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0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

这一年，宋朝有一件大喜事：皇帝有儿子了。

其实宋真宗以前有过五个儿子，但是可惜，都没能养大。要知道，真宗这个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啊，42岁了。按照他们老赵家的经验，宋朝前两个皇帝，太祖活了49岁，太宗57岁，所以真宗着急啊，他这个时候要是再不生个接班人，能不能亲手把接班人培养大，都是个问题。《文明之旅·1009》那一集，我们说宋真宗大建玉清昭应宫，表面的理由之一，就是要老天保佑自己生儿子，大家不好反对，就有这个原因在。

这个地方，咱们得理解一下古人。中国的古人可不是像我们现代人这样，天天想的是什么“活在当下”，他们是活在一个漫长的时光链条里。这辈子活得不错，那叫“光宗耀祖”，是为这根时间的链条增加了价值；这辈子混得不咋样，那底线也得是“传宗接代”，至少要把这根链条传下去。

皇帝更是如此啊。没有继承人，这不像我们现代人想的，只是一个生理问题、医学问题，这不但关乎君主制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对于皇帝本人来说，它也是在最重要的人生战场上打了败仗的问题。

公元1010年5月30号，宋真宗打胜仗了，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历史书上的这段记载，让人看了，真是又替他高兴，又有点心酸。那天，开封府的知府，首都的市长正在跟他汇报工作，突然后宫里的消息传来，说儿子诞生了，真宗马上站起来说，你知道我有喜事了吗？开封知府一脸懵，我上哪儿知道去啊？真宗说，我得儿子啦！然后转身回后宫，一会儿，揣了一兜子金钱，真是金的，回来往开封知府手里塞，来来来，喜事喜事！拿着拿着！

你感受一下，这一刻，他的状态可不仅是什么皇帝，他就是一个盼儿子的中年人，突然听到喜讯，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冲回屋里，揣了一包糖，出门见了街坊就散。隔了一千多年，看到这段，我还像个街坊一样替他高兴。

顺便说一句，宋仁宗出生这事，后来在民间传说的版本中，就演变成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也为二十多年后的一场凶险的政局变化留下了伏笔。

公元1010年，我们先放下高兴得冒泡儿的宋真宗，去看看北边辽朝发生的事情。

辽朝这一年在打仗，打朝鲜半岛上的高丽。这不是双方第一次打，也不是最后一次打。而且结果出乎意料，那么强大的辽朝居然在这几场战争中吃了大亏。

这可能跟你一般的印象有点儿不一样。一般我们以为，自从1005年澶渊之盟之后，占了大便宜的辽朝就回去偷着乐了。大宋朝每年白给30万岁币，花着不香吗？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辽朝和高丽之间的这场战争，来反思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辽朝要打这么一场看起来没什么好处的战争？第二，更有趣的问题是，辽朝打过来，看起来很弱小的高丽，为什么就是打不服？

透过这两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东亚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穿越回公元1010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

大辽为什么要打高丽？

我们先来简单说说大辽和高丽战争的过程。

其实，在17年前，也就是公元993年，辽朝就打过一次高丽。双方很快就和谈了。辽朝的要求很简单，你不要跟我南边的宋朝勾勾搭搭。你不是对宋朝称臣吗？难道不知道你跟谁接壤吗？不知道这条街上谁是大哥吗？来，现在改向我称臣，一个头磕在地上，服个软，这事就这么算了。

高丽表面上说，行行行，你胳膊粗，听你的。但是事实上呢，高丽和宋朝的关系一直就眉来眼去，藕断丝连。辽朝当然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1005年，宋辽之间达成了“澶渊之盟”。辽朝算是搞定了南边，这下终于腾出了手，可以专心处理高丽问题了。

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背景。1009年，萧太后去世了。辽朝母后当家的局面可是持续了27年，现在终于结束了。辽圣宗现在多大了？继位的时候，还是10岁的少年郎，现在也是37岁的大老爷们儿了。理性上，得找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的军事能力，树立自己的政治威信；情绪上，也是第一次甩开膀子，自己要做一回主。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澶渊之盟那次，是萧太后辽圣宗两个人一起御驾亲征。这次是辽圣宗一个人御驾亲征。

澶渊之盟那次，打的是宋朝，是势均力敌的大国。而这一次，打的是朝鲜半岛上的小国高丽。

澶渊之盟那次，辽朝动员了二十万大军。而这一次，辽朝动员了四十万人。

你看出这个阵势了吧？在辽朝的心态里，越是容易打的对手，越要使出狮子搏兔的劲头，这次是势在必得，一定要打赢。

过程咱们就不细说了。战争的前半截，跟澶渊之盟那次打宋朝，差不多：都是辽朝气势汹汹地跨过边境来了，都是想一座一座地攻克城池，但是不顺利，于是干脆孤军深入，直捣对方的京城。

这是前半截。后半截的剧本，跟澶渊那次就不一样了。

当时高丽的都城，不是现在北部的平壤，也不是南边的首尔，而是中间的开城，当时叫“开京”，就是前些年朝韩合作的开城工业园区。大辽军队打到开城，发现人去楼空，就干脆一把火烧掉了开城，高丽的太庙、王宫，连带开城的民房，统统烧毁。

听起来痛快吧？但是接下来还能怎么办呢？高丽人明摆着是在搞坚壁清野的打法：地，你随便占，城市，你随便烧，但就是不让你有机会歼灭我的有生力量。辽军看看，这也不是个事儿，只好撤军。但是，哪儿那么好撤啊？辽军在北撤的路上，不断遭到高丽军队的伏击。渡过鸭绿江的时候，还被追上了，大批辽兵淹死在江里。

大辽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8年后，1018年，双方又打了一回。过程也差不多，辽朝是先胜后败，然后撤出。最后的结果呢，是高丽表面上向辽朝称臣，但是继续和宋朝之间的眉来眼去，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回到战争开始前的样子。前后二十几年，三场大战，最后打了个寂寞。

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你应该会有这么个疑问：听起来，这胜和败也没有什么区别啊？辽朝的战争目标好像不包括吞并领土或者要钱要物。辽朝胜利了，也不过就是要高丽称臣纳贡；打败了，最后结果也是高丽称臣纳贡。问题在于：辽朝要的是一个口服心服、表里如一的称臣纳贡；最后得到的仍然是一个阳奉阴违、表面文章的称臣纳贡。连个高丽的好态度也没换来，那这代价也太大了。辽朝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呢？难道就是为了耍个威风？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理解一个陆地大国的战略困境。

陆地和海洋不一样。海洋争霸，通常是通过歼灭战来解决的。因为海洋是联通的，既无险可守，也无路可退，两强相遇，拼的是一把定胜负。

但是陆地上就不一样。再强大的帝国，对边境之外的敌人，内心里也是充满了疑虑。古代的帝王，只要一想到边境，肯定头疼：在沙漠的那边，在山的背面，在河的对岸，在丛林的深处，到底有多少敌人？他们对我有多少敌意？在策划多大的阴谋？所有这些问题，我心里都没有数。即使我国土辽阔，我有军事优势，但是如果别人突然先发制人地搞我一下，我也肯定吃亏。

再深想一层，不仅我这么想，我的邻居也这么想啊。那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效应，我怕对方伤害我，所以，我要备战，增强我的威慑力。但是对方也不是死人啊，一看我在摩拳擦掌，他也只好磨刀霍霍，准备打仗。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局面：也许双方谁都不想打仗，但是没办法，彼此之间的猜忌，一旦进入一个螺旋上升的通道，双方往往是不情不愿地被拖进了一个战场。在国际政治学里面，还专门为这个现象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安全困境”。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打过一个比方，他说，这就像是同在一个车厢里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都紧张兮兮地注视着其他人，当一个人把手放入口袋的时候，他旁边的人也准备好自己的左轮枪，以便能够首先开火。

你看，这就是陆地大国的一个天然困境：你和你的邻居，只要不是朋友，那就可能逐渐变成仇人，最终大打出手。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个陆地大国的行为，看起来是穷兵黩武、欲壑难填，这只是事实的一个侧面。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它内心的恐惧。我必须要求我所有的邻居对我都是善意的，都对我没有安全威胁，否则就是“既生瑜，何生亮”，你不死，我不安，就要打服你，或者灭掉你。等灭掉之后一看，哟呵，疆土扩大了一圈，但是边境线也延长了很多，又和新的邻居接壤。老问题又来了：新邻居，你对我有没有安全威胁？有？来来来，接着比划。就这么反反复复地——扩张，然后出现新邻居，新邻居因为猜忌变成新敌人，然后爆发战争。

但问题是，扩张的力量总有一个尽头啊。到了强弩之末，再也打不动的时候，就会发现，即使打了胜仗，也是亏本买卖。战争带来的现实利益还是没有战争成本高，经常是在一片不毛之地反复地流血。你看，陆地大国的安全问题，有的时候不单是一个利益问题，里面还掺杂了心理恐惧的因素。

对，辽朝和高丽之间，就是这么个情况。

大辽和高丽本来是分头发展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公元907年建国，然后四面出击，迅速壮大。几乎与此同时，918年高丽太祖王建称王，936年统一朝鲜半岛。这两个人是同一代人，就相差五岁，都是一代枭雄。但是没关系，因为双方之间隔了一个渤海国，所以是井水不犯河水。

情况到了926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大辽灭掉了渤海国。这么一来，两家成邻居了。各自趴着墙头看一眼对方，都觉得对方是来者不善。

辽朝心里想，是我出兵灭掉了渤海国，你那里又是收人又是收地，这不是捡便宜吗？你跟我南边的汉人政权眉来眼去，这不是要对我两路夹攻吗？

高丽这边的心理活动更多：你大辽灭掉渤海国，我这里不是唇亡齿寒吗？我跟汉人政权搞好关系，这不是为了以防万一吗？

你看，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螺旋上升、震荡强化的“安全困境”，就这么出现了。除非高丽彻底认怂，表达出让大辽满意的善意和柔顺，不然，大辽怎么放得下心？这一仗是肯定要打的。

陆地大国就是这样，别说邻居不是善意的，就是我说不清邻居是谁，我心里都慌。

举个你熟悉的例子。秦始皇当年统一六国之后，马上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建立了一个统一大帝国，那么请问你的边界在哪里？对啊，你说你有一个四合院，那么东南西北的院墙都在哪里呢？你得要能说得明白啊。

秦始皇手搭凉棚一看：北部的对手是匈奴，这就好办了，派兵向北打匈奴，北边的院墙就有了。可以一转身，再往南边看，问题来了：秦国灭掉楚国之后，突然发现，它接手的楚国，是一大片辽阔的地带，而且南方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中国南部的地形复杂、破碎，当时还人口稀少，经济也不发达，没有一条能说得清楚的天然地理界线。那不行啊，天下一统了，一家人过日子，围墙在哪里，哪能不知道呢？所以，帝国的南部边疆必须往前推、往前推，一直推进到南方的极限，直到海边。

这就是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学到的知识了：秦始皇往南方派了大量军队，在南方沿海一带，设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个郡。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后来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帝国为什么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就是因为大量有战斗力的军队都派出去处理边境问题了，国内空虚嘛。

而去往南方的这些军队，有什么具体的战斗任务吗？有什么凶恶的敌人吗？是在抢占什么高价值的土地和资源吗？好像都没有，他们只是负责把帝国的边疆推到一望无际的大海，让帝国放心，我的南院墙外，除了大海什么也没有。

从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理解，一个陆地大国边疆问题的敏感性。

再回到这一年，公元1010年，大辽统和二十八年，你也就明白，通过澶渊之盟搞定了南部边境问题的腾出手的辽朝，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不计成本地远征高丽的原因了。

但是这场战争，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高丽明明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大辽差得远，而且只要叫声大哥，认个怂，就不用打这场仗了，他们为什么宁愿拼个国破家亡，就是不服这个软呢？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高丽为什么打不服？

你看，这场大辽和高丽之间的战争，战争双方的表现都有点奇怪。大辽是打了一场成本极高，打赢了收益也有限的战争，何况还打输了，你何苦去打？这个我们刚才解释了。

而高丽这边呢？是打了一场本来可以不打，打胜了也只能是一场惨胜的战争，那他为什么还要打呢？

我们先来看双方的实力对比。从现有资料推算：人口，辽朝有900万左右，而高丽只有210万。领土更是没法比，高丽也就20万平方公里左右，辽朝呢？400多万平方公里。20倍的差距。

而且，高丽当时也是一个农耕国家，和大宋朝非常像。大宋朝的那些军事上的劣势，高丽也有，比如骑兵不行。而大宋的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和战略纵深，高丽可就完全没有了。

但在战场上的表现，同样是面对辽朝大军，高丽好像比大宋更有死磕到底的精神。这是为啥？

这个现象，咱们可不能用现代人的“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概念去看。因为当时的高丽的状态，并不是傲视群雄，而是向宋朝称臣的。向谁称臣不是称臣呢？所以问题不在于肯不肯服软，而是：他既然可以向南边那位大哥服软，但是为啥偏偏不向身边的这位膀阔腰圆、动不动就动手打人的大哥服软呢？是因为瞧不起这位大哥吗？

哎，你说对了。就是因为瞧不起。

高丽对宋朝，在此前的30多年间，一共派使臣17次。而且，宋朝刚刚建立，就开始主动用宋朝的年号。在当时，用你的年号，是一种非常郑重的政治表态，是彻底认你当大哥的意思。那为啥呢？高丽和宋朝也不接壤。只能是因为在文化上仰慕。这个仰慕的反面，就是对辽朝的鄙视啊。

这么说是有证据的。话说943年，高丽太祖王建到了弥留之际，招来了大臣，口述了一份政治遗嘱。一共是十条。其中第四条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个东方国家，仰慕的就是唐朝的文化，各种制度都是按照唐朝来的。但是，那个契丹，就是辽朝，那是个禽兽之国，跟我们风俗也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我们将来在穿着打扮上，在制度上，一定别学他们家的。

你听听，这可是开国君主的临终祖训啊，这可是从骨子里看不起辽朝啊。我是东方小国，不是不能跪，但是不能跪我内心看不起的人。

对大辽来说，这就麻烦了：两国打仗，本来只有力量强弱的问题，现在突然多出来一个维度，还有个文化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仅要比硬实力，还要比软实力。

大辽和高丽的战争，大辽以绝对的优势，但是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原因当然很多：地形的、天气的、将领决策的，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但是你也能感受得到：高丽人在文化上强烈鄙视辽朝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欸，说到这儿，把视野打开，你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阶段，大宋和大辽，对周边的小国，都有点力不从心。

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大辽在武力上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宋拿他没办法。现在看来，大辽拿大宋的小弟高丽也没什么办法。哈哈，谁也别笑话谁了，大家都有露怯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这个历史阶段，东亚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帝国，大宋和大辽，拿周围的那些小国，好像都没有什么办法。

简单看两个例子：

往西北方向看：西夏的问题，我们将来会专门说。但是你看，就这么个小地方，今天的宁夏，还有陕西、甘肃的一部分，最强盛的时候，统共也就七八十万平方公里，实际有生产力的土地更小，也就银川平原和河套平原那两块灌溉平原。人口最高峰也就才300万。就这么个小政权，居然存在了189年。而且西夏和周边所有的邻居都死磕过。辽被金灭了，它还在。金朝被蒙古打得奄奄一息了，它还在。蒙古在欧亚大陆上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灭这个西夏也是费了老劲。

再往西南方向看：还有今天云南的大理国，存在了300多年，几乎和整个宋朝相始终。我们这代人对大理国的印象往往来自于金庸小说，总体的印象，大理国是一个特别佛系的国家。就是字面意思的佛系啊：大理国前前后后一共22位皇帝，有11位皇帝出家为僧，一半啊。到处都是佛寺，到处都是和尚，那你说这样地方的人，能有什么战斗力呢？

不好意思，又要让你吃惊了：云南这片地方，从唐朝开始就搞不定。当时这个地方还不叫大理，叫南诏。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之前，唐朝那可是鼎盛时期，居然三次打南诏也打不下来，死了至少二十万人，次次惨败而归。南诏的国王甚至在洱海边，挖了一个万人坑，把十万唐军的尸体埋在了一起，旁边还刻了个碑，说这场仗不是我想打，是唐朝欺人太甚，我叛唐，是不得已而为之。

宋朝开国的时候，按说太祖赵匡胤说过那么横的话：卧榻之旁哪容他人酣睡，那为什么大理国就这么大大咧咧地睡在这里，太祖怎么就没动它，甚至想也不想呢？

不是有个传说嘛，说当时宋朝的军队平定了四川，有人把大理国的地图都放在赵匡胤的面前了，太祖拿起手里经常玩的玉斧，沿着大渡河画了一道线，说，算了吧，这条线之外的地方，就不是我们该拥有的啦。今天我们去昆明大观楼，还能看到那幅长对联中的话，所谓“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宋挥玉斧，指的就是这个典故。

那为什么宋太祖不统一大理呢？说白了，还是觉得唐朝武力平定云南，结果大败的教训太惨痛了，自己也没有把握成功，干脆地图上画条线：算了，算了，由他去吧。

这就有意思了。我们把上面讲的信息统合起来看，你会发现，在这个历史阶段，东亚舞台上的两大强权，大宋和大辽，用武力都搞不定自己身边的这些小政权。大宋搞不定大理国和西夏，大辽搞不定西夏和高丽，看来不是大宋弱啊，是这个时代就这么个风格啊。是周边的力量强了啊。

简单说就是：到了公元11世纪的时候，东亚大陆上的各个部落的文明水位已经明显升高了，汉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对优势没有那么大了，各个民族的内部整合的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了，街上一旦出现大哥大家就都跟着走的时代结束了。

在先秦的时候，中原的华夏还有所谓的“五服”的观念。“五服”是什么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以周天子为圆心，画了五个同心圆。从里到外，依次是甸服、侯服、宾服、要服。最远的，完全没有开化的戎狄，叫做“荒服”。这五个“服”，合起来叫“五服”。

我周天子是最文明的，离我越远的，文明程度就越低。这么划分虽然粗暴，但是也基本符合那个时代的事实。这时候，中原的华夏文明，就东亚大陆的文明之光。

但是，当时间演进到公元11世纪的时候，你再睁眼看东亚大陆，情况完全变了。

首先，中原人嘴里的蛮夷，不再是茹毛饮血的游牧民族了。他们的经济形态，也不是只有简单的畜牧业。契丹人有很多已经转入了农耕。很多民族，像粟特人已经有了强大的经商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所谓蛮夷，全部都有了自己的文字。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就讲：如果是隋朝的时候，中原王朝周围有啥？只有高句丽马马虎虎可以称为“国”，因为至少有比较稳定的制度。其他的居民，你围着隋朝的边境看一圈，都是部落民，没有任何常设的大规模的政府机构，也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到了安史之乱之后，这种状况就完全变了——

“晚唐的中国被一些稳定的国家所包围——云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肃和今新疆的漫长边界上的极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国，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国及后来的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朝鲜半岛的新罗，还有远方的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批通晓书面语的精英，有的是以汉文作为其书面语，有的则是使用自己的书写体系。”

这个阶段的那些开国君主，就好像约好了似的，只要建国，捎带手就一定要创制自己的文字。907年，耶律阿保机创建辽朝，马上就开始搞契丹文；1036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前，赶忙创制西夏文字，那也是突击上马，三年就搞成了；女真人的金朝也是，1115年建国，1119年就搞出来了女真文。

在更早的时候，南诏也创制了自己文字“方块白文”，不过现在完全失传了。

你想，无中生有地创制一套文字，这个难度太大了。不是把它造出来就行的啊。还要组织学习，还要强行推广，还要大规模地翻译经典文献，这才是一套活的文字嘛。在那个时代做这些事，成本太高、效率太低。但明知道太难，为什么还是要做？

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民族的“文化觉醒”啊。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民族内部的文化整合。就拿西夏来说，自从创制了自己的文字，马上就尊为国字，凡是西夏的重要文件，全都改成用西夏文书写。记述自己的历史，也都改成了西夏文。他们非常清楚，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来源。

这个时候，周边的民族，长大了，就好像到了青春期：我青出于蓝，但是我偏要不同于蓝。我长大了，我就要叛逆，就要自我觉醒。我越是文化觉醒，我内部凝聚力就越强，你就越拿我没办法。

东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也不再是那种赢家通吃，强者独霸的政治了，而是进入了一种——论硬实力，谁也搞不定谁；论软实力，谁也不服谁——的状态。

请注意，这可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就在这个状态里，中华文明的下一轮整合，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

文明是怎么分散整合的？

刚才我们那段讲述，可能会给你留这样一个印象：在汉朝和唐朝的时候，中华文明真牛啊。但是到了宋朝这一段，中华文明变得文弱了，暗淡了，相比于周边，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

是这样吗？如果你觉得，中国历史就是——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这么一个代代相传的过程，那确实是这样。中国的唐代灭亡了，然后中国在宋代身上又浴火重生了，只不过，这个重生的版本是一个虚弱很多的版本。

如果这么看问题的话，就太中原本位了，这个视角就太窄了。

如果跳起来看，到万米高空再来俯视1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你会看到另一幅景象：唐代不是亡了，唐代是碎了，碎成了一块一块的，相当于一个大家族分家了，每个小家都继承走了一点大唐的遗产，每个小家都独自在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

我给你看几个简单的事实。

公元907年，朱温灭掉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那唐朝就这么死了吗？当时人可不这么看。

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几件事——

首先，当时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后梁，他继续奉唐朝的正朔，后来建立了后唐。说白了，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唐朝的继承人。

那后唐是哪年灭亡的？936年。三年后，939年，南方又冒出来一个南唐。开国皇帝宣称自己就是老李家的嫡系子孙，现在大唐的基业归自己继承。

别忘了，北边还有呢。北边的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的可汗，是在哪一年？请注意，就是在907年，唐朝灭亡的那一年。具体的考证，可以去参考《南望》这本书，林鹄老师的观点，耶律阿保机就是要建立一个汉人样板的国家。他也是隐隐然要继承大唐的地位。

你看，当时的这些小政权都觉得自己继承了大唐，那是不是他们自作多情，自己上赶着拉大旗作虎皮呢？不，他们这么想是有依据的。他们跟大唐的关系比我们以为的要深厚得多。

当大唐还是盛世的时候，住在大唐边界上的人，其实很多都是当时的各个民族的部落民。大唐对他们的管理办法，就是两个字：“羁縻”，这俩字还挺难写的，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怎么用这么两个字来指代管理少数民族部落的办法呢？就是控制和笼络嘛。

唐朝设过羁縻州，任命部落首领当羁縻州的军政长官，世袭的，自主权很大，户籍不上报中央，也不纳税，还时不时有赏赐。但是你别忘了，马笼头、牛缰绳可是牵在人手里的，撒欢乱跑捣乱可不行。

其中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部落，大唐还会有这么几手：

第一，赐姓李。这个不得了，你现在姓李了，你就跟大唐天子是一家人了，别看你在边疆，你跟皇帝可亲得很。西夏的皇室姓李，什么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就是这么来的。其他，什么高丽、靺鞨、奚、契丹、回纥、突厥、沙陀，当时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被赐姓李的。

第二，既然你都姓李了，那就是一家人了嘛，来来来，把你家最有出息的后生，送到长安或者大城市来。不要误会，不是人质！是替你培养。有的甚至能在皇帝的卫队中担任侍卫官，跟皇帝混个脸熟。

比如，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南诏的首领就派他儿子逻盛炎到长安见唐高宗。等这些人回自己的部落，既在长安见过世面，又跟皇帝打过交道，那你想，在他的部落里，肯定是铁杆的亲唐派啊。将来如果有机会接班部落长老，跟大唐的关系就会更紧密。

还有，这些部落的上层，经常会到大唐观光，都成了某个程度上的华夏通。中原的管理制度，他们学到了第一手知识，如果有机会回去当权，他们是非常有动力模仿中原的管理模式的。

现在你明白了：大唐这几百年，可没耽误功夫，一刻不停地在边疆各个部落当中播撒中华文明的种子。唐朝大树一倒，恰恰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觉得，我也是大唐的继承人，我也有资格把大唐文化发扬光大。比如，后唐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你一听就知道了，姓李，对，就是被赐的李姓，他们家是沙陀人，突厥人的一支。汉人朱温灭掉了唐朝，恰恰是沙陀人又举起了大唐的旗帜，替大唐皇帝报仇，延续老李家的血脉，他们比汉人更积极。

借用当代人经常说的一句俗话：大唐，“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到了宋朝的这个阶段，大家是各自带着大唐的某个片段的文化基因，分头向前发展。他们可不是什么异族，他们都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支脉。

那他们会渐行渐远吗？不会啊。再过不到300年，蒙古人就来了。蒙古人用那种旷古绝伦的武力，横扫欧亚大陆，把大唐文明播撒出去的种子，又重新一颗颗地捡起来，放到同一口锅里，回炉再造，完成下一轮中华文明的整合。

过去，我们知道中国的地缘政治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实，文化也是一样。当年西周分封天下，一把文明的种子撒出去，然后各自生长，几百年后，长成各自的样子。秦汉帝国来了，一锅烩，搞一次大融合。汉帝国崩溃，又是几百年南北分头发展，各有特色。隋唐帝国来了，又一次一锅烩，再一次大融合。现在这又是一轮，要等300年后蒙古人再来完成一次融合。这样的故事，在东亚的历史舞台上，是反复发生的。

当代中国人回顾过去的时候，如果只站在汉族人的角度、中原的角度、农耕文明的角度、主干王朝的角度，就很容易看不到这个波澜壮阔的、激动人心的历史过程。

其实，也不只是中国，在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类似的逻辑都在反复发生。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是他的自传。其中有一个片段，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茨威格去法国旅行，有一次去乡下看电影，看到了这样一幕：

“威廉皇帝在银幕上刚一出现，昏暗的大厅里立刻爆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他们完全是自发地大喊大叫吹口哨；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无不发出嘲笑。他们刚看到威廉皇帝，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感到十分吃惊，不由得惊恐万状。我觉得，经过多年对德国仇恨的宣传，流毒已浸入平民百姓的心里。在这个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这里的市民和士兵毫无恶意，却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有这么大的仇恨。银幕上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就引起这么一场骚动，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可见流毒是多么深广。下面继续放映其他画面时，他们就把刚才的一切忘记了。

……

那个晚上我心灰意冷，一夜未眠。

……

1914年6月28日，那声枪响落在了萨拉热窝，一瞬间就将养育、浇灌、容纳我们的那个世界——将那太平世界、将那充满创造力的理性世界毁坏殆尽，仿佛将一只空心的瓦罐猛地砸开，碎成了上千块瓦片。”

《昨日的世界》充满了对分崩离析的欧洲文明的绝望感。1942年，这本书写完，同一年的2月22日，茨威格在巴西的一个小镇的房间内服毒自杀。茨威格太绝望了，他觉得欧洲文明的灯熄灭了，欧洲破碎了，这个世界好不了了。

但是，我们这些后人都知道：茨威格太着急下结论了。

要不了多少年，欧洲文明在经过劫难之后，就会完成一次全新的、深度空前的大融合。茨威格只要再多活10年，坚持到71岁，他就能见证欧盟的前身之一——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诞生。他等到那个时候，再离开这个世界，心里会温暖得多，明亮得多。

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就像有一首元曲《我侬词》里说的——

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如果你觉得世界正在“大崩解”，那么，距离“大融合”的到来，就不远了。

​好，我们下一期，公元1011年再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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