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回答拿《保尔与维吉妮》做例子来分析意识形态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但我觉得《保尔与维吉妮》终究是小说，要分析客观问题还是应该找个真实的故事。于是我想到彼得·德鲁克的《经纪人的末日》里刚好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在《经纪人的末日》里彼得·德鲁克回忆了二战前他的一个德国同事。这个同事没有学位所以在报社里地位比较低，人们也不重视他，总是让去报道当时的人们眼中比较“低等”的“社会伦理新闻”“刑事案件”。但是随着三十年代魏玛德国政治风潮的爆发，这位同事的地位却为之一变。因为纳粹和“KPD”的很多政治活动只接受有“党证”的人采访，而大部分政治新闻记者都不是纳粹或者KPD的成员，所以就没法报道。而德鲁克的这个朋友既有KPD的党证也有纳粹的党证。在各派政治活动里都畅通无阻，他的地位一下就上去了。

那么彼得德鲁克回忆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回忆的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初，他这位同事突然来找他。对他说“你家在维也纳，我的女朋友是犹太人，如果她到维也纳去找你希望你能帮她想想办法，帮她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这时候德鲁克问他“你要把女朋友送走，那你自己呢？”他哈哈大笑回答“我？我有纳粹的党证编号非常靠前，我可算等到好时候了，我为什么要跑？”

那么德鲁克怎么想起他来了呢？因为他在报纸上看到“穷凶极恶的盖世太保投资xx在拒捕的时候被击毙了”，也就是说这个“可算等到好时候的记者，后来当了盖世太保，在拒捕的时候死了。

那这个故事和《保尔与维吉妮》或者政治光谱与亲密关系这个问题有什么相反呢？

它们之间最大的关系就是，即使是这么穷凶极恶的一个盖世太保头子，当他终于时来运转的要交好运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赖以飞黄腾达的转变对自己的女朋友是不利的，他也会用自己的资源帮助自己的女朋友逃脱这种转变所带来的灾祸。

也就是说虽然他可能直到1933年才决心当一个纳粹，但作为一个人他希望跟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另一个人能够躲开灭顶之灾，他希望一个自己爱、也爱自己的人活着。

这就是亲密关系和政治光谱之间在最极端状态下的正常事例。

所谓亲密关系理论上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当然你们可以说所谓“爱”不过是荷尔蒙作用，没有什么爱这个玩意。但即使抛开荷尔蒙不谈，所谓亲密关系也都希望对方能跟自己在一起。

也就是说希望长厢厮守是亲密关系的基本要素，当你们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时候，理论上你们双方应该是互相满意的。当你们决心长厢厮守的时候就已经默认“非对方不可”了。

没有哪对情侣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说的是“你看着不咋地，可惜我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就先跟你凑活凑活，要是你发财了、整容了、八块腹肌了、每减五公斤就涨1cm了，或者我没有找到更好的就继续对付”。

所以所谓“必须改造你”“必须符合我的标准才能跟我在一起”这说它是PUA都是好的，这是“诈骗”。

而且所谓亲密关系说到底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羁绊”到底有多深，如果有深的羁绊，什么都没法把两个人分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可以和自己丈夫一起去西伯利亚，怎么保尔看见维吉妮穿的太花哨就决心跟她划清界限了呢？说到底只是这俩人之间就没有什么羁绊，他的心里对方根本就没有“政治光谱”重要。否则早干嘛去了？当初维吉妮就不花哨了？那时候您“上人见喜”干什么都对，等您觉悟了，就干什么都不对了？这叫觉悟么？这跟“喜新厌旧”的区别是？

一个盖世太保头子都知道让自己的女朋友通过维也纳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说明在他心中让爱人活下去比意识形态重要。但在另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里，亲密关系就不如意识形态重要。可见真人还是不如故事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