮鞋想草鞋，革命传统开心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官兵足蹬肩挑着草鞋行军作战，源于战争的严酷性。抗战时期，中共军队虽在陕北等地延续了这一穿着习惯，但时空环境的改变使草鞋不再是唯一的军鞋选择，往昔的军中日常开始衍化为一种革命身份的象征与社会群体间的流行风尚。
1937年，美国女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延安时，发现当地缠足的农村妇女最初看不起那些来自南方的“苦力大脚”，将光脚穿草鞋视为典型的南方“穷破烂”，并感到不寒而栗。中共女领导人考虑到民众观感，改穿起布鞋或胶底球鞋。而抵达延安的女知识青年则认为穿草鞋不仅仅是必不可少的革命礼仪，更是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效方式。斯诺不由感慨说：“在延安看到的情况使我意识到，在一代人中，从缠足过渡到穿草鞋，这是多么惊人的跨越。”从斯诺的书写中可以看到，中共军队的到来在给陕北地方社会带去草鞋的同时，无形中向当地输入了解放与变革的思想意识和风气。
对于奔赴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来说，很多人先前生活条件优渥，对这种遍及南方乡间的草鞋，在初见时大多感到新鲜和好奇。国民党旧军官马千里初到延安时就发现，即便这里物资困难，但未能阻止人们锻炼身体的意愿。在篮球场上，运动员们没有一双像样的球鞋，有穿球鞋、皮鞋、草鞋，还有赤足的，观众的鞋子更是千奇百怪。马千里被延安人不怕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战斗精神所震撼，穿着旧皮鞋外出时，开始感觉不自在，因为“延安人穿皮鞋上街是最少见的”。于是，他在领到4元津贴费后，立即花去3.4元买了一双草鞋，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买它，一则是我没有鞋穿了，一则为了赶延安的时髦。提起延安人穿草鞋来，是各色各样的，谁也不可能找到同样的两双一模一样的草鞋。还有独出心裁的人把旧鞋底弄上鞋带也是自制草鞋。穿草鞋的数量是压倒一切的，在夏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赤足穿草鞋，它成了革命的伴侣了。”
知识青年不仅身体力行地穿草鞋，还纷纷动手学习打草鞋，红军老兵成了他们的草鞋师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高鲁，就是从参加过长征的同志那里学会打草鞋的，“他们一上午能打好几双。大家动手，互教互学，很快就学会了。比做一双布鞋却容易多了”。对于初次打草鞋的高鲁而言，这一体验不仅很新鲜，而且意义非凡。在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中，由沦陷区和国统区前来的知识青年，也是从红军老干部那里学会打草鞋的，并将穿草鞋视作革命的时装。
长征途中，战士们苦寻各种材料打制草鞋的艰辛记忆尚未消退。数年后，穿草鞋在根据地内却成为青年竞相追逐的革命装扮。女青年们不满足于草鞋单纯的裹足功用，会别出心裁地将红毛衣拆掉，编成大红缨子点缀在鞋上，以使草鞋更加美观。“穿上这样的草鞋，打上绑腿，她们一个个雄赳赳的，真是英姿飒爽。”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来自上海的大学生为表现自身的革命化，有人甚至把草鞋套在皮鞋上，三五成群地穿着去赶集，引起老百姓的围观。
然而，初穿草鞋的革命者们也为此体会到了“赶时髦”的痛苦。马千里在买到草鞋的第二天就穿上新鞋上山打柴，未料因不习惯导致脚趾被刺伤，血流不止。身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家马可，在穿了三个月的自制草鞋后，也因天气干燥，导致脚上出现很深的裂口，“直到皮内，行路时痛苦得很”。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作家王林对此评论道：“为了学时髦，又对时髦的习惯不懂，运用不灵，同时又不好意思问人，怕露怯，于是不合适的时候也得忍耐，装得挺‘老’时髦般的”，“现在村中初参加八路的青年、小鬼，也有学八路的时髦病，例如穿草鞋”。王林认为这种行为是人在幼稚期免不了的倾向，因为源于人的模仿天性。
抗战时期，穿草鞋固然是根据地内的流行装扮，但身处国统区的青年为表达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和热爱，也会起而效仿中共人士穿草鞋，使得草鞋在西安、重庆、成都等城市流行开来，“不少青年上课穿，做工穿，开会也穿，特别是在纪念‘五·一’‘七·一’的纪念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穿起了草鞋”。穿草鞋成为一股革命潮流，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警觉，导致穿草鞋的人会有被怀疑为“共党分子”的危险。
抗日根据地内外的青年爱穿草鞋，从表象上看是一种模仿行为，其本质是跨越时空的革命参与活动。长征结束后，红军战士途中遭遇的艰辛、残酷经历逐渐远去，成为一段记忆，而被中共军队从南方一路带至北方的草鞋则成为具象的革命见证。在红军老兵眼中，草鞋或许只是稀松平常之物，但在知识青年眼中，却独具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他们穿上草鞋可以尝试去体验与弥补那段缺失的革命经历，迅速缩短与红军老兵之间的身份距离。如此，草鞋便将不同身份和地域出身的革命者融汇在一起，消除了不同革命阶段的时空阻隔。
行军作战中，草鞋既在革命者的记忆中留下印记，后方妇女制作草鞋劳军的身影也烙印在地方文化之中。在中国东南诸省，至今仍流传着大量以草鞋为主题的民间歌谣。其内容大多通俗易懂，曲调朗朗上口，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在前方冲锋陷阵、群众在后方踊跃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革命友爱精神。例如，“新做草鞋四只网，赶打草鞋下南昌。亲哥打仗半个月，后方工作有风光”。再如，“新做草鞋千万针，送给亲人当红军，打仗冲锋千万里，革命到底不变心”。针对1933年苏区火热开展的30万双草鞋劳军运动，还流传着一首以红军战士口吻创作的歌曲，借以表达中共官兵对妇女群众的谢意：
哎呀来！冬天到来雪飞飞，妇女同志真热心，三十万双布草鞋，同志妹！送到前方给红军。哎呀来！妇女同志真劳心，时常做着草鞋送我们，穿了你们的草鞋跑得快，同志妹！勇敢冲锋杀敌人。哎呀来！一双草鞋千万针，红军哥哥穿了记在心，五次围剿要粉碎，同志妹！捉几个师长送你们。哎呀来，穿了草鞋更精神，高举红旗向前进。那时红军打到南昌去，同志妹！到了南昌等你们。
随着中共军队活动轨迹的移动，沿途民众充分体认到穿着草鞋的红军战士形象以及部队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各类关于草鞋歌曲的创作与传唱，也将这一形象传播开来，深刻影响着当地的民间文化。《一双草鞋》即是在流行于川陕边的民歌曲调基础上，融入草鞋元素后，改编而成的红歌代表。这些民歌通过歌唱妇女群众制作草鞋赠送红军、鼓励战士勇敢杀敌等内容，以最直白朴实的手法描绘了军民间的友好互动，呈现了军队与地方之间融洽的军民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草鞋开始成为承托中共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
除民间文艺作品外，抗日根据地里的知识分子作为创造与传播中共红色文化的主力军，也通过借用草鞋这一载体，将自身的革命情愫融入文学、音乐、版画、雕塑等艺术作品的创作之中，进而弘扬与歌颂中共军队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与无畏牺牲的抗敌精神。关于草鞋的群体记忆，也通过上述各种媒介与途径，得到保存、强化与不断重现。例如，著名木刻艺术家李少言于1938年抵达陕甘宁根据地，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他虽未亲历过长征，但在1941年创作的版画作品《在大风雪中进军》里，就生动刻画了穿着单衣草鞋行军的红军战士形象。再如，1941年，原在八路军120师359旅担任司令部机要秘书的郭小川，被党组织选送至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他在延安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理论的同时，创作了大量革命诗歌，其中就包括一首《草鞋》。郭小川在诗中写道：“草鞋的羽翼呈着反叛的色调：像旗帜那么殷红的，像野葡萄那么紫得大胆的，像小草那么绿得年轻的”，“可是，这美丽的草鞋，却忠实地卫护着我的同志的脚，像旱地里的船只载着这光荣的旅客”。郭小川借草鞋托物言志，不仅抒发了自己对延安新生活的热爱，而且颂扬了中共革命的勃勃生机与军队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草鞋作为中共革命文化的重要意象被继承与延续。比如，1963年，由著名画家邓澍创作的油画作品《农村调查》，就描绘了毛泽东于30年代穿着草鞋在江西开展农村调查的历史形象。1964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新创作的歌曲《双双草鞋送红军》被精彩演绎。这首民族女声二重唱是以江西民间音调写成，歌词写道：“双双草鞋送给红军穿，红球朵朵像呀么像火焰，走到哪里哪里红，星星之火能燎原。” 这段歌舞在形象地还原苏区军民团结一致、斗志昂扬氛围的同时，加深了革命亲历者与普通民众对于草鞋的认识与记忆。1969年，江西省有关部门编辑出版的《井冈山的斗争》画册，同样收入了大量反映苏区历史的绘画、雕塑作品，其中《红军战士》《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光荣的榜样》等均突出了毛泽东与红军战士穿着草鞋的时代形象特征。时至今日，在井冈山、延安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博物馆中，草鞋仍是展现中共军队红色文化必不可少的陈列品之一。从草鞋阐释开来的革命精神，亦是当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实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战争中，中共军队并非草鞋的唯一穿着者。国民党军队官兵也存留了一些关于草鞋的历史记忆。然而，国民党在战时既未组织群众制作草鞋劳军，更未从官方角度重视和挖掘草鞋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从退守台湾地区的部分国民党老兵自发呈现的草鞋记忆中，那段历史才得以被揭示，但更多表达的是对家乡亲人和祖国大陆的思念。因此，相较于国民党军队，在中共的革命队伍中，前有长征老兵的回忆与技艺传递，后有知识青年与文艺工作者的继承与弘扬，使得草鞋这一红色物质和精神文化，能够跨越百年革命长河，在当下仍被时人所熟知与铭记。
结语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中共军队重拾与发扬了南方民间传统，编制草鞋武装双脚，进行内外斗争。战士们脚蹬草鞋的图景，充分展现了工业文明下的坚船利炮与落后的手工业制造之间的冲撞。中共士兵穿草鞋、打草鞋的历史真实，也成为公共性与私人性、宏大史实与微观叙事的交叉地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吃饭与穿鞋是红军军需工作最重要的两项内容。打草鞋是每个士兵必备的行伍技能，草鞋劳军也将苏区妇女组织起来纳入战争。小小的草鞋成为转动全社会战时力量的重要齿轮，并与各项从动系统共同构成中共的群众动员与组织机制。随着时空条件的转变，红军北上抗日后，草鞋的适用性逐渐降低。在从草鞋到布鞋的穿着过渡中，显现的是中共在面对地方环境变化时所作出的适应性策略调整，即抗战时期组织动员根据地妇女制作布鞋劳军。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下，草鞋细小而微，却牵涉着军需后勤、群众动员、社会生产与革命信念构筑等各方面问题。
硝烟虽然散去，但战争给亲历者留下的回忆刻骨铭心。回忆的留存需要具象的载体，草鞋给无数官兵造成的肉体创痛以及其逆时代发展的潮流性，则成为承托老兵对战争苦难与革命记忆的容器。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理想与价值信念也凝结在了小小的草鞋之上。革命记忆既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也可以影响人们的回忆与实践。在中共老兵反映革命日常的回忆录与口述史资料中，关于穿草鞋或打草鞋的描述俯拾即是。这些在战争背景下本属极为平常之事，但在日后中共革命话语的不断塑造与深化下，草鞋则被赋予了艰苦奋斗精神、军民鱼水情谊等一系列深刻内涵。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穿草鞋、打草鞋从革命传统蜕变为革命记忆时，草鞋也升华为重要的革命元素与红色符号。在中共文化的承续过程中，关于草鞋的历史与记忆定会历久弥新。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作者梁馨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